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树山:大师情结与中国教育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63 次 更新时间:2017-04-16 0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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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树山  


当代中国为什么出不来大师?这是国人争辩已久的问题。尤其每当诺贝尔奖开奖之日,此问题喧腾众口,为国族惭愧者有之,对西方愤激者有之,更有酸葡萄阿Q论调,认为那个奖算不得什么,中国人应不屑一顾。但是无论如何,诺贝尔的化学奖、物理奖、医学奖、经济学奖乃至文学奖都被公认为该领域的最高成就,对人类科学和人文精神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华人也有获奖者,每当有一个华裔人士获奖,无论该人属何国籍,我们都沾沾自喜,为之自豪,觉得脸上有光。这种欢喜其实是为我们的血统和祖宗欢喜,证明炎黄子孙也非笨蛋。可是欢喜过后,总有失落,返观国内科学、教育和人文领域的现状,不禁大为气馁。咱可以不上诺贝尔领奖台,骂他是资产阶级,对咱们有政治偏见,可是我们培养出自己的大师来了吗?大师或可有之,但那是过去的事情,和我们当今的教育体制和现状无关。如今,大师的背影已越来越远,渐至渺不可见,看看我们脚下的土地,不但没有参天大树,简直是秽草丛生。博士、硕士(还有他们的先生博导、硕导)遍布国中,却早已光环黯淡,斯文扫地。据说官方也立了几个“大师”,不但学问本事无足称道,其德行也大为可疑。学术界、教育界丑闻不断,一片乌烟瘴气。所谓人文精神的堕落首先是高级知识分子的堕落(此高级非指其学问高级,仅指其被供养在象牙塔中也)。中国科学的昌明、文化的建设和传承实堪重忧也!


或问,何以至此?当然是从教育来。教育来于体制,举国小、中、大学皆为国办,不但和国体一脉,成为科层制的官僚体系一部分,而且教育的目的,不在于宏扬文化,培养健全的人格,而在于培养忠顺的国民。种下稗草,何得出乔木?播下跳蚤,焉得望龙种?这样的教育,哪里会培养出使民族兴旺发达的科学和文化大师来?


几千年中华文明的传承靠的是代无穷已的大师出现。他们好比中华文明的一座座山岳,耸立在绵延的历史中,从孔子、诸子百家一直到近代,如星斗璀璨,光耀后人,使我们沐浴在中华文明的百代光华里,倍感温暖和自豪。因此,我们也赢得了世界其他民族的尊重和仰慕。从前的时代,文化并不普及,国内识字的人不多,可是为什么却出现一座座文化的山岳?就是在文字狱猖獗的清代中期,也有对中国历史典籍深研精讨的乾嘉之学,其中的经学大师给我们提供的丰富的文化和学术资源,如今的国学怕是难望其项背。之所以有这样辉煌的成果,得益于中国的教育传统。钱穆先生说:“惟论中国历史,远溯之先秦,孔孟讲学,岂不皆由私人。汉武帝时,已有国立大学,各郡亦有公立学校。然自经学有今古文之分,私家讲学尤为社会所重视。宋代书院兴起,私家讲学其地位声势均在国立公立学校之上。盖因西方政教分,中国则道统尤在政统之上,故教育权当操自社会下层,不当操自政府上层,此为东西双方所同。”这里说的是中国旧式教育,其教育权操自社会,而非来自国家的意志。东西方的教育体制在这一点上并无不同。钱穆早年所受教育,是新式小学教育,但根本点没有改变:这些小学都是有文化的乡村士绅为造福桑梓办起来的。钱穆先生早年就学和教学的学校都是这类学校,它培养了钱穆的学识,也培养了他饱受中国文化熏陶的健全人格。中国的私塾,受到后人诟病,但他的可贵之处在于“私”而非“公”,它除了文化的普及和传承外,还养成了中国人仁义礼智信的儒家人格。钱穆先生说:“若论中国,则家塾党庠自汉代已遍国皆是,所教皆以修身为本,知修身即知重名不重利,重公不重私,此可称为乃是一种人文教育……果论中国社会之文化传统,心理积习,实皆自私塾垫其基,此层乃不可不深切注意者”。人文教育,说到底,是一种文化熏陶,它和依赖灌输的党化教育有根本的区别。


