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亚文:匮乏、政治过度与文明危机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715 次 更新时间:2017-03-30 15:52: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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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亚文  

   契约的瓦解,导火索是政治过度,即政治理想和行为超过了它的内在规定性,或者说政治多做了它所不应当做的事情。二十世纪下半叶以来,主要体现在欧洲和美国出现了政治的过度化,英国公投脱欧和特朗普在美国受到很大欢迎都是政治大举扩张其原有地盘、不断突入陌生领域和空间后,严重超过了政治的承载边界的结果。

   为什么会发生政治过度?在于政治会不断迎合“免于匮乏”的需求,而匮乏是无止境的。

   世界总体来说是个匮乏世界,不是物质匮乏,就是权利匮乏,而且匮乏是不可改变的,因为匮乏不仅仅是一种物质现象,也是一种精神现象,在物质基本满足的情况下,人又会对权利提出更多要求,因此“权利”会永远处于被不断开发的状态,永远也不会满足。当年罗斯福说要“免于匮乏”,这个口号听起来十分美好,然而它也是一个巨大的话语陷阱,“匮乏”的边界在哪里?“匮乏”这个词一旦提出来,就会不断扩大它的边界,而人类的权利生产,永远也不会达到“免于匮乏”的程度。

   民主政治、福利制度,都是“免于匮乏”的产物,曾经做出过优好的业绩。然而,能使国家兴盛的事物,却也包含了使国家衰败的因子。民主具有两面性,在民主普遍不足的时代,可以凝聚国家实力;但在民主普遍普及的时代,却也容易演变为民粹主义,使民众对国家产生无度需求。由此造成的问题,一种表现是由民主到独裁,即民主对国家提出的要求使政府日益庞大,进而反而有了控制公民的更强能力;另一种是民粹主义高涨,国家要负担起国民的更多福利要求,结果透支国家资源,使国家陷入衰败。

   在特别重大的议题上,举办全民公投、简单多数胜出的方案看起来合理、符合民主精神,然而,政治的内涵并不只是民主,还有有效的国家能力,如果被滥用的民主损害了国家的稳定存在和政府的组织效能,民主终将不能保卫民主。霍布斯写作《利维坦》、华盛顿推动建立新国家时,首先考虑的并不是民主,而是政府能不能组织起来、国家能不能有力应对危机。如果民主冲击了国家存在的底线,那这样的民主已不应在合理的政治议题之内。民众在很多时候是非理性的,约翰·穆勒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思考代议制民主问题时,曾经提出为防止民众因智识限制而不当使用决策权,应当修订“一人一票”的思路,让贤能者可以拥有复数投票权。

   英国脱欧公投是对二十世纪以来日益高涨的民主精神的呼应,然而,它却是对英国作为民族国家的契约伦理的违背,是在原先造好的政治马车上,又添加了新的货物,导致这辆马车严重过载、不堪重负。没有民主是难看的,错误的民主则是灾难。民主问题的背后是“政治”的定义问题,不充分的政治和过度的政治都是对合理政治的背离。

   一个很长时间远离了战争、享受着和平的世界,会加剧政治的过度。二十世纪下半叶以来的欧洲和美国,从来没有像这段时间那样,可以近乎绝对地享有和平,这也扭曲了欧洲人和美国人对政治的感觉。由于经常处在危机状态和常有战争威胁,民众容易培养牺牲奉献精神,不会向国家要求过度的福利和权利,但战争威胁的显著减小和战争进入信息化阶段后,以往工业化时代的大规模战争动员机制已没有太大必要,民众为国家付出的意愿也显著弱化,而更多只顾个人利益和权利,于是不断消费国家财富、不断伸张权利,结果国家财政日益亏空,政治制度的边际效应也日益递减,最终随西方国家的去工业化而“向吃光主义迈进”,导致福利制度和民主政治双双难以正常维持,传统的政治契约陷于瓦解。

   有限的权利保障能力与无限扩张的权利需求之间的对立,是“匮乏”无法化解、政治承载过度、契约伦理扭曲变形的基本成因。二十世纪下半叶以来的各国政府,已在政治家的野心和民众的欲望共同推动下,加大步伐由有限责任政府日益向无限责任政府演变。一个负有无限责任的政府和国家,可能存在或长存吗?!

