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之际:第三次西方天学输入浪潮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39 次 更新时间:2017-03-26 21:07: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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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晓原 (进入专栏)  

   耶稣会士初来中国

   明代末年,耶稣会士开始进入中国。耶稣会是一个直接听命于罗马教皇的宗教组织,创建人罗耀拉是一个西班牙贵族,耶稣会组织严密,持续时间很长,至今犹在,它和梵蒂冈的关系一直比较紧密。

   今天如果查字典,会发现“耶稣会”是一个不好的词,作为名词或形容词的时候都有不好的意思,这是因为耶稣会在某些事情上表现不好。明末耶稣会在欧洲做了一些什么事情,到底怎么评价,也许见仁见智,但有一点是肯定的,欧洲有很多非常好的学校是耶稣会建立的。当时他们派往东方的耶稣会士,都是一些受过良好教育并且富有献身精神的人。所以明清时代中国人对来华的耶稣会士还是相当尊敬的。

   今天北京市委党校的院子里,有三个最著名的来华耶稣会士利玛窦、汤若望、南怀仁的墓,墓旁还有康熙题字的碑。这些耶稣会士都在中国去世,还是有点献身精神的。他们在欧洲受了良好教育,奉派到中国工作,不结婚,一直工作到死,最后埋葬在中国。以前极左的年代把这说成文化侵略,这个说法显然不妥,这些人在中国也没做过什么坏事,好事倒是确实做过,所以至少得承认他们的献身精神。

   耶稣会士刚进入中国的时候,他们还不知道怎么跟中国上层社会打交道。他们穿上和尚的服装,结果他们在南中国的境遇很不好,因为在传统观念中,和尚的社会等级比较低,士大夫们看不起他们。后来他们开始向中国士大夫阶层看齐,穿上士大夫的服饰,学汉语,写汉文文章,跟士大夫们交往,于是他们被称为“西儒”,就是说从西方来的儒者,他们这才得到上流社会的接纳。

   利玛窦亲自经历了这样的过程。1600年,利玛窦获准进北京觐见皇帝,皇帝允许他在京师居留。因为他们必须住在教堂里,所以允许居留就等于允许他建立教堂,也就等于允许他传教。利玛窦从此就在北京城里住着再不出去,直到十年后去世。

  

   明朝的改历之争

   这十年里,利玛窦注意到一件重要的事情——明末正在发生的关于改历的争议。

   改历在中国历史上每朝每代都要出现。为什么要不停地改呢?

   这是中国历法的基本结构决定的。中国古代历法本质上是一种数理天文学工具,用来计算在给定时刻和给定地点的日、月、五大行星位置——这可以说是古代世界各文明中天文学共同的终极问题。古代中国人用会合周期叠加的方法,来描述太阳、月亮和五大行星的运行规律,并推算出它们在任意时刻的位置。由于会合周期的叠加会使误差积累,所以每部历法刚开始用的那些年往往很准确,用的时间久了,误差积累起来,就不准确了,接着就会有人提出要改历,所以中国历史上先后留下一百多部历法。明朝继承元代郭守敬的《授时历》,稍微更新了一下参数,取名《大统历》,从明朝开国就一直使用,到明末已经用了两百多年,误差明显积累起来,所以就有不少人提出改历。

   这时利玛窦从北京给他在罗马的耶稣会上级写信,说你们要快点派懂天文学的传教士来,因为这个国家对天文学家有特殊的尊敬。其实这是因为利玛窦开始理解到,在中国,天学与王权之间有着特殊关系。

   明清时代钦天监作为一个皇家天学机构,实际上它和王权的关系已经不像以前那么重要了。古代早期这种关系非常重要,天学是王权成立的必要条件之一。到了明清时代,天学基本上就只是王权的象征了。但利玛窦认识到,即使只是象征,也仍然很重要。利玛窦向罗马报告说,这个国家正在改历,如果我们能够参与进去,我们就能够走通上层路线,直达中国社会的最高层。

   耶稣会听从了他的意见,派了懂历法的人来,派来的人有好几个,但是现在留下名气比较大的就是汤若望和南怀仁。利玛窦自己也懂一点天文学,但他掌握的只是欧洲的古典天文学,他自己觉得已经不够用了。

   明朝那个时候日子非常难过,关外有满清入侵的威胁,里面有李自成、张献忠等人的武装叛乱,真正是内外交困。在这样的多事之秋,王朝已经到了生死关头,怎么还有闲工夫在那里讨论改历这种不急之务呢?历法真的有那么重要吗?

