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朴民:歧路彷徨:汉末儒林群生相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72 次 更新时间:2017-04-09 00:13: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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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朴民 (进入专栏)  

   孔老夫子苦心孤诣发明的儒学到了东汉末年,算是走进了一个怪圈。皇帝是左一道圣旨右一通诏令,提倡学习六艺经典,举荐孝廉贤良,把名教治国的口号喊得震天响,把《白虎通义》等儒教大典尊奉为所谓的“国宪”,真是“言者谆谆”;可是在实际生活中,却“听者藐藐”,人们是越来越不把朝廷的那一套真的当作一回事,阳奉阴违、敷衍搪塞者有之;假公济私、兜售私货者有之;置之高阁、我行我素者亦有之。社会上假道学堂皇表现,真君子痛心疾首,“世纪末病”到处流行。

   其实这并不奇怪,《道德经》上早就说过:“大道废,有仁义;慧智出,有大伪;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昏乱,有忠臣”;“天下多忌讳而民弥贫。民多利器,国家滋昏;人多伎巧,奇物滋起;法令滋章,盗贼多有”。“大方无隅,大器晚成。大音希声,大象无形”,历史已经充分证明,一个朝代越是提倡什么,表明它恰好最最缺乏什么。东汉王朝的道德名教之治,这时候真的变了滋味,走到了尽头。

   东汉儒学的中衰,固然有儒学理论本身的原因,“天人感应”的妖言惑众,“河图洛书”的荒诞不经,“师法”“家法”的固步自封;穷经皓首的叠床架屋,使得原本是“人学”的儒学,变成了怪模怪样的“神学”和一堆废话的“村学”,闹得思想界一片乌烟瘴气,搞得聪明人沦为笨伯。但是,其中衰没落更重要的标志,当是当时儒林人士的分化与异化。儒林人士作为儒学理论的具体实践者和宣传者,他们的心态怎样,他们的表现如何,在很大程度上体现着儒学地位的沉浮、决定着儒学命运的走向。而东汉末年的儒林异化,则真实地标志着儒学的“载体”病入膏肓,奄奄一息,再也无法发挥正常的作用。这实在是儒学自身的一大悲剧,所谓“天作孽,犹可活;自作孽,不可活”!

   当时社会上异化中的儒林人士,大致可以划分为三大类型。

   第一类,当然是那些长期礼教所熏陶而造就的欺世盗名之徒。这类人来源复杂 ,数量最多。“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 (《史记•货殖列传》),他们之所以有热情,有功夫崇拜孔子,攻读经书,动机十分单纯,目的非常明确,就是为了博取功名利禄,提升自己的社会地位。《道德经》说得好:“故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这类人从儒学传统中诞生,借重儒学的仁义礼乐口号说事,然而又在精神实质上从母体中剥落游离出去,反过来恩将仇报,反戈一击损害凌辱母体,成为母体的异化力量,当了可耻的“叛徒”。

   利禄是最最有力的政治杠杆,古今中外,恐怕没有例外。自从大汉王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向嗷嗷待哺的儒生敞开利禄大门,腾出官位,悬挂厚禄笼络、利用儒生,儒生中能够头脑清醒,把持住自己的实在没有几个,各色人等均摇曳着儒学这面金字招牌,一窝蜂地涌入利禄之门,投机钻营,猎取富贵。在绝大多数儒生的眼中,自己是否有出息,是否能收回人力财力的投资,便看能不能“明经术”“通一艺”,一旦有了这点能耐,那挤进学官队伍领一份干薪,或者坐高堂,抽签子打草民的屁股也就胜利在望、指日可待了,“士病不明经术,经术苟明,其取青紫如俛拾地芥耳。”(《汉书•夏侯胜传》)所以老人家口沫横飞用心地教,年轻人悬梁刺股拚命地学,所谓“遗子黄金满籯,不如教子一经”云云,正反映了这种“群体性无意识”风尚。

   正如友人王晓毅教授所指出的那样:神圣的道德教化一旦同升官发财捆绑在一起,则立即发霉变质换了滋味。所以,在仕途禄位这根魔杖的指挥之下,东汉帝国从上到下上演了求名的闹剧,掀起了逐利的浊浪。由于正常的道德操行已经难以出名,僧(儒生)多而粥(官位)少,于是沽名钓誉之徒孜孜于剑走偏锋,翻新花样,挖空心思,竞相做出不近情理的道德“壮举”。

