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力:“一直试图说服自己,今日依然”——中国法律与文学研究20年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58 次 更新时间:2017-03-21 23:43: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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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力  

   中国法学界目前对于法律与文学研究,大多集中于“文学中的法律”。真正基于文学文本的研究也不多。就法理而不是法史研究而言,目前专注于文学文本的重要研究,似乎只有赵晓力关于《祝福》《窦娥冤》以及一些外国经典文学的研究,但多未以论文形式发表。法学人讨论或评论最多——估计已有上百篇的虚拟作品《秋菊打官司》是一部电影,并非一个文学文本,偶尔才有人追溯原作短篇小说《万家诉讼》。我自己的研究,除《秋菊》外,也曾涉及电影《被告山杠爷》《无极》《马背上的法庭》以及《光棍儿》等。2016年,另一部涉法电影《我不是潘金莲》也风靡影院,引发了法律与文学研究者(不仅是法律人)的关注。这其中隐含了一些值得分析讨论的问题。

  

经典文本与阅读

   源自美国的“文学中的法律”研究,也曾涉及诗歌,但更多有关叙事文学,通常还是经典文本。但在中国社会,由于种种原因,这类文本不多,也因此一直缺乏精读叙事文本的训练,这就影响到基于虚构的叙事文学文本的中国法律研究。

   中国自古以来的文学更强调“诗言志,歌咏言”,纯叙事的文学文本不多。元杂剧,如我先前指出的,是戏曲,以演唱为主,并不太关注剧情和叙事,有些剧目几乎全是抒情。因此,要从这些作品中提炼并展开法律的研究很难。唐宋传奇以及以《三言》《两拍》为代表的明清传奇小说,留下了不少很不错的短篇叙事文本,但也仍然没有或是尚未形成普遍公认的经典叙事文本,因此很难吸引法学人的眼球;即便有人愿意研究其中的法学问题,也很难形成学术互动,并借此形成学术共同体。明清著名长篇小说是文学经典,也涉及一些政治法律问题,但就我浅薄的阅读来看,也很难提炼出与法学直接有关的有意思的理论论题。就此妄加断言,中国古代文学中还没有留下或被创造出有关法学的经典文本。

   新文化运动以来的文学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这一状况。小说与戏剧成为文学的主体。但有明显法学意味的经典文本仍然不多,也可能是传统的或革命的阅读方式妨碍了阅读者和研究者将之有效转化为经典的法律与文学文本。

   这是拓展文学中的法律研究必须面对的问题。但麻烦在于,即便找出并找准了问题,却不一定就能解决问题——世界上的问题不是都能解决的。文学中的法律研究遇到的问题就是如此;即便个人努力,也难说能有所改观。有两个难以逾越的重大障碍。

   首先是在如今这个时代很难创造能吸引足够学术眼球,乃至获得公认的中国的法律与文学的经典文本。我不排斥某些外国文学文本进入中国学人的研究,但中国的文学中的法律研究不可能,似乎也不应当以研究外国文学中的法律为主。但要拓展中国的文学中的法律研究,一个前提性问题就是要创造一些相关的经典文本。

   一是要尝试将中国传统的抒情文学,特别是诗歌,纳入法律与文学的研究范畴,从中开拓新的可能。我最近在这方面有两个广义的法律与文学关系之研究的尝试。一是从唐宋诗歌中发现中国古代文人士大夫心目中的中国疆域;另一是从诗歌中发现了最可能危及传统儒家力图规训的农耕村落的不稳定因素:以各种方式可能穿过或飘过村落的多情文人墨客。

   二是对中国古典历史叙事文本的法律文学解读。这种努力在中国文史哲不分家的传统中既离经叛道,却也算有根有据;完全可能,也非常必要。许多被视为忠实历史记录的文本,在今天看来,其实是文学文本。《史记》在鲁迅眼里就是“无韵之离骚”,这不仅是赞美,也算是定性;在现代人眼中,许多中国史书太虚构了。我在复仇研究中就曾借助了《史记》和《汉书》的相关故事或记载。确实,窦娥冤的原型,《汉书》记录的东海孝妇的故事,在我看来远比元杂剧《窦娥冤》更深刻和动人,更有法律与文学的悲剧感。

