鄢一龙 崔京:世界向何处去?——“两极相联”的全球新秩序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969 次 更新时间:2017-03-16 00:5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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鄢一龙 (进入专栏)   崔京  
冷战之后,美国构建“单极帝国”的努力没有成功,美、苏两极格局瓦解与重组,资本主义一极挤垮了苏联超级大国这一极的同时,前苏联国家、东欧国家被重组到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中,俄国虽然成为第二梯队的国家,但是始终并未被完全吸纳到这一体系中去[②]。

  

   中国在改革开放以来进行了市场化改革,并逐步融入到全球贸易与治理体系中,但是中国的加入也改变了全球的产业分工格局,因此,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韩毓海用 “两极相联”这一概念来分析金融危机之后的全球生产体系的变局,认为中国的崛起将“挤破”不平衡的全球生产-金融体系。中国庞大的市场,极其丰富的劳动力资源一旦开动,它就将从内部撑破现有的资本主义世界秩序。[23]门洪华也指出,中国崛起“既是世界转型的一部分,也是促动世界转型的重要力量”[24]。

  

   本文尝试将马克思这一概念和国际关系的“极”的概念相结合,将两极相联的概念进一步扩展,用以描述美国与中国这两个具有全球能动力量的大国,两极之间相互依存,并相互推动变化,两极相联不是局限于两国之间的,而是具有全球意义,它塑造了全球深层秩序。

  

   马克思在讨论两极相联对于全球格局的影响时,是从一个全球的生产和贸易体系来讨论,它内在的含义显然更接近于全球秩序而不是国际秩序的概念,这一点对于当代同样具有启发意义,随着非传统力量的兴起,全球治理问题凸显,低政治度问题日益成为焦点,以国家间关系为主要内容的“国际秩序”概念对于理解全球格局的变迁日益显现出局限性,自由制度主义的国际关系理论对于全球主义的讨论,实际上已经超越了传统国际关系的范畴,并接近全球秩序的概念。虽然学者对于“全球秩序”概念的使用涵义不尽相同,但是大都同意这一概念不局限于国家间的关系,而是纳入了全球共同体的观念;不但包括国际政治范畴,还需要考虑全球的政治经济结构;不但考虑实力之间对比,同样还要考虑全球价值规范。

  

   “两极相联”全球秩序这一概念可以从行为体、国际格局、治理体系和全球经济体系几个层面加以界定:

  

   全球化提升了跨国公司、非政府组织等在国际舞台上的作用,但在世界政府出现之前,主权国家仍然是这一秩序的主要行为体,特别是大国由于其对于资源的综合性运用能力,仍然是推动全球秩序变迁的最主要力量。“两极相联”是以两极国际格局为基础的,它反映了由于中国成长为全球性能动大国,美国逐步丧失了其全球唯一权力中心的地位,形成了两极国际格局。

  

   “两极相联”是指两极之间对立统一,这不但是国与国之间的竞争与合作,也是在全球经济政治体系中的相互竞争与相互依存。“两极相联”不同于两极格局概念,在于它指出“两极”对于国际原则、规则和规范的塑造作用,中国作为新兴一极的加入虽然不会推动现有国际规范与治理体系的根本性改变,但将推动其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从而形成一种相对稳定的全球共同体的秩序。

  

   如同基欧汉和约瑟夫·奈揭示的那样,在全球化的条件下,资本的跨境流动、生产要素全球范围内配置、气候变化等全球治理问题,日益成为焦点,大国关系已经成为复杂的依赖关系,“两极相联”重点在于全球经济发展以及非传统安全问题受到这一秩序的支配。

  

   3 美国霸权长周期衰弱与“两极多强”国际格局的形成

  

   美国霸权不同于大不列颠构建的全球殖民帝国,其实质是利用其领先优势控制全球生产命脉、主导全球政治议程、占据全球话语制高点,以实现其本国战略利益最大化;其策略是将世界上的其它国家分盟友、一般性国家,以及所谓“流氓国家”,从而实现全球治理责任的分担与全球局势控制。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处于全球秩序的中心,是全球秩序的能动力量,其他国家则处于全球秩序的外围,是全球秩序的制动或者被动力量。

  

   美国人口只占全球的4%,经济总量只占全球的22%,却能实现对全球的控制,因而美国霸权是一种“以少胜多”的战略艺术,最根本上是通过对全球体系不同层面的战略性因素进行控制,以与天下争衡。它建立了一个完整的霸权体系,有五个层面:

  

   第一,“制造业-军事”霸权。美国最早就是靠这个霸权起家的,通过构建一个遍布全球的军事体系服务于美国及其盟国的全球的投资与贸易。如同《帝国》作者弗格森指出的,如果将美国的军事基地和当年英帝国主义的运煤港口做个比较的话,就会发现两者高度重合。[25]

  

   第二,“石油-美元”霸权。美元与黄金脱钩之后,美国利用其对全球石油生产的控制能力,让美元成为石油的计价货币,从而维持世界对于美元作为世界货币的信心,维持了 “美元本位制”,相当大部分的美元在境外流通,相当于美国向其他各国征收铸币税。

  

