王铭铭:上古概念与中国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715 次 更新时间:2017-04-16 00:5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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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铭铭 (进入专栏)  

   以下,我将先涉及一个西方早期传教士对“上古中国”进行汉学翻译的例子。接着,我将回顾后传统时期中国的历史书写国族化,解释上古概念及随之而来的历史分期方法如何被化为“新史”,替代“旧史”。此外,我还将展示中国史研究的“局内人”在其展开的“社会史论战”中如何言说上古时期的好坏。然而,我将回到古人的思想世界,分析中国古代对于“古代”的看法,提出,这些看法与西方有关上古与非上古的看法实可相比。我并不确定这些零星叙述是否能够构成一种与我们的主题——“上古与文明的动力学”——相关的论述,但是我相信,此处所叙之旧事,本身有着意味,而对于我们理解东西方文明之间的区别与联系,这些意味是富有启发的。

  

传教士汉学

   请允许让我由一个耶稣会士的文化翻译说起。

   17世纪,意大利人Martino Martini(1614-1661)首次将“上古”视为对翻译中国文明有用的观念。Martini有个中文名字,叫“卫匡国”,他是少数曾在远东长期生活的西方传教士之一。步耶稣会传教楷模利玛窦(Spence,1998:19-40)之后尘,卫匡国在明清之际居住在中国,他主要住在南方名城杭州。在历史学家中,卫匡国是以参与中国的外交事务而出名的。他是“同化型传教”方式的辩护者,赞同中国新皈依天主教徒保留自己的传统习俗,例如祖先崇拜(Mungello, 1989)。1655年,为了让欧洲人更全面理解中国文化,他绘制了中国地理总图(Novus Atlas Sinensis)。他原本计划写一本中国通史,上至远古,历经长时段的帝制时期,下至上帝的到来,但是在1658年,他最终只完成并出版了《中国上古史》之第一卷,而此书实为西欧中国上古史研究的先驱之作。

   对于如卫匡国这样的教士来说,耶稣的诞生,意味着上古时代的终结。在他的书中,延伸这一看法,他将早期中国分为最早的原始时期与耶稣出生(或汉哀帝元寿三年)两个时期。这个分期本身就反映了卫匡国的上古观念是早期基督教文明化传教的一部分。然而另一事实使我们的观察变得复杂些。卫匡国迫切想将中国上古的历史书写纳入到圣经的历史时间序列中,而他却还认为,远东之上古至少比《旧约》所定义的要早上六百年。有些学者可能会将萨义德对西方的东方学的批判强加在卫匡国身上,但是《中国上古史》,如同其他欧洲人的亚洲历史学(Lach and Kley,1994)一样,醉心于从域外来定位西方自身,这一点与现代人类学相距不远,因为它如同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Claude Levi-Strauss)所理解的人类学一样,“通过他者实现的具体化主体理解”,引申出有关本己的智慧(Levi-Strauss,2013:26)。

  

梁启超与翻译的现代“本土”政治

  

   到了明末清初,一些耶稣会士已用古汉语写作来告诉中国知识分子他们自己如何重塑自我和他者的历史,但是中国历史书写者直到19世纪晚期才逐渐放弃他们的历史时间概念,此前,他们坚持旧史传统,将历史描绘成由特定帝王的朝代构成轮替顺序。因此,正当西方传教士汉学家们兴致盎然地在远东挖掘西方上古时代的东方副本之时,中国知识分子对西方的历史时间框架兴致寡淡。

   然而,1901年,情况发生了变化。现代中国史学和政治理论的开创者,著名的改革家梁启超(1873-1929)破天荒地提出了“中国史”的概念。所谓“中国史”是指“中央王国”的整体历史,这既替代了以旧有的王朝史,也替代了那些以“支那”为形象的外国“中国史”。正是在梁氏的这一“新史学”中,西方的上古、中古及近代三期说脱颖而出。

