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文享:商人团体与抗战时期国统区的经济统制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25 次 更新时间:2017-04-12 19:5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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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文享 (进入专栏)  

   提要:南京国民政府建立以后,即对商会和同业公会进行改组整顿,建构起了适于经济和社会调控的“宫室结构”。在1933年前后关于统制经济的讨论中,商人团体该如何自治或进一步被改组的问题又被提至台面,但国民政府与以上海市商会为代表的商界对于统制经济及商人团体在统制体制中之地位的认识显然存在差异。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实施了工商团体管制政策,建立起了以商会、同业公会为中介的经济统制体制。这一建制在事实上吸收了上海市商会提案的合理性。可以说,国民政府对于私营工商业的经济统制并非通过直接行政控制来实现的,而是在相当程度上借助了商人团体等民间性组织资源来推进的。这种使民间性商人团体承担过多公共职能的做法,对经济统制的推行及效果产生了极其复杂的影响。

  

   关键词:商人团体  商会  同业公会  经济统制

  

   在20世纪30年代初期,政府及社会各界对统制经济的讨论迅速高涨,关于统制经济之必要及统制体制之构建等问题众解不一,但战前的讨论确为统制体制的正式建立打下舆论及理论基础(1)。在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国民政府迅速建立起战时经济体制,其基本特征是政府通过政治力量加强干预经济活动,实施经济统制。国民政府建立了以四联总处、资源委员会、贸易委员会等为核心的战时经济管理机构,并颁布了一系列法规、条例,对国民经济各产业部门进行监控管理。正是基于此显性特征,一般认为国民政府的经济统制完全依赖于政府机构的直接管理或者是国家垄断资本的扩张,而忽视了商会、同业公会等民间经济组织在统制经济实施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2)。在商会史、同业公会史的研究中,研究时段亦长期局限于1937年前,对战时商人团体的情况缺乏系统探讨(3)。本文拟对商会、同业公会与统制经济的关系做进一步的讨论,或许可以増进对国民政府经济统制政策的认知,并藉以了解战时状态下商人团体的制度角色及其与政府之关系。

  

   一、战前关于商人团体与经济统制的讨论

  

   在1933年前后,关于统制经济的观点开始在民间提出,尔后逐步受到官方重视。在战前,知识界、工商界和官方都曾广泛参与到统制经济的讨论中来,汇成一股颇有影响的统制经济思潮,但这一思潮构成却相当复杂,其形成及其主张受到当时国内外经济、政治形势的深远影响。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危机及苏联计划经济的成功昭示出市场的弊端和计划的功用,但这两种手段又分别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制度相联系,因而在关于统制经济与计划经济之区别等问题上争论不休。同时,由于世界经济危机的影响、日本侵华的压力及外资的压迫,国内民族产业也面临着极大的竞争压力和发展困境。在赞同加强政府干预的主流观点之下,何为统制、如何统制的争论依然激烈。对于这场讨论,商人团体和工商界人士极其关注。但与知识界主要重于学术探讨不同的是,作为市场主体代言人的商人团体显然更关切自身在统制经济中组织定位及利益实现。1935年上海总商会明确提出实施统制案,宣示其统制主张,希望政府早日采取措施,以促成经济早日摆脱困境。这一提案也正式将官方拉到这一讨论中来,使其不得不就统制问题做出政策性表态。

  

   1935年5月,上海总商会向行政院及实业部提出,“为挽救工业衰颓,宜从统制生产避免过剩入手”这里的统制主张与社会上一般之主张已有不同,统制之目的是为挽救工业衰败,手段是为了统制生产避免过剩。先不论其主张是否可行,试看其理由:

  

