骆小海:《红卫兵兴衰录——清华附中老红卫兵手记》序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8056 次 更新时间:2006-07-19 00:32: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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骆小海  

  

  我是宋柏林的老朋友,却不知道他有天天记日记的习惯,更不知道他四十多年来持之以恒,产生了整整四十本日记;特别是,文革初期那一两年,一天都没有中断,且保存完好。文革研究者余汝信觉得宋柏林日记中涉及清华附中红卫兵一段史实有史料价值,决定把涵盖这一时期的日记全文原样出版,除订正明显错别字外,不作任何删改。为了便于读者阅读,余汝信对日记中提及的人和事,作了力所能及的注解。

  日记题材的书,我觉得最有味道的当属上世纪五十年代香港出版并在大陆内部发行的《侍卫官杂记》〔1〕。该书描写了蒋介石官邸的日日夜夜。情节连贯,文笔生动流畅,妙趣横生,远胜同时期流行的《金陵春梦》〔2〕。不过该书乃文学作品,并非史料。

  我通读了宋柏林日记中准备出版的部分后,感到即使有注解,如果没有背景交待,读这样的原始资料,必定会一头雾水。毕竟不是《侍卫官杂记》式的文学作品。柏林兄请我作序,我想何不借此机会补充一点背景介绍呢?

  1966年5月,中国文化大革命前夕,北京清华大学附属中学出现了全国第一个独立学生组织,名为“红卫兵”。不久,独立学生组织在北京的中学里蔓延,多数采用了“红卫兵”的名称。到了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接见了北京红卫兵代表三千多人,同时另有大批红卫兵和其他人士在广场上集会,号称百万。经媒体报道,红卫兵组织迅速扩散到全国各地,“红卫兵”成了专有名词,为最高当局所承认。

  多年前,清华附中老校友周舵曾经问我,清华附中红卫兵的成立是否有内线?意思是,是否有最高当局的授意或操纵。人们对红卫兵的不解或误解有多么深重!哪怕是我的同校或同班,哪怕几十年过去了。

  十月怀胎,一朝分娩。红卫兵的胎气似乎早在一两年前就种下了。1964年,中国脱离了全国性的大饥荒已两年有余。肉和米面在北京又成了家常便饭。中共中央的革命英姿也突然粗壮起来。国内学雷锋,四清五反,忆苦思甜,学习毛著;国际上抗美援越,反修反苏。一度阴气沉沉的清华附中也重新焕发出朝气。校长万邦儒,四川人,一脸络腮胡子刮得铁青,人称“卡斯特罗”〔3〕。他也确实像卡斯特罗一样,常作政治报告,不过很享受就是了。在他的带动下,清华附中在北京异军突起。食堂多了肉菜和牛奶。以“三从一大”〔4〕,共青团员上跑道,建立体育专业集训队等方式开展全校体育运动,在中学运动会上夺锦一年比一年多,直到逼倒一O一中〔5〕,跃居魁首。教学上突破北京市教育局体系,创办大学预科,自编教材,突出数理外语,强调生动活泼,有每周一次的电影课,参观新技术展览,参与了清华大学电子计算机的制造。在文艺活动上开发了自己的音乐舞蹈史诗。这一系列举措带著新兴力量的创意,培养了学生独立思考、奋发有为的性格。如高中二年级的邝桃生,杨磐,阎阳生和张承志,组织了“红鹰”小组,学习高三课程,志在提前一年报考大学。清华附中别具一格地把干部子女单独组织起来传达文件,毛泽东与其侄子毛远新、姨侄女王海容的两次谈话就是这样传达的。附中还开展了大规模的军训活动,其中干部子女的比例较高。这些都为新生之气又增添了浓厚的革命色彩。

  清华附中的军训活动五花八门,有射击队,航海队,工程兵队等。教练都是现役军人。我曾经参加过工程兵队的爆破班,学过点炸药。和现役军人接触,也熏染到当时军队的新思想。教练曾经告诉我们,现在的文艺界是修正主义,毛主席要把文化部改为帝王将相部,才子佳人部,外国死人部。还提到《红楼梦》。这里有两个风波。一个是与北朝鲜交换节目。朝鲜给中国话剧 《红色宣传员》,革命的;中国给朝鲜唱剧〔6〕《红楼梦》,封建的。一个是1963年北京公映上海和香港合拍的越剧电影《红楼梦》,后来在军内被禁。说是,战士看了《红楼梦》,还能打仗吗?爱好越剧的我当时就看了两遍,不免为军人感到可惜。