社会办学,私人办学,乃是中国教育的传统。中国人重视文化和教育,中国的士绅一旦有了资财,首要的是在家乡办学。就是海外华人,如流寓马来亚的华侨,其巨商富甲,除办同乡会以接济后去者外,就是在当地办一所学校,用中华传统文化教育子弟。钱穆先生先后从教一些大中小学,多为私人所办。如他从教的厦门集美学校(厦门大学的前身)即为著名侨商陈嘉庚所办;无锡的江南大学,则为江南巨商荣家所办,抗战前,荣德生先生还在荣巷创办一所中学,钱穆的哥哥曾在那里任教。无锡另一巨商唐家,曾创办国学专修馆,请著名学者太仓的唐蔚之主其事,后来又为其在无锡建一别墅,以为其终老之计。巨商豪富对文化的敬畏之心由此可见。清末民初的名人张謇更大力提倡在其家乡兴办学校。天津的南开,上海的复旦等著名大学原也为私办。这里关乎中国传统文化对人心潜移默化的影响,也关乎中国的绅士人格,所谓“重名不重利,重公不重私”,恭敬桑梓,敬宗恤族,于地方有所贡献是大多士绅做人和做事的准则。钱穆先生十八岁到一所小学教书,这座小学的创办者秦仲立受过新式教育,他自云平生有三个志向:一是创办一学校,教育宗族乡党子女,二是开一诊所,义务为乡亲治病(他学过医);三是开一报馆,办一张地方报纸,敦化风俗,对地方兴革之事进行舆论监督。钱穆先生一生从教,后来他自己也在香港创办新亚书院(与另外两所私立学校一起成为香港中文大学前身),殚精竭力,得美国哈佛等两家机构资助,一时学者名流云集,培养了诸多文化精英。著名学者余英时即出于新亚书院。


西方历史悠久的著名大学,如英国的牛津、剑桥、美国的哈佛、耶鲁皆为教会所办。因西方政教分离,世俗权力对教育无所干预。美国的州立大学兴起比较晚,但始终没听说美国办一所国立大学。西方有民主自由的传统,国家从未想到垄断教育,以培养忠顺的国民。写出《罗马帝国衰亡史》的英国大历史学家爱德华·吉本因改信天主教被牛津大学开除,对母校颇有微词,甚至出语尖刻,但他仍然对那所大学留下了十分美好的回忆:“牛津和剑桥的学生并不散居在镇上,而是集中住在几所学院里。……许多公共建筑物,以其规模宏大或形态精美而吸引游客的注意;有几所主要的学院,竟像是一个思想开放的国家为了培养学问而建造并拨用的许多宫殿。”谈到学生们自由阅读和研究,他写道:“有一把钥匙交到我手里,让我自由开启一个藏书丰富的学术图书馆。我的宿舍在马格德林学院一座雄伟的新厦里,是三间装饰精致,配有上等家具的房子。附近的散步场所,要是常有柏拉图的信徒们来此散步,那就大可以跟伊利索斯河边上的雅典林荫地媲美了。”为了表达对母校的赞美之情,吉本还引用了一位名为洛思主教的话:


我是在牛津大学受教育的。我享受了那个著名学府大量给予我的一切公私利益。我在这个著名学校里度过了许多年月,经历了一系列安排良好的有用的训练和研究,参与了上流人士和学者们的愉快、有益的交际活动。这个学校以没有嫉妒的竞赛、没有猜忌的雄心、没有恶意的争论,激励勤奋,启发天资;以示范、表扬和引证的方式,提倡、鼓励并推进对知识的广泛追求和真正的思想自由。我呼吸了像胡克、奇林沃思、洛克那样的许多人过去呼吸到的空气;他们的善良行为和人道精神,是同他们的巨大天才和渊博知识一样广泛无垠的;他们始终以谦恭和尊敬的态度对待他们的反对者;他们经常以坦率、节制和自由判断作为必守的规则和规律,正如他们经常以此作为讨论的题目。你能因为我在这个地方受教育,因为我和这个学校有关系,并将永远拿这个关系尊为我最大利益与最高荣誉而责备我吗?


