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明:教法与自由——当代欧洲的伊斯兰教挑战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202 次 更新时间:2017-03-12 00:38: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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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明  

   【内容提要】在伊斯兰极端主义的恐怖袭击背后,在欧洲迅速增长的穆斯林人口和社群对欧洲价值的抵制对欧洲文明构成了巨大挑战。伊斯兰教在欧洲的快速发展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全球性的宗教和伊斯兰教复兴的一部分,不少欧洲的二代和三代穆斯林移民产生了对某种普世性的伊斯兰教共同体(乌玛)的认同,他们很容易受到跨国的伊斯兰教激进组织的影响。伊斯兰教追求以教法全面支配穆斯林共同体,这与区分神圣和世俗的基督教文明以及以个体自由为核心的现代欧洲文明构成了尖锐的冲突。然而,欧洲的文化多元主义和人权政治却为伊斯兰教在欧洲的扩张提供了有利条件。由于民族国家的弱化削弱了政治认同,基督教的衰落导致欧洲人失去了灵性力量,欧洲人缺乏有效应对伊斯兰教挑战的政治和精神资源。欧洲可能仍然需要通过复兴民族国家和基督教来应对文明危机。

   【关键词】伊斯兰教 文化多元主义 基督教 民族国家 欧洲

  

一、圣战的延续?

   无论欧洲人是否以“战争”来理解伊斯兰教与欧洲文明的关系,一些穆斯林认为他们确实在进行一场以伊斯兰教征服欧洲和基督教世界的圣战。自诞生以来,伊斯兰教世界与欧洲在整体上始终处于冲突当中。穆罕默德不仅是伊斯兰教的创立者,也是阿拉伯国家的奠基人。在他死(632年)后的一个世纪内,这一国家不断扩张成为帝国,将版图从阿拉伯半岛扩展到中东、近东、北非和西班牙的大部分地区,并进而占领了西西里岛和意大利南部的许多地区。②被穆斯林占领的这些地区大多数在此前都是受基督教影响的区域。穆斯林继续北上,只是732年在距离巴黎仅仅150英里的一场战役(称为图尔战役或普瓦提埃战役)中被法兰克人领袖查理•马特(Charles Martel)击败,穆斯林征服欧洲的脚步才被阻止。不难理解何以此役被包括爱德华•吉本(Edward Gibbon)在内的很多历史学家视为欧洲文明乃至世界文明的生死之战。③后来欧洲虽然通过战争收复了被穆斯林占领的欧洲地区,但是一直未能夺回北非和近东(如耶路撒冷圣城)。伴随着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兴起,穆斯林对基督教世界发起了第二轮进攻,1453年君士坦丁堡的陷落和东罗马帝国的覆灭是这一轮进攻的标志性事件。此后,奥斯曼帝国不断西进攻击欧洲,占领了巴尔干半岛,两度兵临维也纳城下(1529年和1683年),令欧洲人战兢恐惧。此后,欧洲再度反击,以1798年拿破仑攻占埃及为标志开始了欧洲文明对伊斯兰世界长达一个半世纪的殖民和征服。在这一个半世纪里,此前一直相对处于守势的欧洲对伊斯兰世界取得了绝对优势,以现代文明的强大力量支配了包括伊斯兰文明在内的整个世界。二战后,欧洲自身的衰落、冷战的形成和反殖民运动迫使欧洲退出了伊斯兰世界。美国伊斯兰教问题著名历史学者伯纳德•路易斯(Bernard Lewis)指出,在本•拉登这些伊斯兰激进主义分子看来,欧洲从伊斯兰世界的后撤特别是苏联在阿富汗战争(1978—1988)中的失败是伊斯兰教对基督教文明的第三轮斗争的开始,在一系列针对美国海外基地和军事力量的攻击(1983年贝鲁特、1993年摩加迪沙)之后,伊斯兰极端分子发起了对美国本土的袭击,“9•11”构成了第三轮伊斯兰教-基督教斗争的标志性事件。④

   同时,这些极端分子也认为他们通过两种方式展开了对欧洲的战争:恐怖袭击和移民。当今天欧洲的政治人物和知识分子,特别是左派在极力区分穆斯林移民和恐怖分子时,路易斯却提醒人们注意,这两种方式在不少穆斯林看来都是进攻欧洲的方式。

   从伊斯兰教诞生起,战争就是其扩张的一种主要方式。虽然伊斯兰教传统曾致力于把圣战理解为针对灵魂恶的灵性战争,但今天的伊斯兰极端分子已经抛弃了这一灵性理解,将其理解为对异教徒的肉身攻击,不但绕开了《古兰经》对自杀的禁止,而且把自杀袭击阐发为殉道,可以直通天堂。尽管不能简单地把伊斯兰极端派和绝大多数穆斯林混为一谈,但是把针对西方的恐怖袭击视为伊斯兰极端派以伊斯兰教为名发动的对基督教文明的攻击,应该并无谬误。

