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路:感受奎因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089 次 更新时间:2017-04-09 14:0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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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路  

   七年前访问哈佛大学,曾经走近奎因(也被译为“蒯因”),听他身边的人讲述他的故事,感觉十分亲切。今天翻阅刚刚出版的奎因中译本选集,似乎再一次走近了他。他的语言文字,他的思想精神,依然是活生生的,尽管他已是一位历史人物。以下前两部分文字写于2001年,记录了我两次不同的感受。

  

   2000年的圣诞节,奎因教授(W.V.O.Quine)没有能够和人们一起度过。就在这一天,这位美国著名哲学家溘然离世,享年92岁。

   这个不幸的消息,我是年初从西部回到哈佛以后,在1月18日出版的哈佛大学校报上看到的。该报用三分之二版的篇幅刊登了一篇文章,题目是“奎因,92岁,是二十世纪的主要哲学家”,并配有一张奎因在办公室里的半身大幅照片,照片的说明文字是:“奎因最著名的是他对认识论和哲学的贡献”。面对奎因的照片,我的感觉是深深的遗憾。

   搞哲学的人,大概没有不知道奎因的。我最早接触奎因的著作是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读了他的《从逻辑的观点看》和《语词和对象》,觉得他的英文非常流利优美。后来读了他的一些哲学论文,逐渐体会到一种切入哲学问题的方法和角度,有了一些兴趣。近几年来由于研究逻辑与哲学的关系,又读了他的一些论著,真正体会到他为什么会坚持一阶逻辑,由此也使我对他关于一阶逻辑与高阶逻辑和模态逻辑的区别的论述十分重视。这次能够来哈佛,非常高兴。原因之一就是因为奎因在这里。他不仅在哈佛大学哲学系读了博士学位,而且从1933年到1978年在这里工作了四十多年。即使退休以后,他在学术界依然十分活跃。由于他的工作成就和影响,哈佛大学哲学系不仅是美国分析哲学的旗帜,而且成为国际学术界分析哲学的重镇。能来哈佛,不仅可以了解美国哲学界的状况,而且我本以为可以拜访奎因,好好向他请教一些问题。遗憾的是,我只接触了解了美国哲学界,却没有能够见到奎因先生。

   奎因是二十世纪最重要的哲学家之一。如果仅从哈佛来体会美国哲学界,可以说不谈奎因的思想几乎是不可能的。他关于本体论承诺的论述,他对分析和综合这一传统区别的批判,他提出的翻译的不确定性的观点等等,几乎成为讨论中的常识。而且,这样的讨论并不仅仅局限在分析哲学中,在认识论和本体论的讨论中也频繁出现。而在国际学术界,奎因有二十多篇论著被翻译成五十多种语言,影响之大,不言而喻。仅从我国来看,奎因的思想也有一定影响。他的名著《从逻辑的观点看》《逻辑哲学》和《真之追求》都已经被翻译成中文。目前涂纪亮和陈波先生正在组织一些学者努力翻译出版他的文集。已故郭世铭学兄担任其中一卷的主编。去年,他在病床上两次托付我帮助他把这一卷校好。由于出国,我只来得及校阅了两章译稿,而把其他译稿的校对工作交给了学兄张清宇。据我所知,担任奎因著作翻译主编工作的还有陈启伟和张家龙两位老先生。我想,老中青三代学者自觉自愿,一起翻译介绍奎因的思想,这一事实本身就说明奎因的重要性。而我来到奎因身边,却没有能够见到他,怎能不遗憾呢!

   我想拜访奎因,并非异想天开。我与他不仅有过文字来往,而且也有一面之交。多年以来,除了学习研究奎因的著作,我也翻译介绍过他的思想。十几年前,王炳文先生请我帮助翻译德国哲学家施泰格缪勒的名著《当代哲学主流》。记得当时我刚从德国回到北京,事情很多,但不好意思推辞,因此答应只翻译一章,结果他给我的一章就是专门讲述奎因思想的。九十年代初,我读了奎因刚刚出版的著作《真之追求》,觉得非常好,想把它翻译成中文,于是写信给奎因先生,希望他能够帮助解决版权问题。奎因先生立即给我回信,并寄来即将出的修订版的修改部分。1996年10月,我应邀到日本讲学,恰巧参加了在日本国立京都国际会馆举行的第12届京都授奖庆祝会和学术研讨会,有幸见到了88岁高龄的获奖者奎因先生,并听了他做的报告“本能,具体化和外延性”。会议期间,我与奎因先生进行了简短的交谈,请他为《真之追求》的中译本写一个序。他很高兴地答应了。后来,除了寄来中译本序以外,他还给我寄过几篇论文。有这些交往,我本以为拜访奎因先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而且来到哈佛以后,我听说一年以前,德雷本(Dreben,B.)教授去世,奎因还出席了他的葬礼。因此我觉得见到奎因先生应该没有什么问题。

