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继绳:为什么伟大的理想造就了“伟大”的悲剧?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5768 次 更新时间:2017-03-24 23:26:10

进入专题: 毛泽东   共产党   饥荒   个人崇拜   极左思潮  

杨继绳 (进入专栏)  

  

   2013年,73岁的杨继绳从北京飞往纽约,接受了曼哈顿研究所颁发的哈耶克奖。

   和哈耶克结缘,是杨继绳晚年收获的意外之喜。他记录大跃进和大饥荒的作品《墓碑》,暗合了哈耶克的某些精神遗产。“我读过他的几本书,他的学说对分析中国大饥荒有用。在没有战争、没有瘟疫、气候正常的年景,三四千万人因饥饿而死。造成这一灾难的领导集团,不是恶魔,不是弱智者,而是怀着美好理想、智力超群的革命者。”2013年7月1日上午,在《炎黄春秋》杂志社,杨继绳开完编辑会议,坐在狭窄的办公室内开始讲述自己对一个时代的理解。

   《炎黄春秋》是国内最敢言的历史刊物,没有哪一家媒体向它这样揭发了那么多毛时代的丑闻。杨继绳是这家杂志的副社长。“马克思也曾主张人道主义,也曾主张个人自由。但是,一旦消灭了私有经济,一旦实行计划经济,他承诺的人道和自由只能是画饼。他的经济思想否定了他的伦理思想。”杨继绳最后又回归到他对马克思的评价上来。他回避不了这一点,因为他曾经也是马克思的信徒。

   甚至于在他的父亲,因饥饿而死在1959年时,都不能对他的这一信仰构成挑战。他现在承认自己是在“洗脑”的教育体制下长大的一代人。写作《墓碑》因此也成为他晚年的一种自我救赎。大饥荒的历史,触动了毛时代最不堪的决策记忆,在获得荣耀的同时,杨继绳也要面对左翼力量的反弹。

   我们的谈话,就从一篇批驳《墓碑》的文章开始。

  

   一、父亲饿死,仍然相信政府

   东方历史评论:乌有之乡有一篇文章,“揭穿《墓碑》谎言,杨继绳的父亲不是饿死的”,认为1959年4月还没到饿死人的时候,你父亲应是死于食道癌等疾病。

   杨继绳:我父亲怎么死的他比和还清楚?他提这个问题就是不信任我,我当然不回答。把我从学校里叫我回家的那位我儿时的朋友还在,我老家60岁以上的人都可以证明,如果他真想弄清这个问题,给我老家打个电话就行了,如果他更认真一点,花一天时间跑一趟也行。我的书中地址都写得很清楚。

   东方历史评论:现在很多年轻人不相信人是怎样饿死的,你能不能作点介绍?

   杨继绳:人的生命需要能量维持,生命的活动就是能量的循环。机体静卧在摄氏20度的环境中,完全处于休息状态,既无体力劳动,也无脑力劳动, 肠胃也不蠕动。65公斤体重的男子,24小时需要的能量是1560千卡。农民在野外从事重体力劳动,一天需要能量在3400-4000千卡之间。在大饥荒期间,中国农村平均口量定量为每天0.35斤大米,折合热量618千卡。农民每天差2000多千卡的能量。人体的能量入不敷出时,首先动用体内储存的“糖原”,。体内存储的“糖原”可以维持一天。下一步就消耗体内的脂肪。完全依靠脂肪产生热量可能发生代谢性酸中毒。体内存储的脂肪消耗完毕时,便开始分解体内各器官、肌肉中的蛋白质。蛋白质被分解,使各脏器萎缩:肾脏萎缩出现肾功能不全;胃肠道黏膜萎缩,使营养消化吸收减少······由蛋白质组成的各种抗体、各种酶也迅速减少,这就会出现一系列疾病。生命力顽强的人,在这个过程中没有死,最后因心脏的蛋白质被分解,就因心肌萎缩心力衰竭而死。什么叫饿死?是在人体能量严重短缺的情况下,在消化人体自身的过程中,产生一系列的疾病而死。

   东方历史评论:我去重庆长寿去采访所谓的“开仓放粮第一案”,证实那是一个官员的谎言。那边给我讲过一个案子,父亲想要去儿子读书的学校吃饭,但是学校老师不给他吃,他饿死在回去的路上了。我理解,是不是那里的学校不准学生拿米回去?