   对现代文学也可以甚至应当有类似的解读努力。赵晓力解读《祝福》是一个独具匠心的重要努力。依据对《安提戈涅》的研究,我也重新解读了《雷雨》,理解了传统儒家对于传统中国农村秩序的重要,及其对家庭父子、兄弟和男女关系的伦理关切背后深刻的制度考量。这类努力不能全指望法学人,重要的生力军很可能,而且应当来自文学和史学的研究者。

   即便如此,我对目前的研究局面改观并不乐观。最大的麻烦是,相对于图像和视频的阅读,文字阅读,特别是文学中的法律研究要求的精读,正不可避免地衰落。最突出的证据是,当代中国法律与文学研究的实践,从一开始就更多地围绕电影作品,较少围绕文学文本展开。原因多种多样,但重要的原因可能源自人的天性——人是形象视觉的动物,而不是文字阅读的动物。此外,阅读特别是精读比看电影耗时耗力。看一场电影一般也就两小时。在这个时间的机会成本急剧上升的繁忙年代,阅读有点奢侈,精读太贵族。时间因素也因此排除了长篇电视连续剧与法律的研究。


影视中的法律研究之前景

   研究电影中的法律,这一趋势会继续,甚至可能扩展。但电影也未必能支撑并因此有效替代法律与文学研究。这并没有什么令人乐观的坚实条件。

   可以确定,一段时间内,中文的电影作品数量会增加,质量也会日渐提升;外国电影作品也可能经网络渠道更快进入中国社会,如果民间自发的字幕组能合法存在于网络空间的话。就此而言,法律与文学研究者视野中的研究素材会更多。但这不一定导致出色的法律与文学研究,结果或许会完全相反,有可能解构文学/电影中的法律这一次生领域。

   这是文学中的法律——关注经典作品——曾经的遭遇,但也是影视作品的特点规定的。法律与文学研究借助经典叙事文学文本,主要不因为其涉及的法律问题重要和经典,更重要的是经典文学文本方便了法律与文学研究者,他们无需从大量文本中筛选,聚焦,然后展开分析论述。西方的法律与文学研究往往关注荷马、古希腊悲剧、莎士比亚或卡夫卡,少有——尽管仍有——当代文学作品,这是部分理由。如果预期读者不熟悉相关文本,研究者就很难展开,那么不可能期望读者因论文中提及就特意回去阅读这一文本。借助普通读者通常知晓的作品,法律与文学有了一条便道,也是一条大道。

   这一知识制度前提也适用于影视作品。虽有经典,但总体来说,影视作品更多是一次性快餐消费,产品数量众多甚至巨大。又因为产出数量众多,也会形成不同的消费群体;乃至在生产之前,从剧本、导演到主演的选择,甚至作品许多细节,就利用大数据分析,针对了细分的市场。后果之一会是很难形成公众长期共同关注的影视作品。由于义务教育更强调文字阅读,可以预料,在影视上会比在阅读上更容易出现的“代沟”。如果没有公共关注,影视中的法律讨论就更难展开。我在评论一部很不流行的电影《光棍儿》时就遇上了这样的麻烦。

   也不是说无法展开影视中的法律研究。只是,如若展开,很可能不是围绕影视经典展开,更可能围绕不知为何但一度曾流行的作品展开。法律与文学的研究讨论还有可能强化这一影视的流行,令其成为该领域的经典研究素材,引出一系列话题。但在这其中,学术努力的作用有多大,仍不确定。

   《秋菊打官司》是一个典型例证。它在法学界引发的讨论之多远胜于在任何其他学界,包括电影界或文学界。但这种情况可遇不可求。当年另一部电影《被告山杠爷》就没走红,尽管反映了同样重要的法律理论和实践问题,演员演技也相当出色。《秋菊》走红甚至与其在国际获奖关系也不大,至少这个因素变得日益不重要了。贾樟柯的一系列电影在国外获奖,但在中国,出了大学校园,几乎无人知晓;知晓的,也未必愿意问津。有些国际获奖的影片水平极差,如《光棍儿》。如果看到了这一点,就可以推断:若无经典或特别流行的影视作品,那么影视中的法律研究很可能只与研究者个人兴趣有关,不会有多少读者关注。在这一视角下,《秋菊打官司》引发长达近1/4世纪的关注,对于中国法律与文学研究而言,还能算是成功吗?其实也是一种尴尬!用影视中的法律作为文学中的法律之替代会相当有限。