   2000年10月,我特意带着三联书店出版的中译本《真之追求》,到哈佛大学哲学系提出要拜访奎因教授。系秘书对我说,他身体很不好(He is not well),不能见外人了,有事情可以与他的儿子联系,由他的儿子转达。我从系秘书的眼神和语气里明白了奎因的状况,因此只是向系秘书要了一个信封和一张纸,写了几个字,夹在书里装进去,请系秘书交给奎因的儿子。我在纸上写道:“我把这本书送给奎因教授,以此表示我的敬意,同时希望奎因教授看到这个中文译本会感到高兴。”我甚至没有留下我在哈佛的地址。今天的遗憾是如此清晰,我终于发现,当时在我失望的内心深处,其实仍然不是没有企盼的。直到3月8日,开过奎因纪念会之后,从奎因的儿子给我的来信我才知道,他父亲看到这个中译本“很激动”(thrilled),这使我也很激动。

   哈佛校报的文章里引用了许多著名学者对奎因的评价,包括哈佛大学哲学系著名教授帕森斯(C.Parsons)和普特南(H.Putnam)。我觉得,其中帕森斯的一个评价很有意思:“他非常容易交往(sociable),但是如果他没有什么东西可说,他就不喜欢说。”这使我想起奎因在给我的第一封信里,特意用中文写上“王”来称呼我。我当时的感觉是“他一定很有趣”。对于后面一句话,我的理解是:奎因先生,或者像他这样的学者,并不是愿意什么都谈的,因此也不是什么人都可以交往的。我想,下学期应该去问一问帕森斯教授,这样的理解对不对。但是不管怎样,奎因的著作和思想留了下来,人们与它们总是永远可以尽情交往的。

(2001年于哈佛)

  

   2001年3月2日下午3点,哈佛大学哲学系在爱默生楼一层报告厅举行了“奎因纪念会”。硕大的黑板擦得干干净净。讲台正中树一幅奎因像,前面摆放着许多奎因的著作。左边设一个讲台,有话筒,右边支一个架子,上面是一巨幅奎因像。大厅两侧陈列一些奎因的生活照,大小不一。虽然这一天下了小雨雪,但是前来参加会的人仍然很多,三四百人的大厅几乎坐满。看到一些与会者走路甚至颤颤巍巍,我不禁想起一周以前欣迪卡教授对我说,非常遗憾,由于到巴黎去开会,他无法来参加这个纪念奎因的会。显然,奎因的人缘不错。

   本来我以为,纪念一位像奎因这样的大哲学家,人们一定会“歌功颂德”。这样,发言者一定会从各自的角度高度评价奎因的思想。为此,我特意借了一个录音机,准备录下一些具有“历史意义”的讲话。结果却是完全出乎我的意料。会议由哈佛大学哲学系教授哥尔德法尔博(Goldfarb)主持。他简要介绍了奎因的生平经历,然后介绍了纪念会的程序。接下来,一些著名学者,包括福雷斯达尔(D.Follesdal)和普特南等,与奎因的子女交替发言。发言完全是个人化的,而且其间还穿插播放一些奎因生前喜欢听的音乐片断。这个纪念会真是别开生面!我在心里不禁称奇叫绝,同时也感到十分庆幸,因为从一些与奎因最亲近的人和好友那里,我不仅对奎因有了更多的了解,而且还有一些意想不到的收获。

   奎因的儿子道格拉斯·奎因讲了奎因当年去乡村夜总会的故事。这是一次平凡的活动,却产生了不平凡的结果。夜总会上一首流行歌曲使奎因一部严肃的哲学名著获得了名字,这就是《从逻辑的观点看》。我读过这本书,也知道这个故事,就是没有听过这首歌。因此,当会场真的播放起这只歌曲的时候,我好像也亲临其境。虽然我不熟悉这首歌,也记不住它的曲调,但是我确实清清楚楚地听到了歌中唱到“从逻辑的观点看”。

