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宝林:重返中国革命话语?

——论近年对《阿Q正传》的几种新解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832 次 更新时间:2017-04-09 00:0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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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宝林  

   1928年“革命文学”兴起之时,创造社的小伙伴们就在《太阳月刊》上发动了对“老年人”鲁迅的攻击。钱杏邨认为鲁迅的创作“没有现代的意味,不是能代表现代的,他的大部分创作的时代是早已过去了,而且遥远了”[i]。在该期编后记中,他们把这次火药味十足的批评视为“新时代的青年第一次给他的回音”[ii]。事实上,早在1926年的《<阿Q正传>的成因》里,鲁迅似乎就“预言”了今日的局面:“我还恐怕我所看见的并非现代的前身,而是其后,或者竟是二三十年之后。”[iii]有趣的是,竹内好曾引用过这段话,并附加了一句:“实际比预言还早,在写完这篇文章的1926年之后二年就实际出现了。”[iv]

   《阿Q正传》及其产物“阿Q”无疑是“中国的人生”里一个挥之不去的“幽灵”,不断被编织进各类意识形态的“故事”之中。无论是流行的套话、切齿的历史阵痛还是病灶之类譬喻,阿Q是这个时代“讲述”或“表演”不可或缺的“写作的零度”。“几乎没有哪一部作品像《阿Q正传》这样在各种各样的意义层面上被问题化”[v]。从沈雁冰、周作人等早期读者开始,关于《阿Q正传》的阐释已汗牛充栋,音调也颇驳杂,甚至水火不容。鲁迅写作本意是要“画出沉默的国民的灵魂”来,“是想暴露国民的弱点的”[vi],因此《阿Q正传》在报刊上连载之时就首先“震动”了能识字作文的知识阶级,同时又像一面镜子照映出不同阶层的面貌,这也是奇特的。作为新文化运动礼教批判和国民性自我改造的一环,“阿Q”也成了知识青年口中笔下的关键词,此后也渐渐深入到国人日常生活中,是一笔不断“积淀”的思想(负)遗产。

   革命青年冒尖之时,预备上位环顾四周后,为何在鲁迅的作品中挑出《阿Q正传》来祭旗呢?这本身就是有意味的。阿Q思维结构中的“精神胜利法”,“自动机似的‘思想着’”[vii]和奴隶失败主义,已经从纸面立了起来,不再是作家笔下的“木偶”,更像是中国人的“谱”[viii]了,大有阻挡或“辱没”革命之嫌。因此,《阿Q正传》不仅是一部文学作品,更是作为一个“事件”,是20世纪的新型革命形态政党政治不得不直面的意识危机。这里的问题架构涉及新文化运动自身的危机,中国革命塑造“新人”的实践以及中国革命本身的历史形态。

   在文学史研究思路中,“重返××”较为常见。但近些年来,重返中国革命现场的研究趋向,不仅是对“告别革命”的反拨,在研究范式上也与“再解读”和“重写文学史”的态度迥异。而在反思启蒙主义、批判激进思潮和全球化时代各种“终结论”喧哗的背景下,历史和现实的联动日益密切,也似乎要求对《阿Q正传》这样一个与我们每个人的精神世界密切相关的“文本事件”进行新的阐释,做出新的回应。正如竹内好所言,“《阿Q正传》是鲁迅文学的中心点,因此问题也最多。是应该先读,最后再重读的作品”[ix]。它已然超越单纯文本的限度,成为一个阅读场域,不单能测量鲁迅研究的功力,更是检验革命的“试纸”[x]。