  1965年10月24日星期天,我和预科652班的韩军在从颐和园航海军训回来的路上,聊起了“造反”的问题。这个题目源自毛主席与王海容的谈话。我们感到,在新时代“造反”,就是突破陈规,突破权威。当天,我就把我们谈话的心得写成了一篇文章《造反精神万岁》,后来又贴到班级的墙报上,引起了一番争论。虽然文中有对邝桃生不敬的话,但他还是很大度地表示了坚定的支持。

  不久,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在人民日报上发表。在预科651班的同学当中也引起了争论。大家关心报刊上的争论,由来已久。前面已有古代清官问题,太平天国李秀成问题等。我是不大同意报上的批判的。卜大华和邝桃生则比较理解,说“仁”有“大仁义”“小仁义”之分,道理有“大道理”“小道理”之别。邝在政治上比较早熟些,我和卜当时都尊他为我们的“启蒙者”。这次海瑞罢官的问题,我还是不同意姚的批判,认为是“牵强附会”,“不讲道理”。这次谁也没说服我。不过,我们在教育界革命的问题上却是一致的。对照毛泽东几次关于教育问题的指示,对照军队的榜样,大家都认为,教育界问题很大。

  1966年5月1日-3日,我们预科651班的11位男女同学借著学校放4天假的机会,带著指南针、手表、晶体收音机、照相机、被子、锅和挂面到北京西郊戒台寺和潭柘寺一带野营。大家增进了友谊,交换了关于教育界文化革命的看法。也是巧合,就在野营过程中,我们从收音机里听到了周恩来总理在欢迎阿尔巴尼亚代表团的讲话中,提到了文化革命要深入到教育界,好像一颗信号弹。回去以后,这批人成了预651观点的主要力量。他们除了卜骆邝三人,其余都不是干部家庭出身。俗话说,“先有潭柘寺,后有北京城”;潭柘寺之行,的确是红卫兵的源始。

  提到潭柘寺,更应提到圆明园。四十年前,清华附中的外周还是一片乡野。西面一条马路之隔,就是广阔的圆明园废墟遗址。那时还没有任何围墙遮拦,是谁都可以任意光顾的地方,可以说是清华附中的后花园。里面绿树成林,泉水淙淙,野花遍地,猬兔出没。附中学生经常到圆明园去玩,谈心,复习功课。远瀛馆的残柱断壁,有著奇特的激发效应。让人总觉得它在与你对话。红卫兵在形成的过程中,圆明园是不可或缺的背景。许多思想交流,会议都是在这里举行的,包括成立组织的那次会议。圆明园也就自然成了红卫兵的圣地,它曾让我一度感觉到,红卫兵是鸦片战争以来中国革命的直接继承者。

  1966年5月8日,解放军报和光明日报分别发表和署名“高炬”和“何明”的文章,抨击中共北京市委,北京党的系统修正主义色彩已经明朗。5月10日,清华附中党支部书记万邦儒利用广播系统向全校作了有关文化革命的报告。这一报告当即引起了预科651班部分学生对学校党支部的批判。他们提出了三条口号:树立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突出无产阶级政治,进行人的思想革命化。他们认为,党支部没有领会到中国大地上出现的这种崭新的革命方向,完全落后于文化革命的新形势,犯了路线性方向性错误。这种观点被称为“预651观点”。预651观点与日后的阶级路线无涉,预651班不同政见者多数都不是干部子女。批判是以墙报为形式的。署个人真名或笔名,往往结成小组。

  预651观点引起了许多班级同学的关注。赞成预651观点的学生,互相交流,在各班纷纷用不同的笔名,发表墙报,在内容上进而扩展到对学校党支部教育路线的抨击。方式还是很温和的,也注重理性。例如,后来成为红卫兵领导人高中三年级的王铭就认为预651批评党支部为“实用主义”有点过头了。然而党支部对他们进行了压制和威胁,说他们是“反党”“右派”。学校形成了两派对立的局面。更为险恶的是,在清华大学党委的指导下,已经内定若干人为“反动学生”,准备开除团籍,并向公安部门报案。

  不久,传来了毛泽东5月7日给林彪信中一段涉及教育界的话:“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大家认定,党支部对不同意见的压制不是偶然的,是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5月20日,王铭和张晓宾写了一份文件,题目就叫作《清华大学附属中学党支部的资产阶级办学方向应当彻底批判》。

  1966年5月28日晚,不同政见者的核心成员在宿舍楼酝酿墙报统一署名。基于高642班张承志小组的墙报笔名的“红卫兵”一名被采纳〔7〕。次日,5月29日下午,在圆明园召集各班不同政见者骨干分子开会,正式通过了“红卫兵”的统一署名,并决定统一协调行动。后来,5月29日被看成是“红卫兵”组织的成立日。5月30日,在教学楼实验室召开红卫兵大会,肯定了这次斗争的阶级性和必要性,并传达了坊间流传的毛泽东的一段充满激情的话:

