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平原:语文教学的魅力与陷阱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236 次 更新时间:2017-04-02 23:25: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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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平原 (进入专栏)  
发现什么?发现汉语之美、文章之美、人性之美、大自然之美④。


六、语文课程的意义

  

   说到“语文课程的意义”,必须略为解释我那句名言——“孩子一辈子的道路取决于语文”。这句话,都快变成补习学校的招生广告了,可这不是原文。2014年12月21日,我应邀在华东师范大学主办的“百年语文的历史回顾与展望”研讨会上发表主旨演说,其中有这么一段:“这正是中学语文或大学的文学课程可爱的地方,其得失成败不是一下子就显示出来的,往往潜移默化,‘润物细无声’。比如多年后回想,语文课会勾起你无限遐思,甚至有意收藏几册老课本,闲来不时翻阅;数学或物理就算了,因为相关知识你已经掌握了。另外,对于很多老学生来说,语文老师比数学、英语(课程)或政治课老师更容易被追怀。不仅是课时安排、教师才华,更与学生本人的成长记忆有关。在这个意义上,说中小学语文课很重要,影响学生一辈子,一点都不夸张。别的课程若非做专门研究,大都毕业就搁下,唯有研习本国语文,是‘活到老,学到老’。”⑤

   这话其实很平常,没那么耸人听闻。我还有另一句话,同样流传甚广:“语文教学的门槛很低,堂奥却极深。”不说“光明正大”的后半句,就说这略带自我调侃的前半句:“文革”中下乡插队,承蒙乡亲们信任,让我当民办教师。第一天报到,校长二话没说,就塞给我一册小学五年级的《语文》课本。我很纳闷,校长怎么这么厉害,不用任何交流,就知道我热爱语文?后来发现,凡知青下乡而有幸成为民办教师的,十有八九先教语文。因为,讲别的课程需要培训(音乐课不是谁都能教的,另当别论),只有语文课最容易上手——教得好教不好那是另一回事。

  

七、关于“有难度的学习”

  

   “读书是件好玩的事”,这是我2015年出版的新书题目。说读书很愉快,这没错;可读书不一定很轻松,尤其是那些有意义的学习,往往是有难度的。只讲“悦读”,而不说学习中可能遇到的艰难险阻,那是骗人的。天生爱读书且无师自通,一路顺风顺水,这样的学生少而又少。学习需要督促,阅读经典更是需要指导,教师的责任,不是降低学习的难度,而是帮助学生战胜各种困难,并收获那“柳暗花明又一村”。在今天中国,为何需要提倡“有难度的学习”?那是因为连年扩招,大学质量明显下降;而教学评鉴的普遍推广,又使得大学里开课,颇有过分迁就学生趣味的大趋势。若教师严格要求,打分偏低,学生会在评鉴表上惩罚你的。于是,从校方到教授,纷纷调低教学标准——尤其是选修课,这个问题很突出。但愿中学不是这样。

   讲“有难度的学习”,并非漫天要价或高不可攀,只是要求学生能在一段时间内集中精神,做好一件事情。外在的诱惑太多,上课很难集中精神。不说别的,单是半小时不看手机,就让很多人受不了。2015年9月,我到波兰亚盖隆大学的孔子学院演讲,配翻译的,一个多小时,很不好玩。同行的朋友观察到,现场一百多人,没人玩手机,也没人私下议论,让他很惊讶。不是我讲得好,而是人家还能坐得住。不只青少年,大人的手机症也一样。不信你到会场看看,虽然调成了振动状态,还是不时拿出来把玩。其实没那么多急事,就是分心,无法长时间集中精力。

  

八、如何看待十分精彩且日益强大的“课件”

  

   五年前,北大中文系为百年庆典编辑《我们的师长》等系列图书,好多老学生都在追怀课堂上林庚先生的风神潇洒。作为诗人的林先生,其讲课风格类似俞平伯、顾随等,不以考证或史料见长,而专注于营造氛围,酝酿情绪。关于俞平伯讲李清照的《醉花阴》(“莫道不销魂,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的故事,张中行与赵俪生都有追忆,但评价天差地别,这牵涉到文学系与历史系各自的趣味与立场。至于顾随的课堂,有叶嘉莹的整理笔记以及不断呼吁,越来越得到学界的认可。我是相信鲁迅《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中的说法,多年后,老学生记得的,不是具体的学识,而是“先生的音容笑貌”。在《“文学”如何“教育”——关于“文学课堂”的追怀、重构与阐释》⑥中,我曾专门辨析课堂上那些随风飘逝的声音,以及其在学术史上的意义。