   奎因的另一部名著是《语词和对象》,有人称它是本世纪两部影响最大的哲学著作之一。这本书我读过多遍。但是从他儿子的回忆里我才知道,这本书写了7年。当年,奎因把装着这本书书稿的皮包挂在屋门的挂钩上,对家里人说,如果着火,这是第一件要拿出去的东西。可见这本书凝聚了他多少心血,他对这本书又是多么的重视。用他儿子的话说,那时奎因的态度使他体会到了“某种重要的东西”。然而,同样是这本书,从波士顿大学弗罗依德(J.Floyd)教授的回忆中,我听到了另一个故事。奎因晚年对她说,在他的著作中,这本书不属于他最喜欢的。“整个说来,他更喜欢他写的逻辑教科书,因为它们比他那些更思辨的哲学著作给他更大的满足感”。奎因甚至在送给她丈夫德雷本(B.Dreben)教授的那本《语词和对象》上写道:“送给波特,但是不送他可能会更好”。奎因这种极其真诚坦白的态度,让弗罗依德教授也感到非常吃惊。我们都写过书,出过书,可能也会有过某种“沾沾自喜”的感觉。但是,在奎因面前,这样的感觉真是惭愧!我想,除了逻辑与哲学的区别,以及对逻辑和哲学的不同看法外,这里一定还有其他一些值得思考的东西。

   弗罗依德教授还讲了一件事。有一次她和丈夫开车送奎因回家。在车上奎因说到一个德国学者给他来信,问他在数学哲学的逻辑主义、形式主义和直觉主义中,愿意捍卫哪一种立场。奎因对这种提问表现出极大的“厌恶”。在他看来,让一个哲学家对号入座到一种预先存在的意识形态中,这是“极大的耻辱”。这个故事引起我深深的共鸣。后来我和弗罗依德教授交谈的时候,又提起这个话题。她再次给我描述了一遍,并且富有表情地说,你看到奎因那种态度,就会明白他气愤到什么程度。我想,奎因的强烈反应无疑显示出他在好友面前的轻松和对朋友的信任,也表现出老年人的天真率直,但是也许更体现了他对哲学一种本能的理解。哲学是智慧之学,人为地给它制造出种种条条框框,或者使它受到意识形态的束缚,难道不正是违反哲学的本性吗?

   在纪念会上,我还听到一些十分有趣的故事,与逻辑和哲学没有任何关系。经济系的弗里德曼(B.Friedman)教授说,有一次英国著名哲学家艾耶尔来哈佛访问,奎因招待艾耶尔吃饭,他作陪。如今谈的是什么已经记不清楚了,但是他“只记得,他们一点也没有谈哲学”。奎因的儿子是搞生物研究的,他说,奎因曾对他学院里的研究会提出一些“很有洞察力的问题”,这些问题甚至可以与同行的那些问题相匹敌。弗罗依德教授说,有一次奎因向她和她父亲谈起他们的名字“Floyd”是威尔士语,而且教她们如何发音。还有现场陈列的奎因当年使用的那台打字机,为了书写逻辑符号,奎因亲手对上面的字母进行了改造。如今,它已经成为“文物”。此外,三十多年如一日,奎因拿着锄头,在自家屋后的小河沟里清除堵塞水流的树叶和树枝,并把这种放松精神的方式称为“除污”。所有这些,为我们展现了奎因人生中的另一面,使奎因的形象更为丰满。然而,我更多的感想是,学术研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而是一项事业。尽管奎因才华横溢,智慧超人,但是他以崇高的奉献精神对待逻辑和哲学,因此成就了今天的奎因,也成就了历史的奎因。这一点,我想,应该是我辈学人须认真思考和学习的。也正因为这样,当我听到人们回忆他晚年记忆力开始衰退时的处境,尽管人们赞扬他“仍然不断抗争”,我却似乎可以体会到他的痛苦,一个纯粹学者的痛苦。这种精神令我感动,也使我感到一种巨大的鞭策。

   奎因不是完人,同样会犯一些有趣的错误。他在1985年日记本上对计算机有一段评价:

  

计算机确实使事情做慢了,但是必须要说,它们为一些人创造了就业机会,否则这些人就会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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