   历法在古代和现代不一样,现在历法就是个纯粹的工具,但在中国古代,历法是政治上的大关节。以明朝为例,明朝每年要向承认中国宗主权的国家,例如朝鲜、琉球等国,颁赐历法。具体的做法,或者是他们派使臣到这里来领取,或者中国派使臣到那里去颁赐。这些国家用中国的历法,象征着承认中国的宗主权。所以历法有重大政治含义,不仅仅是一个科学工具。比如那时中国每年向朝鲜颁赐一百部原版历法,同时授权他们在国内翻印。对他们的老百姓来说,肯定只能用翻印的版本,那一百部原版应该是王室、达官贵人用的,这也是一种特权。所以历法不像我们今天想象的那么简单,以至于国家即使正逢内忧外患,讨论改历在政治上仍然不失为正确。

  

   徐光启和《崇祯历书》

   徐光启是明朝早期几个身任高官同时又接受西方文化、甚至自己都入天主教领洗的重要人物之一,徐光启做到大约相当于今天副总理级别的高级官员。徐光启等人和传教士接触之后,觉得传教士那套天文学方法确实先进,就上书皇帝,说应该把这些人引进来参与改历,这正是利玛窦当初所期望的。

   明朝政府后来就同意徐光启来做这件事情,崇祯帝在位时,于1629年设立历局,由徐光启领导。徐光启召集四位耶稣会士以及一些中国助手,着手编撰《崇祯历书》。这部被现代人称为“欧洲古典天文学百科全书”的《崇祯历书》于1634年编成,前一年徐光启已经去世,后面的工作由李天经负责继续完成。

   历书编成之后,按理说就应该颁行,但是却遭到很多人反对。因为《崇祯历书》不再用中国传统的天文学方法,而是改用欧洲的天文学体系——第谷的体系。这一点让很多中国人受不了,觉得历法一直是王权的象征,如今却要用西方人的东西来计算,这简直就是“用夷变夏”。他们强烈反对皇帝颁行这部历法,为此一直争论了十年。

   在这十年里,《崇祯历书》的支持者和反对者至少进行过八次关于天象预推和实际观测的较量,这在《明史•历志》中都有记载。比如有日食,或者有某种行星天象,以耶稣会士为代表的历局就给出一个预测,坚持中国传统历法的钦天监守旧派也给出一个预测,然后到了时间,大家就一道来实际观测,看谁的预测准确。古代天文学的终极问题就是给出时间和地点,问日月和五大行星这七个天体中的某个(或某几个)在天空什么位置上,这八次较量都是在比哪一方给出的预测更准确。有时候某个天象在北京城里观测不到,还要专门派人到别的地方去观测,再向北京报告观测数据。

   八次较量的结果,都是《崇祯历书》那一派的西方天文学胜出,精确度都比中国的传统方法要高。尽管谁也没有100%的精确,科学上也不存在100%精确的事情,观测也都只能是达到一定的精度。但在当时双方都同意的观测精度下,确实是西方天文学的方法更精确。所以争论了十年之后,崇祯帝终于相信西法优胜,下诏颁行,不料却已经晚了。

   汤若望的科学政治学赌注

   崇祯帝颁行历书的诏是1644年春天下的,下完没多久,李自成的军队攻进北京,崇祯帝在煤山上了吊,整个国家陷入混乱,颁历之事自然不了了之。可是李自成的军队踌躇满志占领北京没多久,又在满清和吴三桂联军的进攻下退出北京向西逃窜,清兵随即进入北京。半年时间北京城换了三个主人,当此剧变,城里的汤若望做了一个非常正确的决策。

   北中国沦陷之后,明朝残部在南方建立了南明政权,南明政权维持了好几十年,继续抵抗清军。当时在中国的不少耶稣会士选择跟南明政权合作。甚至有耶稣会士书生气十足地写信给教皇,要他出兵支援南明政权——当然实际上这是不可能的,教皇哪有那样的力量去管遥远东方的事情。但是汤若望不一样,汤若望从一开始就决定和清政府合作。