   杨继绳:儿子可以把自己定量的饭匀给父亲吃,父亲舍不得吃儿子的饭。我拿回三斤米回家以后,听说我父亲也没有吃到口,被别人吃了,他继续饿着,还对邻居说:“千万别告诉孩子,等我死了以后再告诉他,不然他又要拿米回来。”这是我2010年回老家听说的。

   东方历史评论:那个时候你有没有接触到对大跃进的反对声音?

   杨继绳:没有反对声音,谁敢有反对声音?那时我们到鱼塘角大队修水库,路经一个村庄,看到几个小孩站在路边喊:“大跃进,饿肚睏! 大跃进,饿肚睏!”,这是我听到的唯一反对声音。

   东方历史评论:你怎么看左派否认大饥荒?

   杨继绳:有不同的情况。一种是出于意识形态的动机,有政治偏见,偏见比无知离真理更远嘛!另外一种情况是,普通百姓对当前社会不公正的现状不满意,把毛泽东时代抽象成社会公正的符号,你们要说毛泽东时代的问题,他们就反感。还有一种是对历史的无知。我家附近搞绿化工程的农民工是信阳地区上蔡县的。我和一位60多岁的人聊天,他家饿死了两口人,但他19岁的孙子不相信,反问他:“不给老百姓饭吃,为什么不跟他们干?”他说的“干“,就是斗争,造反。这孩子哪能知道当时农民的状况?农民哪有能力跟政府对抗?

   东方历史评论:你当时的认知,和现在的左派有什么差异?

   杨继绳:时代不同。我们那个时候官方既垄断了真理,也垄断了信息,我们只能知道政府让我们知道的,我们只能相信政府让我们相信的。我们中的大多数人是当时的政治体制造就的政治愚民。现在的社会比我们那时开放多了,政府既垄断不了真理,也垄断不了信息。现在的左派当然也有无知的一面,但主要是他们自己的选择。

   东方历史评论:其实还是知道一些政府不让知道的信息,譬如饿死人。对此你当时真的一点触动都没有,完全被洗脑,没有丝毫功利目的?还是说,潜意识里也有学生干部身份带来的利益期待,以及恐惧,影响了自己的判断?

   杨继绳:我怎么会没有触动?!我很自责:如果我回家挖野菜、剥树皮,养活他,怎么也不至于饿死吧。我都十八岁了,别人能剥,我就不能剥吗?我只自责,没有埋怨政府,我以为这是我家的个别现象。

   当时谈不上利益期待,恐惧当然是有的。比我高一个班的同学,因为不能吃饱,就在厕所里写“打倒毛”的口号。马上被破案,抓到派出所关起来。当然有恐惧。那种恐惧是在每个人心里的,成了一种自我保护的本能。如果你没有恐惧,就很危险。这并不是因为软弱,而是一种自我保护,人作为人生存的一种能力。

   东方历史评论: 你当时认为写这个口号是正确还是错误?

   杨继绳:当然觉得是错误的。当时“打倒毛”是一个非常重大的反动口号。也可以说是当时的“共识”。这种“共识”是党多年教育的结果。刚才说过,单一的政治教育使我们成为政治愚民。

   东方历史评论:我自己也做过一些采访和查档工作,发现从土改开始,底层痞子化相当严重,殴打地主富农时特别狠。那些逼死人命的村干部,是不是也可以用被洗脑来为自己的行为做辩护?

   杨继绳:不能说痞子化,而是痞子。农村有一些不好好种田、好吃懒做的人,一搞政治运动他们的劲头就来了。老实农民是不会主动接近工作队的,痞子对上面派来的工作队很热情,很快成为工作队的依靠对象,在斗争中常采取极端的手段。我们村里一个姓毕的地主,人们都叫他“光瞎”(高度近视),还是个瘫子,家有100多担田,一个月能吃一次肉。就是这么一个人。土改时把他吊起来打,问他银洋在哪里。被整死了。

   东方历史评论:那时城里的知识分子是不是也不了解农村的情况?

   杨继绳:城里有粮食供应,只是不断减少,一个月26斤,高干虽然每月有一定的营养补贴,但也有浮肿,也是营养不良。一般市民营养不良的情况就更严重了。城里的知识分子也只能从政府那里得到信息,他没有别的信息渠道。听海外广播是“偷听敌台”,一旦被发现就要坐牢。国外的报刊是进不来的,能进来的只能是自然科学类刊物。个别人可能从某渠道得到一些与政府发布的不同信息,他是不敢传播的,传播是非常危险的。

   东方历史评论:前一段我查沈钧儒的一些资料,他在国民党统治时很勇敢,但是在大跃进期间,一发言就是拥护总路线、三面红旗。

   杨继绳:五十年代初的思想改造运动、肃反运动、批判胡适运动和1957年的反右派运动,使知识分子经历了一次又一次整肃,使知识分子都放弃了独立思考,都不敢说话。民主党派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团体,当然只能和党保持一致。

   东方历史评论:你第一次接触大饥荒的资料,开始怀疑三面红旗,是什么时候?