大师的产生是要有土壤的。敢问中国受过高等教育甚至出于所谓中国名校的莘莘学子,你们有这种自豪吗?你们有这样宽松自由的研究学问的环境吗?你们和这样的师友交往过吗?这里说的是十八世纪的牛津大学,在二十一世纪的中国或许它还是一个不可企及的梦想。


社会办学、私人办学要有自由宽松的社会环境,教育操之于国家还是操之于社会,关系极大。中国文明史演进数千年,教育从未被国家垄断,钱穆先生认为根本原因是道统高于政统,道统在政统之上。即便是历代帝王,自称天子则可,没有敢以圣贤自命者。皇帝自小也要请大儒教导,对老师恭敬有加。世俗权力至高无上,但没听说天下教化皆由天子之命。谁都知道,知识不可能出于国家政权,国家权力不能垄断也垄断不了知识。可是,自国民党一党专制,党国体制建立以来,文化、教育皆由国家来办,私人办学受到限制乃至禁止。教育传播知识,宏扬文化的使命退居其次,一切都为党的意识形态服务。小学生入学即背“总理遗嘱”,唱党歌,进行党化教育。49年之后,毛泽东更提出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方针,他自己是“伟大导师”,集道统、政统于一身,学校是历次政治运动的重灾区,知识分子全成了资产阶级,专政对象。文革中,大学停办(后按毛的指示只办理工科),中小学除了学毛的《语录》之外,搞成了学工、学农、学军的军事化体制,学校俨然兵营,这样的“教育”更是不堪回首了!


如今的教育如何?中小学搞应试教育,孩子苦不堪言,连孔夫子“有教无类”这一套都没有了,择校就是家长权力和金钱的比拼,孩子自小就体验到社会的丑恶和世态炎凉,身心所受的戕害何可言喻!在他们的眼里,世界已不再美好,明净的眸子里满布荫翳,权力横行,弱者无告使他们过早看到了人生的肮脏和残酷。大学连年扩大,圈地盖楼,债台高筑(欠的是国有银行的钱,无人为之忧虑),学院变成综合大学,高楼养犬儒,教师素质下降,滥竽充数的南郭先生比比皆是。不学无术者身着华衮,剽窃抄袭,欺世盗名,昂昂然,施施然,出入堂皇的名校之门;由于连年扩招,学生良莠不齐,更由于就业艰难,贫家子弟上升之路越来越窄,薰莸同器,优劣无别,最后就是比爹,权力通吃再次彰显社会的不公。国家用所谓重点课题引导并规范学术方向,使本应充满独立思想、自由精神的学术研究纳入国家意识形态(没听说马克思的《资本论》是普鲁士官方机构的重点课题)。大学管理者少有人所景仰的博学之士,多数倒是颟顸的官僚,由于全社会的官本位取向,一个学者地位不如一个有官衔的办事员。本应成为学问殿堂的大学经常以丑闻和犯罪令社会惊悚。又闻鼓励学生告发教师言论,课堂装摄像头以监视教师言行者。正是:依稀文雅风流园,多见寡廉鲜耻徒。从来道德文章地,翻作权钱交易场。以此教化民众,引领社会风尚,培育栋梁之才,延续民族文脉岂非缘木求鱼?


国家的专制权力垄断经济,则百业萧条;垄断舆论,则谎话连篇;垄断思想,则绝无真理;垄断教育——欲求科学昌盛,文化繁荣,大师迭出,用一个不文雅的比喻,好比要绝育的寡妇生孩子,那是决不可能的!


2010年12月23日于贝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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