   学界近年较有影响地重读《阿Q正传》的著述中,以汪晖、张旭东、罗岗等先生的文章为代表。汪晖先生的长篇论文题为《阿Q生命中的六个瞬间——纪念作为开端的辛亥革命》(下文简称《瞬间》),该文最初发表在《现代中文学刊》(2011年第3期)上,后来又于2014年结集出版单行本,其最初文稿或是2006年在纪念普实克的会议上(Path Toward Modernity 2006,布拉格)发表的题为《鲁迅文学世界中的“鬼”与“向下超越”》的文章[xi],两者在内容上相差不大,前者理论视野更为宏阔,可以说是扩充版。这也是汪晖先生近年来一系列“重读鲁迅”的成果之一。该文基本上破除了“精神胜利法”这一“认识装置”,展示了其失效的可能性。张旭东先生的《中国现代主义起源的“名”“言”之辩:重读<阿Q正传>》(下文简称《“名”“言”之辩》)发表于2008年,该文同样是对已有的阐释不满,认为他们的解读都“太实”了。作者试图用杰姆逊的理论武器对《阿Q正传》进行寓言解读,认为“阿Q就是中国”[xii];罗岗先生的《阿Q的“解放”与启蒙的“颠倒”——重读<阿Q正传>》(下文简称《“解放”与“颠倒”》)发表于2013年,作者借用日本学者沟口雄三“乡里空间”的概念反思辛亥革命,着重解读“知识分子与民众的关系”的构图[xiii]。

   在此之前,与上述学者的思路相似的是刘禾先生的《国民性理论质疑》一文。在叙事学理论的照耀下,作者将国民性看作被建构的神话[xiv]。不难看出,拿“阿Q”做文章是近年较为集中的现象,套用阿Q行刑前无师自通的唱词,“二十年后又是一个……”。只不过今天学者的手法更精湛,解剖刀更耐用,无影灯的效果更好,似乎超越了前辈学者略显僵化的“阶级政治”的话语和问题架构,当然也赋予《阿Q正传》这一“文本”(“作品”?)或许不堪重负的历史和政治重量。

   上述重读《阿Q正传》的文章目的很明确,即要做出“新的阅读”[xv]。在某些核心观点上大致相似,所借助的思想资源有重合,也共享了一些关键概念如“颠倒”、“寓言”、“起源”等,文中注释也互相引用各自的文章参与对话。因此,在某种程度构成一个有趣的“重复”阐释的场域[xvi]。

   《瞬间》的作者认为《阿Q正传》阐释史上基本围绕三个问题展开:一、作品的叙述方式是否发生了断裂?二、阿Q及其“精神胜利法”是国民性的代表,还是农民阶级的思想特征?三、阿Q真的会革命吗?作为国民性典型的阿Q与作为革命党的阿Q在人格上是一个还是两个?从文本细读开始,《瞬间》一步步展开思想程序的操练,如将《阿Q正传》解读为鲁迅有意展示精神胜利法的失效片刻,而不是展示精神胜利法本身的顽固性,将国民性本身“中性化”,解构为社会关系的抽象化,将阿Q的“本能”与“意识”对立,认为其身上体现了作为秩序维护者和本能的抵抗者的共在,且认为这正是鲁迅对革命的探索的成果等等。在多重意义上该文“颠倒”了既有的评价坐标,揭示出阿Q革命的不可避免以及潜在的革命潜能。可以说,这是在批判既有知识构成的合法性,也隐现了当代政治论争的格局,有着切实的现实关怀。其历史叙事表面上如标题所示,是在论述辛亥革命作为历史开端的问题,但并未彰显的视野则是共产革命对辛亥革命的超越及其“重复”和“连续性”,是对历史“起源”或纪念碑式的历史叙事的回归,也是试图对全球化时代新的革命主体的寻找与命名。

   在进入具体评述前,可以先从一个很小的翻译问题入手,这与论题也有微妙的关系。汪晖先生在翻译福柯《什么是启蒙?》[xvii]一文时,其中有一段话涉及现代性的时间问题,译文如下:

   现时(Present)可以这样被表述,即它隶属于这个世界的一个特定时代,通过一些内在的特点而与其他时代相区别,或由于一些戏剧性的事件与其他时代分离开来。因此,在柏拉图的《政治家》中,对话者认识到他们属于这个世界的诸多革命中的一个,在这个革命中,世界正在倒退,并伴随着所有可能随之而来的否定性的后果。[xviii]

   译文将柏拉图的《政治家篇》以及《理想国》中所涉及的政体循环(Revolutions)翻译成了“革命”。因为统治形式的循环和往复是柏拉图的论述重心,而不是“革命”,否则“世界正在倒退”作何解?因为Revolution本身的含义多样,如“旋转”、“循环”、“周期”、“革命”等等。阿伦特在《论革命》中说,“革命”一词的原义恰恰是“复辟”[xix]。

