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诗来:亲亲相隐之真相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422 次 更新时间:2017-03-22 17:09: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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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诗来  

  

   "亲亲相隐"所引发的学术争论已经持续十多年了,但争论至今尚未了结。2000年起刘清平先生陆续发表了几篇批判孔子儒学"亲亲相隐"观念的中英文论文,批判"亲亲相隐"扭曲了国人的正义感。国内外不少儒家学者则发表论文辩解:"亲亲相隐"的做法基于"父慈子孝"的"天理人情",不但在道德上无可厚非乃至值得提倡,而且也与当代西方法律的某些规定恰相符合,完全符合人类社会的正义原则。

  

   "亲亲相隐"的典故源自通行本《论语·子路篇》:叶公语孔子曰:"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证之。"孔子曰:"吾党之直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

  

   西汉以降的译注者将孔子的这段对话解释为:叶公对孔子说:"我家乡有个正直的人,他父亲偷了羊,而儿子去告发他父亲"孔子说:"我家乡正直的人不是这样的,父亲为儿子隐瞒,儿子为父亲隐瞒。正直的品德就在其中了。"

  

   做父亲的违法乱纪了,做儿子的去检举揭发,是正义之举,否则就有窝藏之罪。这么简单的法理,以儒家自居的一大批学者却罔顾法理公义,还为此"引经据典"长篇累牍地进行辩解,却不认真反思西汉以来的《论语》解释是否出错,是否完全误解了孔圣人的旨意?以致固执鄙陋误入歧途越陷越深,把孔子的崇高的思想卑之无甚高论,越抹越黑。这学问做得实在令我恐慌,令我失望。

  

   实际上,这段叶公与孔子的对话蕴含了极高的政治哲学和语言技巧。迫于当时的形势,叶公与孔子讲的都是隐喻。不认真研究当时的历史、政治背景和语境,是无法体会到其中深刻奥秘的。那么,叶公与孔子对话时有什么历史渊源呢?是处于什么政治背景呢?他们的语境该如何解读呢?

  

   由于楚昭王政治决策的一系列失误,公元前506年,招致吴国伐楚,楚国都城郢都沦陷。楚昭王在逃亡途中被射伤。楚国大夫申包胥乞求秦国救援,哭求了七天七夜,秦军才出师救援,第二年吴军才撤退。楚国郢都经战争蹂躏,残破不堪,被迫迁都。公元前489年,吴王夫差攻打陈国,陈国向楚昭王求援。楚昭王不顾国家和自己的贫弱,领军去救援陈国。到达陈国的楚昭王听说孔子在陈蔡之间,于是派军队去将孔子及其弟子一行接来,准备分封孔子重用孔子治理楚国,但遭到楚国保守派的排斥和离间,楚昭王放弃了重用孔子的念头。孔子一行滞留在陈国一带。

  

   叶公是个改革派,对楚昭王的政治错误有清醒的认识,想通过进谏楚昭王的办法推动楚昭王改革错误政策。但直言进谏指正君王的政治错误是有很大风险的,尤其在昏君暴君面前。于是叶公来找孔子咨询。

  

   叶公说他家乡的正直人,他父亲有错误而不改正,他便直言劝谏他父亲改正。这是隐喻,父亲隐喻君王,儿子隐喻臣子。叶公的意思:君王有过错,臣子就应该直言劝谏君王改正,进行政治改革。这实际隐喻了叶公自己想直言劝谏楚昭王改革的真切愿望,现在想听听在进谏江湖多经磨炼的孔子的高见。但孔子通过楚昭王招徕孔子想分封孔子治理楚国却最终又不推行改革而夭折这件事,知道楚昭王不是可以直言劝谏实行改革的人,于是用隐喻回答叶公:"我们家乡正直的人和你家乡的人不一样,父亲为儿子隐喻其错误让其改正,儿子为父亲隐喻其错误让其改正,把是非曲直蕴含在隐喻中。"孔子这话的深层意思是:我不赞成你的直言劝谏楚昭王进行改革的方法,在改革的时机不成熟的当下,最好的策略是,先隐藏政治改革的锋芒,巧妙进行思想说服,用隐喻的策略暗示君王的错误,如果君王能自我领悟并改正,那是最好,既顾全了君王的脸面和尊严,又达到了劝谏的目的,君臣俱欢。如果君王执迷不悟又刚愎自用,那就不要做直言劝谏的无谓牺牲,而是耐心等待改革时机的到来。

