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晖 金雁:没有运动的理论——东欧的新社会主义思潮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651 次 更新时间:2006-07-20 09:5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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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极左派,还是“半社会党化”?

  

  与前苏联不同,在东欧的特定条件下的所谓“反对社会党化的正统派前共产党人”,实际上也受到了社会民主主义的影响,他们尽管在当地被视为“极左”,甚至被攻击为“斯大林主义者”,但实际上与剧变前的共产党还是有不小的差别,甚至比前苏联的一些号称社会民主主义者的组织(如劳动人民社会党)都要更“右” 些。这主要表现在:

  1、他们尽管反对全盘否定过去,但都强调要与以前的“极权主义”、“斯大林主义”成份决裂。如波共盟表示,它“不是波兰统一工人党的继承者”,而是“真心实意按照劳动人民真正利益改造社会制度的所谓共产主义思想的继承人,是崇高理想的继承人。”它将遵循自由和独立的波兰利益,从道义上“更新和重建这一理想,”“重建健康的波兰社会主义思想的概念”。它宣布,“党必须摒弃极权主义的活动,任何形式的暴力和专制,同一切使得社会抛弃统一工人党的工作方法决裂。”要抛弃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外来(指苏联)因素。”罗马尼亚社劳党的宣言强调坚决与独裁的和斯大林式的极权主义划清界限,在思想上和组织上同极权主义彻底决裂。该党不是原来的罗马尼亚共产党,也不是原罗共的继承者;该党是左派,但不是极左派,它是左派民主党,同欧洲社会主义左派相类似。该党对1989年12月的罗马尼亚的剧变持肯定态度,认为它是一场人民起义,是人民推翻齐奥塞斯库独裁统治的胜利,它结束了“使我国和罗马尼亚人民在前进道路上受到玷污和名誉扫地的现象。”只是它认为,“12月起义”只反齐奥塞斯库的独裁而并不反共,反共是后来某些政党煽动的。

  此外,匈牙利社工党也强调要与过去“反民主的领导方法”决裂。前南地区的新共盟(即共盟——维护南斯拉夫运动)也作过类似表示。值得指出的是:在东欧 “极左派”中至少有一个党,即前南地区的“新共产主义运动党”与上述多数情况不同,它是从极左的角度而不是从“民主化”角度表示与旧制度决裂的。该党领导人、文学家布·基塔诺维奇早在1955年就因不满于铁托的非斯大林化运动而退党,成为“极左持不同政见者”。他在谈到新党的宗旨时指责“铁托消灭了党”, “老的南共即南共联盟的领导脱离了社会主义的理想和社会主义思想,由于党的逐步蜕变,官僚们的独裁取代了人民的热情,尤其是青年的热情”。他说,“铁托、卡德尔、兰科维奇、吉拉斯、巴卡里奇等南共领导人逐步脱离了社会主义思想,1948年以后他们在经济、政治、外交政策等方面完全抛弃了社会主义原则,他们最粗暴地清算了那些反对他们的统治的真正的共产党人”。“这就必然导致南斯拉夫发生今天这种局面”。但这样的“极端斯大林主义”的党在今日东欧是极罕见的,即使在“极左派”中也是如此。当然在批判过去方面,几年来这些党也都经历了一些变化,一般说来,在剧变之初社会情绪一面倒的情况下,它们对过去要否定得多一些。到了“左派复兴”之后便开始更多地强调与过去的继承关系,但完全回到过去则是很少有人主张的。

  2.对待社会民主主义方面,这些党都以反对前共产党,改建为社会党而著名,但它们对社会民主主义也并不像前共产党那样界限分明。如波共盟承认社民党与社民盟是“波兰左派的代表”,与共盟在思想上“更接近”,并在民主左派联盟中实际上接受了社民党的领导。罗马尼亚社劳党则宣称自己不是极左派而是“左翼民主党”,与欧洲社会党左翼类似。匈牙利社工党自以为是“共产党和左翼社会民主党传统的继承者”,它只是不愿变为“接受资本主义的右翼社会民主党”而已。换言之,这些党大都自我定位为社会党左翼,所谓反对社会党化,实际上只是反对社会党右翼化。它们与自命为“民主化改造后的共产党”的捷摩共和自命为比原西德社民党稍左的原东德民主社会主义党这类“半社会党化”的组织实际上差不多。颇为有趣的是上述前南地区的新共产主义运动党,它一方面以斯大林主义式的立场彻底否定铁托,另一方面却对改建后的塞尔维亚社会党评价颇高。在它看来铁托“完全抛弃了社会主义”,而塞尔维亚社会党却“包含着一些社会主义思想”。看来它的“社会主义”是带有强烈的塞族民族主义色彩的。