  

文学中的法律——什么法律

   令我对文学/影视中的法律不看好的另一因素是,尽管可供法律研究的题目众多,但可能作为素材进入文学和影视文本,还值得法律与文学讨论的,其实有限。涉及法理学的一些基本问题,自古以来一直令人纠结,通常与人的自然本性、与制度的种种经济社会和知识条件相关,也没有一劳永逸之解决方案,无论是复仇、婚姻家庭中的爱恨情仇、乱伦,还是法律和其他社会规范和制度的产生、情理法的冲突、裁判的不确定性、错案与冤案以及魅力型裁判等广义的理论法学问题。只是所有这些问题会通过文学嵌在特定时空的社会语境中,具体表现形态会呈现浓郁的地方色彩,甚至直接与具体行动者的各种被我们概括为优点或弱点、善或恶的个体特性和自然禀赋相关。

   这是我的理解。但《秋菊打官司》以及我的其他此类研究,为此提供了正反两方面的例证。《秋菊》提出的是制度变迁中的个人命运问题。基于传统农耕熟人社会的正义和秩序,秋菊想象和预期了法律和法律实践,与她实际遭遇的现代(工商社会的)法治实践冲突了。这不仅令秋菊困惑,也令独断论地坚信并勇敢追求现代法治的中国法学人、法律人或多或少有了一丝尴尬,有一些反省或感触,即便不愿承认。秋菊的个体经历可以忽视,甚至就是被大量忽视了,但其中隐含的问题却非一则轶事、偶然或意外。这个问题也引发了关心中国法治变革和实践的许多外国法学人的关注——多所美国顶尖大学法学院内中国法研究教学中都放映过这部电影,并专门组织讨论了电影中提出的问题。

   但也并非有浓郁地方特色的涉法电影,都能获得《秋菊》曾经获得的关注。我在同一文章中讨论的电影《被告山杠爷》就没有如此幸运。在国际著名电影节获奖的《马背上的法庭》也很不幸,即便它反映了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的中国更深刻更现实的法治问题,还有浓郁的中国西南边疆的背景。编剧和导演把故事放在司法改革的背景下,而这个背景无法为广大电影受众直观感知,也很难理解。而且,在此片上映的2006年,即便法律人,又有谁会在休闲时顺便关心一下中国的司法改革?

   这里隐含的问题是:法律与文学研究,肯定不是关注文学,但也要避免把作品当作社会生活的替代。法律与文学研究可能启发我们的生活经验,却无力替代经验研究。过分矫情的文学阅读/观赏,会遗漏只能由研究者提炼才会从作品中展露的那些有理论意义的法学问题,而这些问题往往与整部作品的故事不直接相关,甚或是高度边缘的。不能把虚构作品当作真实世界,过分胶着于且“死磕”其中的细节。如果把细节太当真,就可能随后把有关分析讨论建立在不靠谱的虚构上。《秋菊》中李公安为成功调解秋菊和村长,给双方互递好话,很自然,也很必要。但他自掏腰包买点心以村长名义送给秋菊,却断然不可能;不仅当时的基层干部花不起这个钱,而且这就不是常规的调解。许多法律人也曾指出这部电影中许多法律和程序细节都有常识错误。只是这些差错无关紧要,因为这个法理问题是“真”的。但这里的“真”是什么意思?

即便法治了,这类“真”问题还会——至少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不时出来纠缠受众和法律人。影片《我不是潘金莲》中,为能让丈夫在单位多分一套房并能生二胎,李雪莲与丈夫商量好假离婚,负心的丈夫却借机再婚,住进了新分的房。李雪莲告到了法院,但给不了秋菊“说法”的现代法律不承认有“假离婚”。李雪莲由此走上了漫漫的上访路。难缠,甚至可以说是“刁民”,但她不仅不是潘金莲,(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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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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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探索与争鸣》2017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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