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晓明:唐诗与中国文化精神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531 次 更新时间:2017-04-12 10:4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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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晓明 (进入专栏)  

两个老先生和两个禅师


   很多年前,华东师大的施蛰存老先生,招考研究生时出了一道题目:“什么是唐诗?”这是一个有意味的问题。唐诗是一个美好的词语。汉语中有很多美好的词语。比如长江、黄河,黄山、长城等。唐诗也是汉语中最美好的词语之一。我们提起唐诗,就有一种齿颊生香的感觉。唐诗只是风花雪月么?只是文学遗产么?只是语言艺术么?当然是的,可是我们又总觉得不够。我们仅从风花雪月去看唐诗,或许表明,我们的人生可能太功利了。我们仅从语言艺术和文学遗产去看唐诗,我们又可能把唐诗看得太专业了。唐诗还可不可以指向一些更远更大的东西?

   我知道,唐代有兼容并包的文化精神(丝绸之路,以长安为中心,西至罗马,东至东京。各种宗教,和平共处),有世界主义的文化精神(国力极强盛,版图辽阔,经济发达。文化既大胆拿来,又送去主义,元气淋灕、色彩瑰丽),有继承创新的文化精神(秦汉帝国的文化格局、南北朝职官、府兵、刑律等),但是教科书上,似乎只有这些才是唐诗的文化精神。不是说这些不重要,然而谈到唐诗的文化精神,就只能是“遥想汉唐多少宏放”,我觉得这似乎是一个成见。今天我们都不从这些大地方讲起,诗歌毕竟是关于心灵的事情,我们从唐诗的心灵世界讲起。不是说这些不重要,而是心灵性才更是唐诗幽深处的文化精神。

   我常讲诗歌,也常常想起了杭州的西湖边上,花港观鱼的旁边,曾经住着近代的老先生、仙风道骨的诗人马一浮先生。马先生说,诗是什么呢?马先生有四句话说得好:诗其实就是(人的生命)“如迷忽觉,如梦忽醒,如仆者之起,如病者之苏”。后来叶嘉莹教授说,这是关于诗的最精彩的一句定义了。诗就是人心的苏醒,是离我们心灵本身最近的事情。是从平庸、浮华与困顿中,醒过来见到自己的真身。我们为什么说仅仅从风花雪月、语言艺术、文学遗产、汉唐气象等来读唐诗,总觉得不够呢,那就是隔了一层,没有醒过来跟自己的真身相见。

   这似乎有点玄了。有没有真身,这本身就是一个值得进一步论证的事情。但是我这里姑且将它作一个比喻:人生有很多幻身、化身,是这当中那个比较有力量、自己也比较爱之惜之的那个自我,而且是直觉的美好。我又想起古代有两个禅师有一天讨论问题,第一个禅师说了一大套关于天地宇宙是什么的道理,轮到第二个禅师时,他忽然看到池子里边有一株荷花开了,就说了一句:“时人见此一枝花,如梦相似”。我读唐诗,似懂非懂、似问似答之间,正是“见此一枝花,如梦相似”。因为读诗是与新鲜的感性的经验的接触,多读诗,就是多与新鲜的感性的经验相接触、相释放,就像看花。也因为读诗读到会心,又恍然好像古人是我们的梦中人,我们是古人的前世今身。

   我只举一个小例子,我十五岁离开家去当工人的时候,心里只是想家呀,沛然莫之能御。有一天读一首小小的唐诗:

   日暮苍山远,天寒白屋贫。柴门闻犬吠,风雪夜归人。

   我忽然就觉得,那个大风大雪中,快要回到家中的夜归人,就是我自己的背影啊。心里一下子有说不出的温暖与感动。为什么唐诗会这样呢,我想这是因为唐诗表达了我们古今相通的人性。而且是用永远新鲜的感性的经验来表达。所以唐诗一方面是永恒的人性,另一方面又永远是感性的、新鲜的。而这个古今相通的人性,恰恰正是中国文化内心深处的梦。我想我们中国文化做梦做得最深最美的地方,就是古今相通、的人性精神。永远的风花雪月,背后是永远的人性世界。

   具体而言,唐诗中所表现的中国文化的人性精神,可以从哪几个方面来谈?我先把结论写在下面,然后再来一个一个证明。

   一、 尽气、尽才的精神

   二、 尽心、尽情的精神

  