   《瞬间》重点论述过《阿Q正传》中“循环”与“重复”之间的区别,以及革命所带来的不可重复性。“重复”(Repetion)或“反复”是西学的一个常见母题,如萨义德专门写过一篇文章《论重复》,柄谷行人写过专著《历史与反复》,其他如德勒兹《差异与重复》,克尔凯郭尔《重复》,以及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所论述过的关于法国大革命的著名说法:“黑格尔在某个地方说过,一切伟大的世界历史事变和人物,可以说都出现两次。他忘记补充一点:第一次是作为悲剧出现,第二次是作为笑剧出现。”[xx]在《鲁迅文学世界中的“鬼”与“向下超越”》一文中,作者曾经特别把马克思在《共产主义宣言》所说的“幽灵”游荡类比于阿Q作为革命者以“鬼”的形式现身,进而把鲁迅的文学方式与基督教类似的末世论(终末论)相联系:

   鲁迅的文学方式有一种宣布末日降临的“革命”意味——这个“革命者”以“鬼”的方式现身,乃是因为他从不愿意通过许诺未来表达自己的理念,也从不通过未来确立自己的认同,恰恰相反,他始终在大地上游荡……

   这当然是伊藤虎丸在论述鲁迅的思想世界有无超越性后,所给出的一个暗示,即鲁迅的超越性表现在向着“鬼”的世界超越。这也是日本学者丸尾常喜着力论述的“鬼”的世界。但只能说《阿Q正传》的文本结构提供了对“阿Q=鬼”这种想象的空间,却不能说鲁迅是按照“鬼”的样子创造了“阿Q”。

  


   《“解放”与“颠倒”》一文认为“赵老太爷”们连“姓”都要独占,正是破坏了乡村公约,质问“究竟谁是标榜相互扶持、互帮互助’的‘乡村共同体’的破坏者,岂不一目了然吗?”文章因此得出这样的结论:

   关于“阿Q姓什么”的讨论,构成了“作者”为阿Q“做正传”的起点;关于“阿 Q 想姓赵,赵老太爷却不让他姓赵”的叙述,构成了阿 Q 整个生命故事的起点;然而更重要的是,倘若把《阿 Q 正传》视为鲁迅对“辛亥革命”最深刻的反思,那么他就通过对“阿 Q 姓什么”的讨论和对“赵老太爷不准阿 Q 姓赵”的叙述,将“乡里空间”的崩溃作为反思“辛亥革命”的起点。[xxi]

   阿Q的姓氏问题在鲁迅这里更多是从负面界定的。这与作者立意有关。将《阿Q正传》看作是对“乡里空间”崩溃的反思,将“赵老太爷”们看作是乡村共同体的破坏者而谴责之,进而揭示“士大夫支配民众”的构图,这似乎无意中“降格”了鲁迅的《阿Q正传》的“旨归”,也转移了鲁迅对辛亥革命的反思方向。知识分子作为边缘人的隐喻,其本身也是被支配阶级[xxii],有着最能背叛自身利益与阶层的可能,“苦恼的意识”(黑格尔语)在于和民众的连带如何发生。因此如果只是单纯“颠倒”“知识分子支配民众”的构图,也许根本上并没有改变逻辑的同一性。在《瞬间》一文中,“革命”开启的时代、历史的“开端”、革命的“重复”,“无”的哲学(这是竹内好借用西田几多郎的“场所逻辑”的概念,也是西田受禅宗的影响之一),其描述方式就像是创世纪与末日论的同一性(“终结之所以与开端相同,只是因为开端即是终结”[xxiii]),又混杂着东方哲学的神秘意味与历史哲学的句式:“历史进程突然重新开始了,一个全新的故事,一个之前从不为人所知道的故事将要展开”[xxiv]。

《阿Q正传》采用了说书人的口传与史传的体例,小说题目的“正传”即来自不入三教九流的小说家的“闲话休提言归正传”,因此小说叙事人相当于说书人的口吻,常常表现为分裂的,在小说的叙述中表现为全知的,又同时发表社会公共的道德意见,(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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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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