  如果说在“左派复兴”后,这些党在否定过去方面有所反复,那么在与社会党化的新党之关系上也是如此,尤其是在“东欧西行”左派再度下野时,这些党大都批评左派联盟里的新社会党过于软弱。但这同样没有完全消除它自身的“半社会党化”特征。

  3、这些党的“半社会党化”最突出地反映在组织原则上,它们几乎都放弃了布尔什维克式的民主集中制而实行党内民主化。如前南地区的新共盟便宣称,正如它反对以“民族利益”来压制公民权利一样,它也反对以“党的利益”来压制党员权利。在国内,“多元化生活的中心是公民而不是民族。”在党内,“党员的个性和自由应得到充分的发展”,“党不会用纪律来约束党员,而是让党员自由地进行政治活动。”罗马尼亚社劳党党章规定各级地方组织有广泛的自主权,而且承认党内可以有派,党员有信教自由。匈牙利社工党宣布拒绝任何形式的中央集权制,认为党员是党的真正主人,要对尽可能广泛的问题实行民主,只对尽可能少的问题由选举产生的中央来决定,并且这些决定还须与民主通过的政策相一致。实际上,几年来这些党也的确不断进行公开的党内派别争论,真正做到了党外有党,党内有派。这种政治、经济主张比较激进但组织原则却很松解的状况,有点类似于第四国际系下的西方托派组织。仍坚持“民主集中制”的,只有前南那个影响很小的新共产主义运动党等很少几家。4、在政治、经济纲领方面,这些党也有不少“半社会党”色彩。它们普遍放弃了无产阶级先锋队、无产阶级专政、列宁主义指导以及公有制计划经济等提法,而在纲领中加上了自由、民主、人权、人道主义等内容。它们几乎都不反对议会民主,但强烈抨击“右派专制”。对私有制、市场经济明显反感,但也很少明令禁止,而把重点放在强调国家调节、社会福利与劳动者利益上。如波共盟宣布“坚决反对斯大林关于使用暴力建立社会新秩序的主张,致力于按照马克思所理解的共产主义为消灭现制度而开辟道路”。罗马尼亚社劳党认为自己不是无产阶级而是“所有愿意把自己的力量贡献给为在罗马尼亚建立一个没有社会与民族压迫的、没有仇恨和歧视的、以民主和正义价值为基础的文明社会而奋斗的人们共同活动的自由联盟。它在政治上主张多党制、三权分立、议会民主、人权原则、法制国家,经济上主张”按市场经济原则重组所有部门“,多种所有制并存和自由竞争。党的思想源泉是”本国和世界社会主义及工人运动与民主运动的思想和经验 “,以及”基于具有广泛启示性和开放的哲学思想的当代人道主义学说。“党”像对待本国与外国所有进步科学学说一样对待马克思主义“,保留其”有生命力的 “部分而”抛弃其乌托邦的、违反人权和损害社会主义基础的思想“。匈牙利社工党则声称代表工人、农民、脑力劳动者和自食其力的小所有者利益。1991年4 月,该党发生党内争论,主张把党变为”中产阶层党“并实行”比较好的、更人道的资本主义“的一派宣布退党,留下的一派则坚持”劳动者党“的立场。

  总之,从这类政党的纲领看,把它们看作“传统党”只是十分相对而言的,作为“前共产党人”中不接受社会党化的所谓“保守派”,在当时90年代、地处欧洲的背景下,也很难完全拒绝社会民主主义。它们的“传统”姿态主要不是由其纲领,而是由其对转轨进程中一系列具体事情所持的、比新旧社会党更激烈的反对态度来体现的。但由于这些党没有参政机会,这种反对很难有实践意义,于是人们便力图赋予其理论意义。而这些党的“党内民主”、“党内自由”又使这种理论阐述可以不拘一格,旧体制下大量培养的理论工作者(无论这时是否加入新党)的参与更提高了这种研究的水平。这样,形形色色的“新社会主义”理论便在东欧异彩纷陈了。

  

  2、“现实社会主义”是否社会主义?