   查吾国经济衰落,已达极点。新年以来,全国工商各业呼唬救济危殆情形不可终日,其致此之原因虽有多端,而外国工业品大量倾销,我国工业则一盘散沙,毫无抵抗能力,为重大原因之一……,国内工业皆各自为谋,不但不相联络谋一致之对外,甚且互相侵轧,多数只图私利,抱尔死我活之心,或则互相跌价,竞求脱货或则粗制滥造,欺骗一时……年来因萧条农村破产,各种工业品过剩,更甚有识之士,只有主张联业以图自救,但只昙花一现不久消散。

  

   因此,呈请“行政院实业部即日核准颁布工业统制条例,庶全国工业之产销统计及由是成立各业皆得因条例而成有组织之强固防御,外以为洋货争衡之武器,以固民族经济之基础(4)。上海总商会还以实业部之名义草拟了工业统制条例草案,凡十六条,包括适用范围、统制机关、统制方法、罚则各款,核心为六至十二条,其内容如下:

  

   第六条,凡每种工业经实业部查明该业全国产量已超过消费总量以致有生产过剩现象时得由实业部指令该业限期组织统制机关,其主要事务如下:甲、限制生产;乙、联合营业;丙、详定货品等级及成本;丁、统一及审定市价;戍、开辟销路;已、改良出品;庚、统一原料及培植;辛、其他统制必要之事。

   第七条,凡一工业有生产过剩情形经同业中占该业工业产量半数以上之工厂请示得由实业部核准组织统制机关,依照第六条规定事务择要办理。

   第八条,各业统制机关于实业部指令核准设立后应在限期内呈报成立,所有全国同业均得加入,不得违规。

   第九条,各业统制机关之名称及组织方法由各业自行择定呈请实业部核准备案。

   第十条,各业统制机关之最高机关应为合议制,其人选应以该工同业工厂之经理人或代表充任之,但该项统制机关如系实业部指令组织得由部派数人参加之,其所派人数以同业所派人数三分之一限。

   (说明:统制机关之最高执行人员当然应以本业人员充任,但如系官厅指令所组织无论其为官厅察及或同业呈准而来要之必有一部分同业系属强迫加入,则官厅派员参加可以遇事从中调处,解除阻隔,藉以健全其组织也。)

   第十一条,凡一种工业已有统制组织或颁布有统制组织时实业部得因该业统制机关或该业

   总生产量百分之八十之联署呈请停发设立新厂之许可执照(统制之精义调剂产销,居于重要之地位。如果一旦已有编制或已颁统制,当然已有供过于求之情形,已设之厂且须限制生产,自不能再许另设新厂,此条规定统制之最要着也)。

   第十二条,各业统制机关之章程或办事细则由各该最高机关以合议制订也,呈请实业部核准备案。

  

   上海总商会立足于中外经济竞争中民族产业的弱势地位及工商业内部竞争失序的现状,提出以统制及计划的方法来整合民族产业,抵制外资入侵,其出发点殊应肯定。草案的所提具体办法是通过统制来限制新的企业进入,规范企业营销行为,从而消除因目前之过度竞争所造成的经营困难,并消灭表面之生产过剩状态。上海总商会在此草案中,对于统制组织也有周详之设想,各业之统制机关虽然要经政府部门批准,但实暗含由工商业者自主其事的企图,而自主其事的组织如何?自是以商会与同业公会为主,各业统制机关均要求以本业人员担任。这里,上海总商会实是想以商人团体为主,扩大其职权范围,取得经济管理的实权,进而减小竞争压力。这一主张是否能得政府与社会之赞同,还需大大存疑。概商会所指统制主要是冀合政府及商会之力来调节生产,协调竞争,其意实为针对自由竞争之弊端提出,颇合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消解资本主义生产过剩之义,但当时中国企业的困境却并非生产过剩造成的,而在于企业竞争力的低下及社会需求的严重不足。草案表明商会希望掌握统制之主动权,但限制生产之说却极易使政府及社会怀疑上海总商会的动机。对于上海总商会的种种建议,姑且看政府如何回应。

  