  

四、良性状态:政治适度

  

   从政治过度中,所该反思的,是什么才为适度的政治?所谓政治适度,乃指政治能够日常完好运转,民众的意愿基本能够满足,国家的长久未来没有大的忧患。达到这一目标和状态,不能不需要以下这些条件:

   (一)国家责任与公民义务的平衡。国家与公民是双向契约关系,双方都要有维护对方意愿的精神准备,对公民来说,这意味着为国家做出一定的牺牲奉献,以保障国家机体的健康。对国家来说,意味着对公民的有限权利供给。政治的基本功能是建立和维护秩序,权利要以秩序为前提,超出国家的承担边界、损害秩序的权利扩张是不正义的。

   (二)精英政治与民众参与的平衡。完全不顾“民意”的政治是坏政治,一味顺从“民意”的政治也是坏政治,公投的直接民主形式,已经越过了马克斯·韦伯所说的精英通过政党领导大众的政治类型,也超越了政治所可以承受之重,是对精英政治与大众民主之间的平衡的破坏。在当代世界,更需要推进机制创新,使精英治理与民主政治相互消化融合,彼此都在恰当的边界内运行。

   (三)契约的扩展在其适应范围内。也就是说,以不破坏政治共同体的有效运行为前提。任何政治制度安排,都受到一些约束条件的限制,超过了这些约束条件所能承受的范围,适度政治就将转化为过度政治,契约关系就会解体,文明就会崩溃。

   政治过度、契约被侵蚀,常见的约束条件还有经济、人口和文化因素。近些年来欧洲和美国的乱象显著增多,是与全球财富的生产和分配状况直接关联的,经济上的限制开始出现。人口和文化的限制,在今天的世界同样扎眼。欧洲和美国如今共同面临的情况是:大量外来移民所带来的人口结构改变,使人口的种族和文化构成发生巨大改变,颠覆了政治共同体赖以形成的往日基础。英国公投脱欧的一大原因,就是对欧盟的难民政策十分不满,担心英国也像欧洲大陆一样充满外来难民,如此可能导致英国“国将不国”,这使得新晋英国首相特蕾莎·梅在二〇一六年十月五日的保守党大会上,竟然公开宣称英国不欢迎“世界公民”。

   美国是个移民国家,它曾长期不断突破政治共同体的边界,却没有出现大的内部危机,原因在于:其一,长久以来,美国的财富一直在增长,能够为契约在更多人群中的扩展提供良好的经济支持;其二,美国的主流人口和文化,一直未受大的挑战。现在的问题是,今天来到美国的新人群,说的不再是英语,不再以融入美国主流文化体系为目标,与传统的“美国人”的共同情感也日益淡薄。美国的人口结构进入新世纪以来已发生巨大改变。《华尔街日报》援引最新一次人口普查的结果称,按人口年龄来看,在55岁以上的美国人中有3/4为白人,在18至34岁的美国人中白人仅占56%,在未成年人中甚至低于50%;从地域来看,全美36个州和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的370个县非拉丁裔白人人口不到全国总人口的一半。人口结构及其文化信仰上的变化,已经越出了美国作为一个政治共同体形成时的边界。而在美国式的“政治正确”意识形态下,新兴群体的到来与壮大,在经济衰退的背景下,不仅难以起到补充劳动力的功能,反而会对美国的社会资本形成巨大消耗,还会加剧不同信仰人群间的关系紧张。马尔萨斯曾经谈过的主妇之宴由丰裕变匮乏的场景,又在美欧上演了!

   适度政治转变到政治过度,因此主要与权利扩张超过了权利供给能力,导致“匮乏”不断被生产相关,这又在于两个方面:一是权利的内涵不断扩大,当国家不仅要保障公民免予束缚的消极自由,还要创造机会、保障公民拥有实现其尊严和价值的能力时,压在国家身上的担子,是成几何级数增长了;二是权利的适用人群不断扩大,逐渐突破既定的情感共同体界限。一个不问出身、性别、能力、宗教、族群、国籍的均等化的世界,如果能够建构起来,那当然无上美好,然而,它可能吗?

   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更需要对“现代文明”做出透彻反思。以霍布斯说过的一句话作为结尾:“任何国家之中最大的弊端却没有不是由于臣民不服从和破坏建立国家的信约而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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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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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读书》2017年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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