   有人被强盗抢劫后再将剩余的财物追送给强盗而成为著名的“义士”;有个名叫赵宣的家伙,母亲死了,为了标榜“孝道”,在墓道中服丧20年(比正常的三年守丧多了近七倍时间),偷偷地生下五个白胖儿子,但却成了遐迩闻名的大“孝子”,成为州郡竞相礼聘的对象;还有个许宣做得更绝,侄子杀人犯案,仇家寻上门来,他居然脸不红,心不跳,在仇家跟前侃侃而谈所谓的“礼”“义”,弄得仇家蛮不好意思,反倒要叩谢被杀似的。许宣拿它作资本,给自己混了个“孝廉”的头衔,享受上不干活白取一份干薪的处座待遇。总而言之,“一切道德善行都成了发放政治高利贷,都是为了一个极简单、极明了的目标——欺世盗名而荣华富贵。”(王晓毅《王弼评传》第5页)“举贤良,不知书;察孝廉,父别居,坐车不落即中书,高第良将怯如鸡”(《抱朴子•审举篇》),已经成了当时社会政治生活中的一道显眼的风景线。

   普通儒生是这样,少数著名的经学大师也高明不到哪里去,同样从早到晚沉醉在穷奢极欲之中,混迹于谎言欺哄之间。如大名鼎鼎的权威级“教授”马融,身为“外戚豪家”,即便是在讲经传学时也片刻离不开美女、醇酒与歌舞;“多列女倡,歌舞于前”,“达生任性,不拘儒者之节”(《后汉书•马融列传》),好一个“酒饮微醺,花看半开。”

   生活的放荡不羁往往是与处世的鄙琐卑劣相关联的,还是这一位马融先生,曾经替外戚权君梁冀“草奏李固(当时朝廷里凤毛麟角的正派大臣,官吏队伍中难能可贵的道德良心),又作大将军西第颂”,溜须拍马,坑害好人,为一己私利苟且经营,以至于正直的人们所不齿,“以此颇为正直所羞”(《后汉书•马融列传》)。

   大多数儒生的心态和行为方式直接决定着儒学兴衰的命运。于是乎代表着国家最高学术水平的太学迅速没落了;“自安帝览政,薄于艺文,博士倚席不讲,朋徒相视怠散,学舍颓敝,鞠为园蔬,牧儿荛竖,至于薪刈其下”(《后汉书•儒林列传》),博士(相当于今日高校里的大牌“教授”)在那里呼呼睡大觉,不再开课授业;学生们自由散漫,束书不观,声色犬马,纵情享乐。校舍破烂不堪,变成了一片菜园子地。太学大规模扩招,学生的数量虽然猛增到三万余人,可是绝大多数是混日子、捞文凭之徒,潜心治学者实乃凤毛麟角。结果当然只能是“章句渐疏,而多以浮华相尚,儒者之风盖衰矣”(《后汉书•儒林列传》)。一切的一切,都和统治当局的良好初衷相背悖,都加快了儒学的没落。

   另一类儒林人物,目睹了黑暗肮脏的社会现实,并且意识到儒学原则在当时被歪曲、被庸俗化的趋势,但是自己又没有什么法子扭转和改变这一现实,于是“檀公三十六计,走为上”,试图远远地躲开这一切,以不与丑恶事物同流合污为自己的人生追求,就像《红楼梦》中林黛玉《葬花辞》所咏唱的“质本洁来还洁去,莫教污淖陷泥沟”。老实地说,这虽然是一种明哲保身的人生哲学,但也不失为一种在社会大动荡中,清白公正的处世态度,所谓“达则兼相天下,穷则独善其身”,“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

   对于东汉王朝,他们表示了彻底的绝望,认定它已经是病入膏肓,无可救药了。尽管他们不至于像绿林草寇那样去“反天”“变天”(其实“秀才造反,三年不成”,谅他们也是“有贼心,无贼胆”),但是也不愿傻到智障的程度,心劳力拙去“补天”(真的是“杀人无力求人难,伤心千古读书人”)。

   大名士郭太,太常赵典察举他为宰。这本来是天上掉馅饼的好事,睡着时做梦也要笑醒的美差,郭太身边的朋友纷纷奉劝他抓住机会,谋个一官半职,混个出人头地,顺便也提携各位兄弟一把。可是郭太却不这么看,冷静地说:本人夜里仰观天象,白天俯看人事,朝廷的好日子走到尽头了,这是天意,而天意是不可违逆的,“天之所废,不可支也”,于是不管什么人征召,他都不出山,找各种借口把送上门来的官帽推辞掉。