   第三,“技术-标准”霸权。美国利用其技术上的先发优势和领先优势,主导标准的制定,从而攫取更高的附加值,尤其是进入互联网时代之后,而新一轮的以互联网、大数据、智能制造、生物技术为特征的虚拟世界霸权正在布局之中。

  

   第四,“规则-议程”霸权。美国利用其在国际组织中的创始优势与话语权优势,主导国际间互动规则制定与议程设置来实现其对全球政治的主导。

  

   第五,“英语-意识形态”霸权。利用英语的世界语言地位,占据全球话语体系的制高点,实现其意识形态的输出,从而建构全球性价值规范,最终实现对全球价值体系的主导权。

  

   “美国霸权-西方中心”的深层秩序一方面是通过主导多边共决的显性全球秩序而转化为多边行动,从而表现为良性的霸权,另一方面它对于多边共决的显性全球秩序提供了稳定机制,一定程度上解决的多边机制的“囚徒困境”的问题。

  

   美国霸权的衰落是由于其内在的危机,就如同毛泽东同志当年评价美国“手伸得太长了”,“大有大的难处”,[26]美国遍布全球的存在已经超出其国力的承受能力。美国的全球霸权根本上还是需要以实力为基础,当世界大势发生逆转之时,这一霸权体系就不可避免的衰落了。

  

   美国霸权的衰落是由于其难以克服的三大危机:第一,实体经济中心与虚拟经济中心分离的危机;第二,经济收益与军事霸权成本不匹配的危机;第三,债务危机。

  

   美国的GDP占全球的比重处于长周期下降过程中,而中国的经济实力不断上升并超过美国。以购买力评价计算,1950年美国占世界GDP比重达到了峰值为27.3%,中国处于历史最低点4.6%,随后美国就持续下降,中国持续上升,目前中国已经超过美国居世界第一。以汇率法计算美国也从占世界2000年30.8%下降到22%左右,从1990年相对中国14.5倍下降到1.7倍,同时中国在未来的二十年仍然具有6.4%-7.4%的增长潜力,2025年之前中国将超过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27]

  

   一个更有意义的指标是生产能力。美国的制造业最强大的时候是在二战后,1953年制造业产出达到占世界比重的峰值(44.7%),随后,全球的生产中心就从美国向东亚转移,其中日本制造业占世界的比重从战后的2.6%提高到1980年的14.9%。随后又转移到中国,到2009年中国制造业已经占到世界的25.9%,是美国的1.6倍。

  

   随着生产中心的转移,美国利用其跨国公司全球生产资源配置能力,继续保持其全球企业创新中心的地位。但是1980年以来美国的五百强企业数已经从217家下降的2015年的128家,而中国则从零起步,达到了106家。这使得全球创新与标准的领导力量出现了转移,虽然,美国仍然是企业申请国际专利数最多的国家,但是中国快速追赶,2014年,华为已经是国际专利申请量最多的全球公司。随着中国企业以更加积极的姿态走出去,中国企业在制定全球标准上会更加活跃。

  

   在进入新世纪以来的十多年间,中国的创新能力爆发式增长,从全球创新版图中无足轻重的角色,迅速成为全球创新的领导者之一,也改变了美国的全球创新中的支配性地位。2000年中国研发投入只占到全球的3.3%,发明专利申请数占3.8%,科技论文数不足3%,但是到2014年中国的研发投入已经接近美国,十三五期间就会超过美国。2011年中国的发明专利申请量已经超过美国,2014年已经是美国的1.7倍。科技论文数的差距也在迅速缩小,美中之比从2000年的10.4倍缩小到2014年的1.6倍(见表1)。

  

   同时中国庞大的人力资源使得其在创新还有更大的潜在空间,2000年中国的人力资源总量就相当于美国的2.8倍,目前已经达到了美国的3.84倍,2014年中国科技工作者已经达到8114万人[28],与德国的人口数量相当;同时中国通过鼓励创新发展,其经济繁荣和优惠的措施也将吸引更多全球创新人才服务于中国的发展。中国还是世界上互联网用户规模最大的国家,2015年底达到了6.88亿,[29]比美国总人口两倍还多。在新一轮的移动互联、通讯、大数据等创新中处于引领的位置。

  

  

   美国的长期超级霸权在于其金融霸权,这造成了美国霸权的虚拟化,当其维持金融中心地位之时,这一中心是全球生产中心与全球创新中心是相分离的。美元金融霸权的基础在于其军事霸权、全球最大贸易体、对全球石油、粮食等战略性资源的控制,以及全球对于美国始终保持强大的信心。我们可以看到,这种分离状态已经维系了几十年,未来能否长期持续就存在很大的疑问。正如王湘穗分析的那样,全球金融危机很大程度上是美元本位制的危机,如果中国与欧洲进行整合,就会形成巨大的非美元币缘圈,从而成为美国的梦魇。[30]

  

   中国已经取代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的贸易体。人民币在全球支付中的重要性迅速上升。据环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SWIFT)提供的数据,人民币占国际支付的比例从2010年10月全球排名第35位跃升至2015年8月份的世界第四大货币,市场占有率达到了2.79%。人民币加入SDR,人民币全球地位会进一步上升,并加强了SDR成为全球超主权货币的潜在可能性。

  

全球经济不平衡,本质上是实体经济中心与虚拟经济中心分离造成的问题。(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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