   凡讲求诗意的文学课堂,规划性一般都不强,往往是“行于所当行,止于所不可不止”。这种现场效果很好的课堂,在目前的评价体系中受到了严格的限制。上学期,某教授在北大讲《大学语文》课,非常投入,现场效果也很好,可评鉴成绩却很低。他不相信,以为是张冠李戴,或有人恶搞。后来细看评分规则,其中有“计划性强不强”“有没有使用课件”等硬性指标,方才明白自己为何没有得高分。课程及听众不同,讲课方式也该不同;是否使用课件,应因时因地而异。至于“计划性”,同样不该过于强求——讲到得意处,顾不了那么多。真正得意的题目,我不用课件,这样才能挥洒自如,听众也都如痴如醉。此类“感染力”很强但“计划性”不足的课堂,如今正逐渐绝迹——因不符合评鉴标准。

   如今的文学(语文)课堂,普遍“技术”有余而“情感”不足。尤其是课件的使用,年轻老师很容易上瘾。请记住,技术有两面性,不该过于依赖。娴熟地使用课件,是能基本完成教学任务,且不会出现大的差错;但因思路早就限定了,讲课时被课件牵着走,无法随现场学生的眼光与趣味迅速调整,自由发挥的余地不大,故不会特别出彩。

  

九、慕课的成功与局限性

  

   怎样看待慕课(MOOC,Massive Open Online Course)的风起云涌,是个敏感话题。2015年4月1日出席华东师范大学召开的“十三五期间大力促进教育公平高峰论坛”,对话环节,谈及当下中国大学的命运及出路,我与易中天互相抬杠。只是当我质疑慕课是否能有效推进教育平等、抹平雅俗鸿沟时,易中天表示支持——因他当过老师。几天后在华盛顿参加“第四届中美文化论坛”,我与哈佛大学分管教学创新、负责慕课设计与推广的副教务长包弼德教授(Peter Bol)又有一场争辩。其实,我并不否认慕课在技术上的巨大成功,只是反对过分夸大其功用。在我看来,慕课发挥最大作用的地方是终身教育,其次是大学里的通识课,再次是各专业导论性质的入门课,最后才轮到某些中学课程。

   谈及课堂,我很固执——教师必须盯着学生的眼睛,照顾大多数学生的趣味,因而不存在无往而不胜的“标准老师”。把北京四中或人大附中的课件送到广西、贵州、新疆等边远地区,技术上没有任何困难⑦;但这么做到底是祸是福,很难说。我关心的是,边远地区的中学教师,若沦落为精美课件的放映员及助教,丧失自尊心与积极性,绝不是好事情。我从小地方走出来,深知“知识缺陷”并不可怕,最要紧的是学习的主动性与积极性。很多人都见识过这样的情景:程度差的学生大步迈进“精英荟萃”的重点中学,效果并不好,有时甚至是灾难性的。

   一年多前,我在香港演讲,题为《作为一种“农活儿”的文学教育》⑧,那是借用叶圣陶、吕叔湘二位前辈的妙喻。极而言之,比起数学、物理或历史、地理等课程来,最像农业的,还属语文课。此课程对“新技术”的依赖性不强,自由挥洒的空间最大。我的感慨是,因不必要的“技术迷信”,今天中国,从小学中学到大学,教育方式越来越规整、越来越僵硬、越来越均称,总体实力有明显提升,但一流人才难得一见。我之所以小心翼翼地维护中小学老师的“自尊心”与“高大形象”,目的是保护各种不太守规则的“奇思妙想”——如果连语文课都讲得严丝合缝、板上钉钉,绝非好事情。

  

十、因地制宜与因材施教

  