   以“新史学”来替代以朝代更替及帝王统治之时序的旧史学,梁启超提出了一种对替代旧式朝代史的新颖国族历史叙述。他将中国传统史学的糟粕归为四个部分:一曰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二曰知有个人而不知有群体;三曰只有陈迹而不知有今务;四曰知有事实而不知有理想(梁启超,2014:85-91)。他宣称,“新史学”是为了克服“旧史”的所有这些缺陷而建立的。

   有必要提到,在此之前,梁启超的导师康有为(1858-1927)既已对儒家历史循环论进行更新,并以此为基础,提出了著名的“三世说”。康有为认为,进化论并不只是产生于现代西方,而且早在中国历史上的上古阶段就已存在,它有儒家哲学之根。以社会政治史的观点来看,中国历史的进化可以被视作从据乱世到升平世、从升平世再到太平世的过程(Hsiao,1975: 309-386)。

   尽管康有为自认为他的“三世说”源于中国传统,但这一“本土进化论”实际上明显与帝制时期正统的历史时间观念不协调。帝制时期,中国的历史分期并不依顺上古、中古和近代三段论来进行;相反,历史分期的依据是一个二元对立的宇宙观模式。开创了这一史学传统的中国历史上首位历史学家司马迁(公元前145-90)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来表达他的历史时间模式,其所谓“变”,并不是指一个由时期连续统所定义的时间性转型次序,而是指他所谓的“成败兴坏之理”,即势力兴衰背后的缘由。后来大部分中国史学家都追随司马迁,以其所定义的轮替式线性“逻辑”来解释历史阶段性。这是一种由阴阳结构动力所编码的历史性(Granet, 1930; 1973)。这种历史性指的是朝代次序含有的、介于治乱、分合、兴衰之间的摆动,这种摆动与对立面的政治命运之轮替规律相应。在此意义上,历史变动并不意味着相对立的势力之间的更替;相反,每个时期必然含有其相反相成的两面,特定时期的特征只不过在于并存的两方面中占“主导”的一方,而“主导”的形成,被认为是由历史命运所决定的。

   19世纪晚期,当康有为提出他的“三世说”之时,上古、中古和现代的三期说已开始被日本学者逐渐翻译成上世史、中世史及近世史。梁启超比康有为更现代些,他采用了日本对西方分期术语的翻译,并将之运用到他所谓的“中国史”的研究中。

   梁氏一面充分认识到民族中心主义存在的问题,一面依旧将有民族中心主义色彩的中国史视为必经之路。他有两方面的考虑。其一,中国史意味的国族历史能够帮助中国史学家们超越朝代史局限;其二,它能强化中国人的国族意识,促使东方人对西方帝国的入侵做出反应。

   在写于1901年的《中国史叙论》(梁启超,2014:63-82)中,梁启超介绍了上世史、中世史和近世史的三期说,并将之应用来重塑中国史。他认为,对中国史来说,上世史指的是黄帝至秦始皇的时期,中世史指的是秦朝到乾隆时期(1711-1799),而“近世”则是指伟大的乾隆帝去世之后的阶段(梁启超,2014:80-81)。

   梁启超的史学理论性质上是进化论的,它基于上述三期说模型,而梁氏认为,这一模型极好地适应将中国纳入世界体系的国族文明化进程的需要。梁启超认为中国的“上古”是“中国之中国”,“中古”是“亚洲之中国”,“近世”是“世界之中国”。

   “中国”、“亚洲”、“世界”的内涵相当复杂。一方面,这些概念构成了一个中国越来越对外开放的历史意象。另一方面,“历史进程”又被解释为“天演”,而“天演”概念由受英国教育的严复(1854-1921)于1896年所介绍,来自于其所翻译的赫胥黎“进化论”(俞政,2003)。“天演”意味着世界中心由东方转向西方,由此也意味着中国失去其在远古和帝制时期的“黄金时代”的历史命运。