人生要尽气、尽才、不舍弃的精神


   《尚书》有一句老话:人为万物之灵。表明,人的生命,是天地间最美好的事物。这是古老的中国文化的一项重要的发现。《诗经》里有句诗:“夙兴夜寐,毋忝尔所生”。意思是说早晨起来,晚上睡下,都要想想,是不是对得起自己的生命。《尚书》《诗经》这两句话联系起来,我想,如果没有古代先民对于人的生命美好的发现,就不会有这样的对于生命美好的爱惜。像一个爱清洁的人家,每天都窗明几净、开开心心地过生活。《诗经》还有一首诗很重要:“天生烝民,有物有则。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孔子曾说:“为此诗者,其知道乎?”(《孟子》)表明这是中国文化思想核心价值的一个重要表达。我们简单说,有这样几个意思:一、人是宇宙的善意的创造(天生烝民,有物有则)。二、生命是生来美好、高贵、不可贬抑的(有则(品格)、秉彝(常道))。三、人在世的意义,正是善待生命的美好,充分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以不负此生、不虚此生(好是懿德)。四、无论如何艰难困顿,人生永不舍弃。这四个意思,归结为“人为万物之灵”这样一个古老的信念。

   为什么讲唐诗要讲到这里呢?我们说唐诗里头有一个主要的声音,是说人在这个世界里要善待自己,要不负此生,不虚此生,这是我的一个直觉。我们从简单的常识讲,以诗仙李白为例子。李白,我常常想,中国文化中有李白这个辞语,真是一个美妙的亮点。有点像美国文化里的自由女神,法兰西文化里的马赛曲。如果说别人尽十分气、十分才,即是尽气尽才的生命,而李白是尽二十分、三十分。根据我的的描述,李白一生,集书生、侠客、神仙、道士、公子、顽童、流浪汉、酒徒、诗人于一身(日本学者还说他是官方的间谍),超量付出了才与气,尽管如此,他还要拉住太阳,“羲和、羲和,汝奚汩没于荒淫之波!”尽才尽气的表现,现代人的说法就是自由。自由有两种,一是积极自由,即充分实现自己生命的美好。二是消极自由,即不受外来力量的束缚。积极自由在李白身上,好像有光有热要燃烧,有不能已的生命力。这里有两个原因,一个是他身上的西域文化因素,热烈、奔放、浪漫、沛然莫之能御。“明月出天山,苍茫云海间。长风几万里,吹挂玉门关。”这首小诗有一个秘密:天山以西,是他美好生命的发源之地。另一个因素是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道家自由超越精神的对他的影响,功成身退、永忆江湖归白发。他仍然是中国文化之子。李白的消极自由表现在鄙弃权贵、笑傲王侯,“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他是中国知识人中,最能自尊自爱、最不受拘限的一个典型。李白这个辞语,几乎成为真正的文人自爱的一个美好的理想。我的朋友邓小军教授写文章,说李诗有一个意象系统,即太阳月亮长江黄河,有日月经天、江河行地之美。他把他的生命、才情,挥洒到那上面去了。他连普通的差别送别,都要写到天上去。

   杜甫是一个厚字。结实扎根在地上。最后死在回中原的船上,伏在船上写诗说:“战血流依旧,军声动至今。”中国唐代诗学的两座主峰,一个是天的精神,一个是大地的精神,真实做人、积极用世,不管他们有没有建立了什么功业,他们的生命是活得有声有色、有光有热。但是他们对于他们的时代、社会,是尽心、尽气、尽才的。他们并没有从他们的时代得到什么,他们的时代却因为他们的存在而伟大。

   唐代第二线的大诗人韩愈、柳宗元、白居易、李商隐、杜牧等,都是做人做事有担当,有作为的。韩愈一生最精彩的是谏佛骨,苏东坡说他是文起八代之衰,道济天下之溺。在举世滔滔的佞佛大潮中,障百川而东之,挽狂澜于既倒。柳宗元一生最突出的是参与王叔文集团的政治革新,被贬谪的后半生不屈身降志,又做出了影响深远的政绩。白居易最亮点的是领导了中唐的新乐府运动,“惟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让诗歌文学发生社会良心的作用。深刻影响了后世中国文学。李商隐与杜牧都是博学多识、才华盖世的士人,不仅仅是诗人。正是他们压抑的才华得不到实现,才成全了他们美丽的诗歌,某种意义上说,他们的诗歌,正是他们不负此生、不虚此生的证明。所以我们可以说,唐代的第一流的诗人,个个都是要拿出自己生命的美好,要做一点事情,都是想要让自己的才智充分得到表现的。