   杨继绳:知道饿死人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湖北省的省长叫张体学,省委书记是王任重。王任重比较早就倒台了,张体学批判他,说王任重1958年搞浮夸,湖北省饿死30万人。

   东方历史评论:你当时怎么听到这个消息?

   杨继绳:文革中传单到处是。其实湖北省不止饿死三十万。但这个数字当时对我是一个触动,说明饿死人不是个别问题。不过,我没太深入思考这个问题,是不敢思考。这也是我刚才说的一种自我保护的本能吧。那时腹诽都是有罪的。

   东方历史评论:当时有腹诽吗?

   杨继绳:没有那个认识,没有现在的认识。我刚开始写这个书的时候,还开玩笑说:我不能反动,但越调查越“反动”。我看的档案触目惊心啊,文字记录几千起人吃人的事件,首先吃自己家里人,父母吃儿女,儿女吃父母,这么严重的事情。

  

   二、大跃进责任人,可能在改革开放后篡改历史

   东方历史评论:哪年开始着手写大饥荒。

   杨继绳:1995年写完的邓小平时代,1996年开始着手调查大饥荒,利用到各省采访的机会,就去看档案,找人谈。

   东方历史评论:为什么选择大饥荒,而没有选文革或其他的政治运动?

   杨继绳:当记者就得调查和记录重大事件,大饥荒是重大事件。重大事件包括反右、文革等。反右我没赶上,而且很多右派已经写了很多反右的题材了。写文革条件不成熟。大饥荒我亲身经历,而且我父亲饿死了,就把这个做为重大的课题吧。

   东方历史评论:关于大跃进,哪个学者给你的影响最深?

   杨继绳:原国家统计局长李成瑞较早提出大量饿死人的问题,我看了他的文章,找他谈了两次,他还给我一些资料。李成瑞虽然是左派的重要人物,但在大饥荒问题上还能比较实际。他主持1982年全国人口普查,对人口问题有研究。在李成瑞的介绍下,我读了蒋正华的研究报告。李成瑞认为饿死两千万左右,蒋正华当时在西安交在,他接受国家课题,研究的结果是饿死1700万。公安部当年搞人口统计的现在健在四个人,其中户籍处长的说是饿死2000万左右,王维志认为3500万,王是在莫斯科统计学院专攻人口统计的,回来后在公安部从事人口统计工作,还到一些省搞过人口数字核对和调查。我基本同意王维志的结论。为饿死人数问题,我和王维志进行过多次讨论。

   东方历史评论:你的观点是不是受哈耶克影响比较大?

   杨继绳:历史的因缘巧合,中国的革命者引领中国走上了苏联式的道路。他们本以为这条道路会使中国富强幸福,却带来了惨绝人寰的悲剧。这印证了哈耶克的一句话:“在我们竭尽全力自觉地根据一些崇高理想缔造我们的未来时,我们却在实际上不知不觉地创造出与我们一直为之奋斗的东西相反的结果。”

为什么伟大的理想造就了“伟大”的悲剧?(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进入 杨继绳 的专栏     进入专题: 毛泽东   共产党   饥荒   个人崇拜   极左思潮  

本文责编:lijie
发信站: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栏目:天益学术 > 历史学 > 共和国史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103746.html
文章来源:《东方历史评论》

174 推荐

在方框中输入电子邮件地址,多个邮件之间用半角逗号(,)分隔。

爱思想(aisixiang.com)网站为公益纯学术网站,旨在推动学术繁荣、塑造社会精神。
凡本网首发及经作者授权但非首发的所有作品,版权归作者本人所有。网络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并保持完整,纸媒转载请经本网或作者本人书面授权。
凡本网注明“来源:XXX(非爱思想网)”的作品,均转载自其它媒体,转载目的在于分享信息、助推思想传播,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若作者或版权人不愿被使用,请来函指出,本网即予改正。
Powered by aisixiang.com Copyright © 2018 by aisixiang.com All Rights Reserved 爱思想 京ICP备12007865号 京公网安备11010602120014号.
易康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