  

  “新社会主义”者要回答的头一个问题无疑是对“旧社会主义”的失败作出总结,于是便有了“现实社会主义”(即前计划经济国家的旧体制)是否社会主义之争。从字面上看这是个事实判断问题而非价值判断问题,是“是否”的问题而不是“好坏”的问题。但实际上关心这一问题本身就是一种价值立场。因为对反社会主义者——自由派与右派来说,旧体制当然是社会主义,否则就不能从否定旧体制得出否定社会主义的结论。对于拥护旧体制的“斯大林主义者”来说,旧体制当然也是社会主义,否则就不能从肯定社会主义得出肯定旧体制的结论。而对于社会党、尤其是东欧目前“复兴”的那种低调的社会党来说,他们对“姓社姓资”本身毫无兴趣,也不会对这个问题予以关注。只有那些一方面仍具有高调的社会主义理想,一方面又为旧体制的积弊所震惊的人,才会对自己提出这一问题。

  对这一问题的通行解释是把旧体制分解为各个部分,例如分解为经济与政治或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东欧的“新社会主义”者们对这些部分的评价是多种多样的:

  有人认为,旧体制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都是社会主义的,只是它们都不完善,因此有弊病。如波共盟现主席兹·维克多认为,旧体制在经济上忽视了市场,在上层建筑方面忽视了宗教。“‘同上帝作斗争’使我们远离信教的基本群众,而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本来就是社会主义的拥护者。”在他看来,过去在上层建筑上最大的错误不是忽视了民主,而是敌视了宗教。这与俄共把与东正教和解当作反思过去的最重要之点颇类似。在“新社会主义”者中属于最“传统”者的南斯拉夫新共盟主席拉·克尔斯马诺维奇有所不同,他继承共盟原来的观点,对苏联集团的旧体制从经济到政治都持否定态度,但对铁托的自治模式则予以肯定。他认为:“南斯拉夫的自治社会主义社会看起来却与众不同,我们最接近于克服冒牌社会主义理论及其代表人物造成的裂痕。但是它却未能避免另一个陷井——化整为零,从而使各种利己主义控制了普遍利益,为此必须进行必要的改革。”_显然,这也是一种“不完善”之说,虽然它与另一种“不完善”之说相反,即认为缺陷在于过份分权而不是过份集权。但这两种认识恐怕都难以解释这两种“不完善”何以互为因果,即“一放就乱,一管就死”的问题。

  有人则相反,认为旧体制在政治上与经济上都不是社会主义,或者说是“冒牌社会主义”。前引的克尔斯马诺维奇对“苏联模式”的评价就是如此,南斯拉夫以外的一些带托派色彩的左派论著也持类似看法。这种见解认为旧体制经济上的国有制是“官僚所有”而非真正公有(而前南的“社会所有制”才是真公有);政治上的无产阶级专政则是“斯大林主义专制”而非民主(前南的“工人自治”才是社会主义民主)。与克尔斯马诺维奇相反的是南“新共产主义运动党”的基塔诺维奇。他对铁托体制的社会主义性质从经济、政治到外交都予以全面否定,而对“斯大林体制”则全面肯定。这样的看法在今天的东欧可以说是绝无仅有,但在前苏联并不罕见。

  更多的人则把政治、经济分开。其中多数人都认为旧体制在经济上(公有制)是社会主义的,而在政治上(专政)则是反社会主义原则的。这些人中最具代表性的是著名波兰思想家亚当·沙夫,他在剧变前被认为是非正统的异端,但又不同于库龙那样的反对派知识分子。剧变后他仍坚持宣传社会主义并拒绝认同社会民主党,因此他虽未加入波共盟,但仍被公认为是波兰乃至整个东欧最有影响的“新社会主义”者之一。他对旧体制在经济上虽有批评,但认为国有经济的社会主义性质是毫无问题的。同时他认为旧体制不仅是反社会主义的,甚至是法西斯的。他的这种“共产法西斯主义”论早在剧变前就已形成,剧变后更在东欧左派尤其是社会党左派中影响极大。

  沙夫宣称:“如果用马克思所主张的社会经济结构(即生产资料的所有制性质)的基本定义来衡量,那么从这个角度上说上述国家就是社会主义国家。但其现存的上层建筑却同公认的社会主义社会的理想相矛盾冲突。我认为,正是这一矛盾给了社会主义拥护者以重要启示,在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的革命和消灭由资本家所构成的阶级并不是建设具有自由、平等和博爱这些特征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充分条件,在一定环境下,在生产资料国有化的基础上甚至会出现一个具有共产——法西斯主义结构的社会。”因此他自问自答道:“共产法西斯主义的上层建筑是否能够存在于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之上?”回答是肯定的。

  为什么会产生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如此大的反差?沙夫认为这是由于社会主义在这些国家搞早了。“当革命不具备必要的主观条件时(马克思主义理论明确论述过这些条件),(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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