   还有一个许劭,他的看法也与郭太相似,觉得大祸降临、朝廷完蛋是不远的事情,又何必无事生非,去趟这滩浑水?所以同样多次回绝了官府的招聘。有人不理解他的选择,“或劝劭仕”,许劭向奉劝者交心,不是不想当官,实在是区区小命要紧,陪玩不起:“方今小人道长,王室将乱。吾欲避地淮海,以全老幼。”(《后汉书•许劭传》)

   “恰似那食尽鸟投林,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大难临头,玉石俱焚,聪明人可不想当殉葬品,做屈死鬼。所以,不少人就对现实采取了消极不合作的态度,孤芳自赏,洁身自好,“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嚼得菜根,百事可为”。

   有一位名叫魏桓的儒生,大概在当时学问名气也不小,所以多次为朝廷征辟,朱衣蟒带唾手可得。他的同乡人羡慕得两眼放光,劝说他赶紧去应召当官,到时候家乡的亲朋好友也能大树底下好乘凉,多少捞点实惠。魏桓却不为所动,反问自己周围的热心人说:如今后宫佳丽成千上万人,是不是能裁减掉?皇宫中良马几万匹,是不是能减少些?皇帝的周围尽是一些不学无术、溜须拍马的豪强权臣,是不是能罢斥走?热心人听了后沉吟片刻回答道:的确没希望,实在做不到!魏桓接过话茬:让敝人活着出去死翘翘回来,这对于各位仁兄又有什么好处呢!于是断然辞了官命,隐身埋名不出。(《后汉书•周黄徐姜申屠列传》序文)

   再如姜肱这位儒士,得知自己被朝廷聘为太守(这可是二千石的高官,相当于今天的省长),也赶忙打点行装“隐身遁命,远浮海滨”。昏聩的朝廷不知趣,还追着他不放(这也许是不想枉担“野有遗贤”的名声吧),任命他为太中大夫(不做封疆大吏径作为枢宰令),姜肱知道后,一撒腿跑得更远,“蠃服间行,窜伏青州界中”(《后汉书•姜肱传》),依靠替人看相占卦填饱自己的肚子。

   他们不仅自己这般处世,而且还大慈大悲,鼓励其他人仿效自己的做法,体现出典型的儒家人文关怀、忠恕之道:“己欲达而达人,己欲立而立人。”(《论语•雍也》)例如徐穉让茅容转告郭林宗(即郭太):大树就要倒下来了,靠一根绳子是根本撑不住的,“何为栖栖不遑宁居”?又譬如荀爽担心好朋友李膺“名高致祸,欲以屈节以全乱世”。于是伏案挥毫,写了一封情真意切、肝胆相照的书信给李膺。向他诚恳地指出:“知以直道不容于时”,希望李膺心头的激浪巨涛平息下来,看破红尘,潇洒自在一些:“怡情无事,偃息衡门,任其飞沉,与时抑扬”(《后汉书•党锢列传》)。令人遗憾的是,李膺此人的脑壳不怎么开窍,让一顶“八俊”的桂冠迷糊了心智,硬要去充当什么“清议”派的头头,呕心沥血去“补天”,到头来,皇帝一翻脸,脑袋便滚落了地。

   这种士林风气的弥漫,说到底,仍然是对贯彻儒家政治理想的巨大冲击。儒家原则上虽然也主张在人生进退问题上采取有道则仕、无道则隐的态度。孔老夫子就说过:“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可卷而怀之”(《论语•卫灵公》);提倡“危邦不入,乱邦不居”(《论语•泰伯》)。孟子也讲“知命者不立乎岩墙之下”(《孟子•尽心上》)。可是从根本上讲,它是主张积极入世,以经国济世为己任的,所谓“志士仁人,有杀身以成仁,无求生以害仁”(《论语•卫灵公》),便是其在立身处世时所必须遵循的道德规范,这就是儒家所坚持的大丈夫精神,“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孟子•滕文公下》)。东汉末年儒林中这股明哲保身风气的弥漫,表明相当一部分儒生对儒学在社会生活中的继续贯彻,已经不复抱有信心了。面对丑恶的现实、混乱的世态,他们软弱地闭上了双眼,撒手不管,临阵脱逃,忘却了自己肩头所承担责任与义务。可以这么说,当时儒林的异化已经到了深层次的境界。

如果把徐穉、许劭等人看作是黑暗政治的消极妥协者,那么,像李膺、陈蕃、李固、范滂、孔融等先生,则是一群有其志而无其才的狷介儒士,是当时黑暗政治的悲壮牺牲者。他们既不像赵宣等礼教异化者那样的虚伪卑鄙、猥琐下流;也不像郭太、许劭等隐世独善者那样的委曲求全,软弱消极。而是想实实在在做些事情,(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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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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