   在我看来,语文教学必须尽可能贴合学生的生活经验,不该过分追求标准化。举个例子,若高考作文谈乘坐地铁或高铁的体会,那是不合适的,因那会让边远地区的学生很沮丧。到什么山头唱什么歌,有什么经验说什么话,这才是合适的语文教育。如此强调“分别心”,是不是歧视小地方或贫困地方的学生?不是的。相反,让贫困地区学生整日关注“高大上”的话题,那是一种痛苦的折磨。中国之大,地区经济及文化差异可谓触目惊心,你若略有了解,就会反省这种“大一统”教学的弊端。至于由此而造成的城乡(准确点说是“贫富”)间知识方面的差异,进入大学后,很容易弥补的。中学阶段,主要任务应是养成求知的欲望以及学习的好习惯。

   之所以反对标准化教学,因在我看来,教育必须接地气。今人喜欢谈论“经济全球化”与“文化多样性”,似乎二者是天生的一对,绝配。其实大谬不然,前者如滚滚洪流,势不可挡;后者则势单力薄,正苦苦撑持。半个月前,我在三亚财经国际论坛上演讲,谈及此话题,提醒越来越国际化的听众,我们的使命是:记得乡土、记得乡音、记得父老乡亲。在中学语文教育中,此立场最好能有所体现。

  

十一、教学中“面对面”的意义

  

   人类几千年文明,教育贯穿始终,无论哪个国家哪个民族哪个时代,都有自己独特的理念与方法。教育必须与时俱进,但同时教育也必须有所保守。不是所有新技术一出来,就必须马上应用到教育上的。我常感叹,都说中国人保守,其实不对,中国人太趋新了——对于新技术,更是有一种近乎盲目崇拜。看一下我们的城市面貌,我们的家具设计,我们的日常话题,我们的教学方式,你就明白,这是一个“趋新”远大于“保守”的民族。而在我看来,文化需要保守,风度需要养成,教育需要积累。

   多年前,我写过一篇《网络时代的传统文化》⑨,提及法国人让-弗朗索瓦·利奥塔尔的《后现代状态——关于知识的报告》⑩,里面有一句话让我胆战心惊:信息化时代知识传递方式发生了极大变化,文化迅速普及,同时“敲响了教师时代的丧钟”(第111页)。后来我想清楚了:新技术确实改变了世界,包括教学模式,但“因材施教”的理念并不过时。总有一天,整天对着屏幕读书写作的师生们,会怀念那种有点嘈杂、有点忙乱的“面对面”的交流。在这个意义上,科技发展了,但传统教育重“个体”讲“熏陶”的宗旨,依然有效。

   回到本次演讲的题目,语文教学的“魅力”显而易见,至于“陷阱”,同样值得重视。中国人常说“有一利必有一弊”,可到具体论述时,往往光说好的一面。前进路上,除了霞光万丈,还有遍地荆棘以及沟沟坎坎,不能视而不见。就好像前面提及的课件或慕课,不能因其技术及文化上的巨大优势,就忽略其可能存在的若干盲点。对于我来说,无论技术如何演进,“面对面”的教学方式,以及师生从游的校园生活,永远让人迷恋。

   在这个意义上,诸位任重道远。

   (此文根据作者2015年10月11日在无锡江南大学为“国培”班所做演讲,以及同年12月24日在南京中语会年会上的专题演说整理而成。)

   ①孙悦《陈平原:成绩要关注但不是目标》,《新京报》2015年7月13日。

   ②陈远《陈平原:从小学生教到博士生》,《新京报》2005年5月11日。

   ③彭苏《陈平原:抢“状元”实在没出息》,《东方早报》2015年7月8日。

   ④陈平原《教育三题》之《“发现”的乐趣——关于中学语文教学的随想》,《书城》2005年12期。

   ⑤陈平原《语文之美与教育之责》,《文汇报》2015年1月9日。

   ⑥初刊于《中国文学学报》创刊号2010年12月,后收入2011年北京大学出版社《作为学科的文学史》。

   ⑦汤敏《慕课革命:互联网如何变革教育?》,中信出版社2015年。

   ⑧陈平原《作为一种“农活儿”的文学教育》,《文汇报》2013年11月15日。

   ⑨初刊于《东方文化》2002年第1期,后收入2010年北京大学出版社《当代中国人文观察》(增订本)。

   ⑩原著于1979年在法国出版,中译本1997年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刊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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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学语文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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