  

   果然,公元前489年楚昭王死于军中。楚惠王即位,接受郢亡的沉痛教训,重用人才,改革政治,发展生产,使楚国再次步入春秋争霸的行列。

  

   所以,《论语》中这章"亲亲相隐"的典故,原意的解释应该是这样的:叶公对孔子说:"我家乡有个正直的人,他父亲有错误而不改正,他便直言劝谏他父亲改正。"孔子说:"我们家乡正直的人和你家乡的人不一样,父亲为儿子隐喻其错误让其改正,儿子为父亲隐喻其错误让其改正,把是非曲直蕴含在隐喻中。"

  

   "其父攘羊"的"攘羊",比喻未能及时改正错误。如《孟子·滕文公下》"今有人日攘其邻之鸡者,或告之曰:'是非君子之道。'"

  

   "而子证之"的"证"有"直言劝谏改正错误"的意思。《说文》讲"证,谏也。"

  

   "子为父隐"的"隐"是"隐喻"的意思,而非"隐瞒"。

  

   隐喻:比喻的一种,不直接点明,是隐讳的比喻。用一个词或短语指出常见的一种物体或概念以代替另一种物体或概念,从而暗示它们之间的相似之处。隐喻体现了高级的思想智慧,是既有胆识,又有智谋的谈话艺术。隐喻在楚国是有历史文化传统的。因为难于劝谏而将隐喻运用的出神入化的,《史记·楚世家》就有记载:公元前613年,楚庄王即位,三年不理朝政,日夜莺歌作乐。在朝堂门口悬挂命令:"有敢谏者,死无赦!"这样三年不敢有人劝谏。有一天,伍举去见庄王,庄王左边抱着郑姬,右边抱着越女,坐在钟鼓之间。伍举说:"我愿意为您说说隐语。"伍举说:"有只大鸟,栖息在楚国的高坡上已经有三年,不见其飞,也不见其叫,这是什么鸟?"庄王说:"三年不飞,一飞冲天;三年不鸣,一鸣惊人。伍举你可以下去了,我知道该做什么。"又过了几个月,庄王淫乐得更加厉害了。大夫苏从去进谏。庄王说:"难道你没有听闻到不准进谏的号令吗?"苏从说:"如果杀了我,能够使君王清醒明智,这是我的愿望。"于是庄王停止了淫乐,开始革新朝政,诛杀了几百个奸臣,推举了几百个德才兼备的人,任命伍举、苏从辅助他治理国政,使楚国成为了春秋霸国。

  

   孔子对叶公说"父为子隐,子为父隐",是强调"父亲为儿子隐喻其错误让其改正,儿子为父亲隐喻其错误让其改正。"西汉以来的犬儒却泯灭孔子的智慧与公义,极其错误地解释为"父亲偷了羊,父亲为儿子隐瞒,儿子为父亲隐瞒。"为此,孔子备受诟病。实际上,孔子是坚持正义的,只是采取隐喻的方法,循循善诱的方法,而不是不顾颜面的直言抨击。美国著名教育家卡耐基也提倡优雅的游说而非犯颜抨击。卡耐基说:"批评不但不会改变现实,反而会招致愤恨。"

  

   这种绵里藏针的改革志向,不论是在过去,还是现在,乃至未来,都具有指导意义。易家讲"时"与"位",改革也是如此,既要合适的时机,也要有相应的位置。孔子说"父为子隐,子为父隐",实际也是强调改革"时"与"位"的重要性。

  

   最后强调一点,对于《论语》的误解,绝不仅仅表现在"亲亲相隐"这一章。这只是750多处错误解释中的一两处。换言之,通行本的《论语》解释有一半以上的章节都译注错了,是彻底的伪学。被中华书局吹捧为"以注释精确、译注平实著称"的杨伯峻老先生的《论语译注》也是错误百出,没能逃出伪学的泥淖。由于秦朝"焚书坑儒"造成的文化断层,西汉以降对于《周易》《老子》的译注也是错误百出,背经离道,是彻底的伪学。《论语先知》《老子先知》《周易先知》已经论证并匡正通行本《论语》《周易》《老子》之伪学。

  

   (作者简介:邓诗来,1969年出生,国学专家、作家。著有《<论语>与<周易>的奥秘》 ;《<老子>与<周易>全新对译》 ;《<周易>先知》 ;《<老子>先知》 ;《<论语>先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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