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文享:“对逃税作战”:近代直接税征收中关于逃税问题的论述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66 次 更新时间:2017-03-31 13:36: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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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文享 (进入专栏)  

  

   摘要:以所得税、遗产税为主体的近代直接税是在战时状况下开征的,按社会经济发展程度、征稽制度设计、税收接受观念尚有不及。直接税之优势在于级差征税,避免转嫁,但是却存在较为普遍的逃税现象。逃税者多权贵富户,往往借税法漏洞,隐秘匿报。逃税既影响税收,亦破坏税收公平。税政机构及征收人员注意到逃税问题,对之加以研究并提出查税革新之法。逃税问题并不能单纯对纳税人进行道德批判,还反映着国家与纳税人的税权关系,据此需对税政合理性进行检讨。

  

引言

这也税,那也税,东也税,西也税,

样样东西都有税,民国万税,万万税!

最近新税则,又添赠予税,

既有赠予税,当然还有受赠税。

贿赂舞弊已公开,不妨再来贿赂税和舞弊税。

强盗和小偷,恐怕也要缴盗窃税。

实在没办法,还加好几种,

抽了所得税,再抽所失税。

抽不到达官贵人的遗产税和财产税,

索性再抽我们小百姓的破产税和无产税!

  

  

   此诗名为《万税》,作者是以创作政治与社会讽刺诗而知名的诗人马凡陀。(1)诗作写于1947年,斯时正值国共内战,国民党及政府承继抗战税收体制,又不断加以强化,以图弥补财政军需之不足。税收种类繁多,百姓不堪重负。诗作尤其鞭挞了税吏营私和权贵逃税的不良现象,对于税负不公的愤懑之情充溢字间。本来作为口号的“民国万万岁”,在百姓感受到的却是“万万税”,因是以“舞弊税”、“盗窃税”、“所失税”、“无产税”极尽嘲讽。这首诗和四川怪杰刘师亮早年所写的“民国万税,天下太贫”一联,都反映此时国民政府与民众之税收关系已趋恶化。(2)加税与逃税,乃成为税政常态。

  

   诗中所列税类中,所得税、遗产税是被国民政府、学界共同认为的“良税”,也是政府推动税收体系由间接税向直接税转型的核心税种。近代中国直接税的概念系引自西方,系强调以人为对象以负担能力为标准而课征之租税,因其不易转嫁,故称直接税,以与通常易于转嫁之间接税如流通税、消费税等相区别。(3)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欧美及日本已经普设直接税制,尤以所得税、遗产税为核心。晚清民初在引进直接税制时即已关注到其“良税”特征,尝试进行所得税、遗产税、印花税的立法与开征。按照税务进程,在北京政府时期,印花税取得实际进展,所得税有所试行,遗产税议而未行。至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又将所得税、遗产税纳入财政讨论范畴,于立法方面多次筹议。无论是纳税人、财经学者还是公共舆论,对于直接税在理论上所具有的“良税”特性并无疑义。

  

   但在普通百姓眼中,“良税”与“恶税”在实际征收中并未体现出理论上的优劣之别。直接税税制中的确设置有起征点,税率以级差累进,但因税治混乱,权贵逃税,直接税制宣扬的纳税公平、调剂分富的特性并未得到体现。曾在国民政府财政部所得税筹备委员会任职的崔敬伯追问:“如果良税,为什么许多纳税人,老是躲着它,而发生许多逃税避税的问题呢?(4)”他观察到欧美的财政论者也常提出“对逃税作战(Fightagainsttaxevasion)”的口号”,中国初行所得税、遗产税,势必也有本土的问题存在。良税之论,如果不能落实在纳税人与公众的税收心理上,仍然难脱税政宣传的嫌疑。较为极端者,纳税者与征税者对立如敌,“不管你良也好,恶也好,得逃且逃,得避且避,良恶于我何有焉”。崔敬伯认为,“如果我们所说的良税,仅做到这个地步,当然认为不满足,而尚有努力的余地(5)。”这是说政府不能仅宣扬直接税在理论上的“良税”特性,还要让纳税人能够感受到与纳税义务对等的权利与收益。正因如此,直接税的逃税问题引起更为广泛的关注。从这个角度去理解,逃税就不仅仅涉及是否遵守税法的问题,还涉及到税收实践的良恶判断。不同阶层、不同主体对于逃税问题的认识和态度,直接关系到税收的征收绩效,也影响到税政生态的演化。本文主要以直接税的两大主要税种所得税、遗产税为对象展开讨论。

  

   一、直接税的逃税之因

  

   税收是国家通过政治权力和法律规定强制参与社会财富分配的方式,其本质是分取社会资源以供国家机构之运行。有征税,就有逃税。征税与逃税,可以说是一场“智慧”、“耐力”与“勇气”的游戏,在中西古今的税收史上,一直都在上演。从理性经济人的角度而言,逃税符合个体利益最大化的市场原则。但在国家而言,势必动用税政手段和国家机器对逃税予以打击,否则人人逃税,国家将失去存在的财政根基。

  