  今后的几十年对祖国的前途和人类的命运是多么宝贵而重要的时间啊!现在20多岁的青年,再过二、三十年正是四、五十岁的人。我们这一代青年人,将亲手把我们一穷二白的祖国建设成为伟大的社会主义强国,将亲自参加埋葬帝国主义的战斗。任重而道远。有志气有抱负的中国青年,一定要为完成我们伟大的历史使命而奋斗终身!〔8〕

  当场不少人都热泪盈眶,乃至泣涕不已。

  在党支部的严厉压制下,红卫兵领导层对形势比较悲观,在组织成立之始就提出了退缩的策略。浑然不知出头之日就在眼前。6月1日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了北京大学聂元梓七人反校党委的大字报。6月2日报纸登出。红卫兵领导层如梦初醒,决定重新采取攻势,于6月2日贴出第一张以“红卫兵”名义署名的大字报《誓死保卫无产阶级专政,誓死保卫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第一次在全校亮相,也是第一次在全校公开招兵买马,因为大字报下留了很大的空白,请同意者签名。结果签字者有一百多人,除了原有的不同政见者外,又多出几十新同志。此后,红卫兵的大字报便频频出击。

  在新形势下,党支部不敢对“右派学生”贸然下手。但是似乎也不知自己的末日即将来临,继续鼓动师生围攻红卫兵。殊不知这时红卫兵已经广泛联络外校、报社、家长,得到了越来越普遍的支持。外校学生到清华附中张贴大字报,猛烈抨击党支部是修正主义。6月8日,外校学生300多人来到清华附中,声援红卫兵。校方紧闭校门,学生两派情绪激动对峙多时,但始终限于言辞,并无武力冲突。红卫兵和支持者们决心坚持到底,10小时后,校方终于打开大门。外校支持者们在校园里张贴大字报,表示对红卫兵的支持和对党支部的声讨,多以本校“红卫兵”名义署名。从此,“红卫兵”这一称号和它所标志的独立学生组织从清华附中蔓延到了北京市的许多中学。

  就在6月8日事件发生的当天傍晚,共青团中央派出的工作组人不知鬼不觉地进驻了清华附中,次日就宣布支持红卫兵,说红卫兵是左派。形势急转直下。校党支部被作为“黑帮”打倒了,全校变成一边倒地声讨校领导。红卫兵组织急剧扩大。

  然而,红卫兵与工作组的关系却发生了微妙的变化。承认独立于党之外的学生组织,在共产党当权时代还从来没有过。所以工作组虽然说红卫兵是左派,仅仅指这批以红卫兵署名的学生而已。但从未把红卫兵作为一个组织来承认。这一点他们得到过刘少奇党中央〔9〕的指示,态度始终是非常明确的。工作组以解散红卫兵为目标,对红卫兵作了分化瓦解的工作,拉一派,打一派,打击红卫兵中不肯就范的人,并突然宣布成立新的团委取代红卫兵。

  在这种情势下,红卫兵一部分骨干分子,于6月23日下午在二楼办公室聊天,说到了要继续发扬造反精神。一直聊到天黑,由于聊得入神,大家忘记了开灯。两位女同学说,讲得太好了,太精彩了,如果能写下来就好了。这个任务就交给了我。第二天,6月24日,一张标题为《革命的造反精神万岁》的大字报就出现在教学大楼门厅。在共产党的天下倡言“造反”在当时还是人们所难以接受的。责难纷纷。6月25日,红卫兵之外的张曙平、刘刚等同学把这张大字报抄到清华大学校园里,支持当时被清华大学工作组压制的蒯大富。引来了清华大学一批学生对红卫兵的猛烈攻击。清华附中工作组则认为,这张大字报是针对工作组的,写了简报上报,一直报到刘少奇党中央那里,中央把这篇大字报定性为“反动”。其实,当时不过是提倡一种精神,给大家鼓鼓劲,换个面貌而已,并非特有所指。

  为了回答责难,《再论革命的造反精神万岁 》也准备好了。其中强调我们提倡的造反是有阶级性的,“只许左派造反,不许右派造反”(后来这句口号改为“只许左派造反,不许右派翻天”)。7月4日贴出。特别是引经据典,把毛泽东“造反有理”的话找了出来。这条鲜为人知的语录是在6月9日被人民日报的一则国际评论披露,(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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