   从李自成进城,北京城头变幻大王旗的日子里,汤若望争分夺秒地进行《崇祯历书》的改编工作。《崇祯历书》主要由四个耶稣会士修成,四个人里龙华民、罗雅谷死得早,邓玉函地位最高,他和伽利略都是山猫学院(现代意大利科学院的前身)院士,但是邓玉函死得更早,汤若望在四个人中活得最长。汤若望改编时添入了多种由他署名的小篇幅著作,这样就能够突出他的贡献。达官贵人不可能将卷帙浩繁的《崇祯历书》全部看一遍——他们也看不懂,通常就是翻翻目录。在改编后的历书目录上一翻,汤若望的名字出现很多次,这确实会给人一个印象,以为这部书的作者中,汤若望是最重要的。这其实只是对《崇祯历书》的技术性处理,里面绝大部分内容仍然原封不动。

   汤若望把改编过的历书献给清政府。历书是一个王权的象征,一个新政权总要弄一部新的历书,清朝刚刚在中国建立,南明还在抵抗,清朝迫切需要一个正统性的象征。这时汤若望给它送来一部新的历书,这正是清朝想要的东西。而且从科学上说,这个历书也比原来明朝的历书更优越。顺治皇帝很快御笔亲题了新历书的名字:《西洋新法历书》,于1645年颁行,顺治还任命汤若望做钦天监的负责人。

   汤若望极善于走上层路线。明朝时他在北京城里就跟王室成员及达官贵人打得火热,到了清朝,他甚至能让顺治皇帝叫他爷爷——因为顺治的母亲有一次犯疟疾,太医都治不好,汤若望因为有奎宁之类的药,替她治好了,皇太后一激动认他做了义父,顺治当然就得叫他爷爷了。汤若望和顺治处得很好,史料记载,顺治没事还爱到汤若望那儿走动走动,“欢若家人父子”,关系很融洽。汤若望使宫廷里很多达官贵人都领了洗,信了天主教。所以他把上层关系搞得非常好。

   从汤若望开始,清朝近两百年都保持着由耶稣会士任钦天监负责人的传统。汤若望去世后由南怀仁接任。雍正时清廷和耶稣会之间闹出“礼仪”之争,几乎绝交,但是钦天监的负责人仍然是耶稣会士,一直到清朝最后几十年,情况才改变。

  

   《崇祯历书》为何选用第谷体系

   《崇祯历书》在1634年最后编完。那时的欧洲天文学界,托勒密所代表的古典天文学仍有市场;哥白尼《天体运行论》出版于1543年,到那时也有九十年了。哥白尼学说当时已受教廷批判,但实际上教廷把《天体运行论》列入禁书目录的时间很短,也就是审判伽利略的那一段时间。

   当时还有第谷的学说——这是《崇祯历书》所采纳的学说。第谷是丹麦天文学家,受到丹麦国王的资助,给他一个小岛,给他很多钱,他成为汶岛的主人,在岛上建了两个天文台,那里一度成为欧洲天文学的中心。第谷当时制作的天文仪器精度很高,被认为达到望远镜发明之前天文观测的巅峰。今天在北京建国门古观象台上,还能看到有八件仪器,其中六件是南怀仁为康熙造的,这六件仪器完全是第谷仪器的拷贝。

   托勒密体系、哥白尼体系、第谷体系,都是几何模型。第谷体系是日心和地心体系的折衷。地球是中心,太阳绕着地球转,五大行星绕着太阳转。这些体系只要适当调整其中的参数,都可以相当准确地描述天体运行。第谷由于观测精度非常高,他的体系和实际情形的吻合程度也最高,所以当时在欧洲他的体系精度最高。而哥白尼本人不是一个优秀的观测者,他的体系在精度上比较差,在当时的欧洲连第三位都不一定排得到。

有一些例子可以表明哥白尼不精于天文观测。例如,哥白尼一辈子没见过水星。水星确实不容易观测到,但是作为创立了一个天文体系的人,连水星都没见过,这有点意外。又如,哥白尼的学生说,他老师观测的精度到10角分就满意了。(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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