   1935年9月,国民政府行政院及实业部将上海总商会之提议及其草案分发至各省政府,要求各省详加参酌,切实具文回复。江西、广西、南京市、四川、宁夏、江苏、上海市、北平市等省市政府均仔细审阅草案,提出了各自意见。以省份论,南京、四川等省市政府以为限制生产不许另设新厂是否与工业前途有妨及小产量者能否免于大厂之抑制垄断殊堪注意;察哈尔、云南等省认为该项统制办法未能顾及边区特殊情况;浙江省政府以为该草案忽略整个国家经济及国防政策,并且所订以统制之权付之厂商之手有独占市场之虞;江苏、上海、北平、安徽、河南等省市政府则以为限制新厂减少生产徒为外国造成扩大倾销机会,江苏省认为挽救工业须为増进生产而统制绝对不能为限制生产而统制(5)。正如前文所析,各省市肯定了实施经济统制有其必要,但对商会提出限制生产的主张大为疑心。

  

   1936年6月29日,实业部工业司与商业司会商后也认为,“该会仅以市场凋弊货销阻滞,竟认为生产过剩图谋限制,不知国内工业制品尚不敷国内人民销耗,徒以外厂未由限制倾销无法防御……既有大量生产又有大量输入,国内有限之市场国产制品为所排挤壅集不流遂呈生产过剩之病态现象。该会不察本源,因其过剩而益限制之,不啻为渊驱鱼,自趋绝境。(6)这一批评极其严厉,亦表明政府与上海市商会在经济统制的目的及手段的认识上相差甚远。

  

   但实业部与各省市政府仍然肯定了实施经济统制的必要性。既统制有其必要,首先即在统制机关及其组织。上海市商会主张要以商会及同业公会为统制,在这一点上,各省市及实业部的态度又是如何呢?

  

   1935年7月31日,浙江省回文认为,统制应由行政院、实业部及各政府机关主持,同时加强同业公会及其联合会以为组织基础,“工业统制原则应根据整个国家之经济政策及国防政策为主体,……应由行政院主持,由实业部组成统制机关。”1935年7月27日,江苏省回文不仅反对上海总商会实施统制的意见,也否定其由各业自行组织统制机关的建议,认为“不论其统制机关应否由各业自行组织,即以整个条文之意观之,其目的实为组织—限制新厂减少生产或保护现状之统制机关”。1935年8月2日,上海市政府回文,对上海市总商会草案中关于以商会与同业公会为统制机关的主张深表忧虑,“原草案所称之统制机关,以同业公会为主体,则此项统制机关实为变相之卡特尔(Catel)制度。……以过去之事实观之,乃知以同业公会为主体之统制机关,恐不能发生统制之实效”。1935年9月18日云南省回文认为同业工厂未能尽入公会,将会影响到公会的代表性,“原案拟为以该工业同业公会之经理人或代表人充任之,然实际交通不便资力薄弱之工厂,不能派员参加,其结果即不免为一部分之同业所操纵。言外之意,对公会参与统制尚有部分肯定。

  

   明确提出表示可由政府与同业公会共组统制机关的地方政府是绥远省。1935年10月19日绥远省回文认为,统制能否切实实行,关键在于切实掌握各行业实情,而要掌握实情,“似非预有严密庞大之该项调查组织并与各地主管官署及各该同业公会切实联络,不易收查明之功”,依此,必须先组织有健全的同业公会或者同业公会联合会,方为统制之先决条件。绥远省提出,“应由实业部统筹并计依各地供求交通等之关系,划全国为若干统制区,与地方主管机关及同业公会组织纵横合作机关,分别委派人员规定严密工作程序,相互联络,尤须对当事之工商业者付与调查稽考及建议等之便利,随时将各地调查等所得之实际产销及其他有关各情形报告实业部,同时地之需要全盘筹划分区统制。(7)

  

归纳各省市的意见,大多承认商会、同业公会具有熟悉行业情况、能够为制定统制计划提供真实信息的制度优势,(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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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邢宗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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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经济史研究》2006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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