   有关唐诗学的一些关键词,譬如盛唐气象、兴寄风骨、诗赋取士、诗史精神、歌诗合为事而作、讽谏诗等,都指向刚健有为、向社会负责、以天下有道的关怀,做到不负此生、不虚此生的时代精神。这些关键词,正可以简明有力地代表唐诗的基本精神。我看唐代人对唐代人的诗歌评论,也是推崇尽气的精神,譬如盛唐诗人任华《寄李白》:“古来文章有能奔逸气、耸高格,清人心脾、惊人魂魄,我闻当今有李白。”可见我们不是无根据的。白居易说:“天意君须会,人间要好诗。”高度概括了这种时代精神,表明:好诗是天意之所在,天意之肯定。这是一整个要好诗的时代。诗人最懂得这个道理,他们是要让天下都成为美好的诗。

   这就要说到隐士、说到佛道。有人会说:隐士和佛道,不就是舍离人生、不发光不发热么?这个问题很大,我只能简单说。先说隐士,其实唐代的隐士与后来的还是有区别的。唐代的隐士,是布衣入仕前的等待,也是读书人得第后或罢官后的选官的等待。所谓隐士,仅仅意味着此人没有功名,不象宋以后的隐士,根本不参加考试,不求功名,甚至甘心使自己默默无闻,老死无人知道。所以唐代的隐士,无非是等待入仕的一种生活准备。再说佛教。佛教应该分开,它的社会影响是消极的,负面的,而他的人文意义却是积极的,正面的。譬如高高山顶立,深深海底行。一日不作,一日不食。寒时寒杀阇梨,热时热杀阇梨。非常刚健、积极。莲花的喻象更是这样。禅宗是很有自主性的。王维佞佛,但也写过“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这样雄浑刚健的边塞诗,没有人说王维会贬抑自己的生命的。更重要的是他的那些田园诗,也是围绕着人心美好的体验。佛家与道家,在诗歌中不仅不是舍弃生命的,而且还是增加生命的美好的。只不过是从另外的方面来勉励生命。道家的超越精神与佛家的清洁境界,完全是创造性的,说佛教和道家是否定生命,这是一个很大的误解。没有了佛家和道家,中国的文化精神就不完整。

   这就要说到晚唐。大家会问:你说的是盛唐精神,那么晚唐呢?不是都有点气脉衰败了吗?如果是跟盛唐比,晚唐是不够尽气了。但是不要忘记,晚唐诗人是尽才的生命精神突出出来了。上学期我去复旦大学参加杨明教授的博士论文答辩会,有一博士生写晚唐诗的论文,提出晚唐诗人有一种诗歌写作的崇拜,中国文学史上著名的苦吟诗风,就从那里出来的。他认为苦吟就是从原先的以写诗为手段(科举功名),变成了以写诗自身为目的(为写诗而写诗)。这样就可以更充分、更纯粹地从写诗的精神创造活动中,得到才华的表现,得到精神生命的安顿。所以,依我的观点看,晚唐尽才的诗歌崇拜,骨子里是盛唐尽气的诗歌精神的转化形式。王建说:“惟有好诗名字出,倍教少年损心神”;白居易说的“天意君须会,人间要好诗”,到了晚唐,好诗才成为一种可以使人终身赴之、类似于宗教信仰一样的美好追求。所以,从初盛唐尽气的生命到中晚唐尽才尽情的生命精神,其实仍然是善待生命、高扬人性美好,不负此生、不虚此生的文化精神的表现。如果没有中国文化的这个人性亮色的底子,就不会有唐诗的这种表现。所以,我主张唐诗背后有一个秘密,有一种很深的精神气质,就是尽气尽才的精神,就是不负此生、不虚此生的时代集体意识。如果有谁敢说自己的生命是不负此生、不虚此生,用中国文化的说法,我们就可以说他是得了唐诗的真精神。

现在我们来读读那些千年传诵的名句吧。我们看诗人动不动就说“秦时明月汉时关”,(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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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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