   直接税的特殊性在于,因为税负难以转嫁,纳税人对于所得所失的感受更为敏感。且因税额计算及核查程序繁杂,客观上扩大了逃税的机会主义途径。在所得税、遗产税正式开征前,政府官员和公众舆论对逃税问题的产生就有预期。在纳税人的立场,商会和自由职业者公会在北京政府时期及至南京国民政府初期,都在表达反对意见,要求政府暂缓征税,减轻工商经济发展负担。其后抵制未成,纳税意愿肯定是不高的。1936年7月所得税正式推行,1940年遗产税正式开征,初期所收数额并不高,一是受限于征稽能力,二是受逃税问题之影响。据税务人员回忆,最为明显者为外商逃税及权贵逃税。当时税政人员对洋商逃税印象深刻,“这些洋商对于中国税收,除关税外,一概不理……他们也不理睬直接税局的税务人员,这是叫‘硬逃税’。直接税局对这班洋商毫无办法。”所以当时税务人员流行一句话:“‘洋大人、二大人都惹不了’”。直接税收每年庞大的税入预算任务“除了洋大人、二大人、地头蛇外,完全落到民营工商业者身上,连夫妻老婆店在内的公司、厂、号全部负担繁重的税收”(6)。外商逃税涉及到治外法权问题,政府一直交涉无果,明显破坏税收公平原则。权贵逃税中,所谓“硬逃税”属依势拒税,明目张胆;所谓“软逃税”则可能是暗中勾结,营私舞弊。逃税能够实现,取决于政府征稽能力与纳税人的逃税能力。在逃税成本可以预期的情况下,纳税人的逃税意愿将会放大。税务人员的选择性执法,益将会加剧逃税的程度与范围。

  

   在法律层面而言,逃税亦分为两种:其一为合理之避税,即运用颁行税法中所存漏洞,谋求躲避或减小税收负担;其二为恶意之逃税,即蓄意隐藏税源或欺骗税务机关,谋求减轻税收负担之举。前者合规,后者违法。此处所论,主要是恶意逃税方面的问题。因为征税方和纳税方都处于信息不对称的条件下,逃税行为的选择和实施也具有差异性。如制度存有漏洞,征稽能力不足,逃税的成功率将大为提升。以下综合时论,对逃税的原因加以分析。

  

   (1)税负能力

  

   直接税强调税负程度与经济能力相匹配,因此税收的起征点设置及级差税率的设置就极为重要。政府所定的标准是否与纳税人的实际感知相一致,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纳税人的纳税意愿。

  

   直接税的纳税人以工商业者、企业及自由职业者、公务人员、拥有大量财产者为主要。在北京政府试行所得税之时,商人就表示经济凋敝,无力承担更多税负。1920年12月,吉林省议会、总商会、省农会、工会、教育会等14团体公函上海南、北商会,吁请各界一致反对举办所得税,电文中称,“《所得税法》虽通行于欧美各邦,然施之于中国则为创举。……中国税率纷繁,人民负担已重,如施行此税,必将其他苛税一律免除,方昭公允。否则税上加税,民力几何,焉能胜此(7)。”在南京国民政府颁布税法后,工商界同样表达经济凋敝,要求暂缓征税的诉求。1936年7月条例颁布后,上海市商会及鄂、鲁、苏、浙、粤、赣、豫七省商会联合会,还有南京、青岛、汉口、济南、镇江、广州、南昌、开封、长沙、太原、芜湖、杭州、闽侯十四市县商会聚集讨论协助缉私及修改商会法、公会法的问题,专门集中讨论了所得税问题。吴县商会要求缓征所得税,“商业难支,倒闭频闻”,批评当局不思休养生息之计,“更进而谭税于所得,并严定处刑之律,以遂其专欲之图”,务请缓行(8)。汉口商会亦要求暂缓征收,“所得税虽为良税,但举行良税,同时即宜废止苛税”。在政府明令裁厘之后,各地仍有不少变相的厘金,工商负担仍重(9)。7月19日,中华国货维持会发表意见,认为国货艰难,利润微薄,也要求缓征所得税(10)。一方面乏力难支,一方面苛税未除,工商界的纳税意愿极低。商人呈请暂缓或减免的诉求虽然未得到政府同意,纳税人的自主意愿程度过低,相应对于政府的税务行政能力也是极大的考验。

  

   1929年9月,财政部甘末尔设计委员会针对中国税制提出了《税收政策意见书》,认为所得税和遗产税均不应普遍开征。意见书认为依西方经验,所得税须社会经济有相当程度发展,方有力承担;商家簿记规范健全,方有据可查。中国无论经济和簿记状况,均相距甚远。在遗产税方面,政策意见书认为西方遗产税系以家族财产继承制为依,中国家族情形不同,父母死亡后财产并无大的变革,同时民众普遍贫穷,即使征收遗产税,“亦必无何成效也(11)。”意见书认为此时征收所得税、遗产税均超前于社会实际,税政实绩会受影响。

  

   到抗战前重议所得税时,亦有媒体刊文对北京政府时期所得税开征失败的原因进行反思。《东方杂志》上刊文说,所得税施行之症结在于“政权之未统一”,“工商业之不发达”,“法治之混乱”,“民众势力之薄弱”,“帐簿组织之不健全”,“外人之阻梗”六项(12)。《国闻周报》载文指出原因在于政局混乱,工商幼稚,会计不全,人民缺乏国家思想,平时生活艰难,财务行政效率低(13)。这说明,工商界所列举的理由亦为社会所认同。但是,一项税收是否开征,并非全取决于纳税人的承担能力,而是取决于政府基于财政需要的政策判断,以及公众民意的态度。在抗战的背景下,所得税、遗产税开征是国家战时财政的需要,其势难以拖延。

  

以上所言主要着眼于宏观经济及社会环境,如以单一企业而论,纳税意愿不高而负担沉重的情况下,逃税可能是违法但较为合理的做法。柏绍志在关于营利事业所得税逃税问题的研究中说,“营利事业所得税系总计全年之营业所得而为征课,税额自不免较大,一次缴纳,筹措当较吃力,一般因而感觉所得税乃一笔甚重之负担,逃税之念,于是发生。至于税款核定后,以难于一次筹缴而拖延不纳者,(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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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邢宗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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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兰州学刊》2016年0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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