   如此这般的跨文化翻译,保留了所解译词汇在西方语境中的原本含义[1],与此同时,又获得了新的意义。西学原本的上古概念是既有时间性,又有空间性,指时空上的“遥远过去”,意味着距离遥远的时间。不过,这种复合的概念,只不过是一种二位的历史图景,在其中,远和近、过去和现在被置于同一平面轴上表达。比较而论,中国的上古概念多了一个维度。它不仅有平面轴上的含义,而且还有垂直维度上的含义。汉文上古概念里不仅有表示距离遥远的“远古”含义,而且也暗示了在等级上的“更高”,这是上古的“上”的意思。这种观点与被广为接受的进化的历史学相矛盾,后者由梁启超的观点出发,假定越现代则越开放、越强大。

   在“上”、“中”、“近”的三期说里,历史作为河流的意象再次被建立了:历史好比一条河,必然从高处流向低处,而历史的这一必然性是“必要的”和“进步的”。然而,这种必要的、进步的历史也可以是“被诅咒而进行的”被动现代化的衍生物。在这历史的背后,我们看到另一种时间观念形态。古汉语中,过去与现在之分,表达为前、后之分。从空间上说,“前”意味着“之前”或者“在......之前”,后意味着“之后”或者“在…...之后”。在史学概念体系中,“前”指的是“之前”,“后”意味着“之后”,也就是说,“前”传达的是“历史”,“后”传达的是“未来”。因而对于中国人来说,历史是“在我们之前”或是我们所正在面对的,未来则是“在我们之后”或是居于我们背后的。这与西方的情况有所不同,在西方,历史在我们之后,而未来在我们之前(钱穆,2005:92-140)。

  

上古——好时期(东西)还是坏时期(东西)?

  

   在晚清或接近晚清的时期,上古概念被翻译成中文,其研究,构成了现代中国知识界的一道引人注目的风景线。自晚清至20世纪30年代,主流话语几度变异,但却共享了进步论和“退步论”(backwardism)的混杂心理。晚清的知识份子,对于中国上古时期的制度和宇宙观传统仍信心十足,他们主张吸取西方的先进技术,尤其是造船、铁路及武器工业的技术。在此之后直至1927年中央化国民政府建立之时,知识精英更迫切想要学习西方的社会制度和政治经济理论。大约从1927年左右起,他们则将兴趣点转向现代西方的世界观和本体论了,这些对他们而言,构成治愈身患顽疾的中国的必要“疗方”(吴文藻,1990:216)。我认为,这些阶段可以被形容成三种西方主义:技术西方主义、制度西方主义,以及本体论西方主义。

   对于上古的兴趣贯穿于这三个不同的阶段。

   第一代受西方影响的经学家中,有些是传播论者,有些是神话学家,他们拒绝将中国文化视作是缺乏现代化所需的制度和宇宙观条件的文化。另一些晚期帝国的学者,比如无政府主义者刘师培(1884-1919),渴望为东方变革寻求西方启示。他紧随法国汉学家拉克伯里(Terrien de Lacouperie)的观点。拉克伯里在1894年出版了一本书,专门讨论早期中国的西方起源。刘师培一边在美索米亚不达和埃及探索中国与西方共享的文明因素,一边努力重建堪舆古希腊神话相提并论的古代中国神话,其旨趣在于论证东西方之间存在着共同的古代文明基础(孙江, 2010: 116-137;Wang,2014:49-86)。

不过这些晚期帝制下依旧心存怀古幽思的知识分子很快遭到周边的国族主义同仁们的厌烦。梁启超自己就撰文提出,早期中国文明的资源存在于在国家的疆域内。后来,梁的学生王国维(1877-1927)和陈寅恪(1890-1969)各自发展了他们自己的史学。关注古史研究的王国维,致力于综合中国自己的观点及西方社会科学的概念,据此为早期中国制度的重建作出巨大贡献,而关注中古研究的陈寅恪,则主要关注各宗教和民族的融合,(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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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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