   把移民理解为伊斯兰教进攻欧洲的手段,这显然容易引起误解。首先需要澄清的是,我们绝不能说,欧洲的所有穆斯林移民都是潜伏在欧洲内部、意图颠覆欧洲文明的特洛伊木马。欧洲的大规模穆斯林移民源于二战后欧洲建设的需要。战后西欧各国需要大量劳动力,然而自身劳动力不足,由于历史形成的密切联系,前殖民地自然成为它们的主要劳动力来源,而碰巧这些殖民地大多为穆斯林地区,因此在欧洲形成了大规模的穆斯林移民。南亚如巴基斯坦、孟加拉国、阿富汗、印度为英国,印尼为荷兰,阿尔及利亚、摩洛哥、突尼斯为法国提供了大量劳动力。虽然并无殖民关系,出于地缘关系,土耳其也成为德国的主要劳动力供应国。二战后,欧洲国家中的穆斯林移民屈指可数,⑤但今天,穆斯林已经占了欧洲人口相当可观的比例。根据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的调查结果,2010年欧洲的穆斯林人口为四千三百万,约占欧洲人口的6%。到2050年,穆斯林人口预计达到七千一百万,约占欧洲人口的10%。⑥如果这一调查和预测是可靠的话,那么认为穆斯林将在2050年占欧洲人口多数或者至少达到30%的预言并不可靠。⑦由此认为欧洲正在经历伊斯兰化的推断似乎并不成立。不过,需要指出的是,穆斯林在欧洲各国和城市的分布并不均匀。在法国,穆斯林已经占了人口的7.5%到10%,⑧德国为5.8%,荷兰、比利时约为6%,英国为4.8%,⑨而伦敦的穆斯林达到了总人口的12%。一位穆斯林能够在不久前的伦敦市长选举中当选,应当与伦敦存在较多的穆斯林有一定联系。到2050年,穆斯林很可能占法国人口的20%到25%,而今天法国25岁以下的年轻人中,穆斯林已经占了1/4。2050年德国的穆斯林可能将占到人口的20%。从1990年到2005年,荷兰的穆斯林人口翻了一番,从3%发展到6%。一向很少移民的瑞典,今天1/8的人口是在外国出生的。⑩

   关于欧洲穆斯林人口比例的统计及其增长趋势存在种种争议。相比于统计和调查数字,更需要关注的是,虽然穆斯林内部存在种种源于教派、来源国家和文化的差别,但其生活和信仰相对欧洲的主流文化仍然构成了一个较为均质的整体,并且欧洲穆斯林中对欧洲主流价值持明确排斥态度的人口比例相当高。因此,对于欧洲是否正在经历伊斯兰化的讨论不应该仅仅着眼于穆斯林人口的比例和增长,而在于穆斯林社群的价值和生活方式是否对欧洲构成了重大挑战。所谓穆斯林对欧洲的进攻应该从这一挑战去理解。换言之,正是由于这一挑战颇为尖锐,因此即使穆斯林人口比例并不高,欧洲人也必须意识到,如果穆斯林不能融入欧洲社会,欧洲社会将很可能走向极端化和分裂。所以,至少就当下而言,对欧洲的伊斯兰教问题的思考,并非是忧虑伊斯兰教即将支配欧洲——虽然这样的前景并不能排除——而是应着眼于如何使欧洲的穆斯林以更为开放的态度面对自身传统和欧洲价值,从而形成不同社群的和平相处。


二、伊斯兰教的复兴

   近年来,伊斯兰教在欧洲迅速发展,欧洲穆斯林中的保守化和激进化日趋显著,这与20世纪70年代以来全球伊斯兰教兴起的保守趋势是一致的。伊斯兰教的复兴不过是全球宗教复兴的一个部分。六七十年代,欧洲和美国的文化和民权运动似乎在进一步推动世俗化,然而席卷全球的宗教大潮恰恰在此时拉开帷幕。很多世俗启蒙知识分子和马克思主义者曾预言宗教将随着现代性的发展趋于衰落直至消亡,世界必然走向世俗化,而现在看来,这一世俗化的断言可能只是某种神话。只有抛弃世俗化的成见才能很好地理解伊斯兰教在世界与欧洲的兴起。

   在穆斯林世界,埃及领袖纳赛尔在1967年与以色列的六日战争中遭遇惨败,1970年去世,他所领导的世俗化的、具有社会主义色彩的、曾影响阿拉伯世界的泛阿拉伯主义随着他的失败和死亡而逐渐趋于瓦解。20世纪70年代末伊朗革命的成功标志着什叶派激进主义的兴起,苏联瓦解后在中东地区造成的权力和意识形态空白为泛伊斯兰主义的迅速发展创造了条件,塔利班和基地组织的兴起是其显著表现。进入21世纪以来,美国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和2010年以来阿拉伯世界的抗议、叛乱和动荡(从“阿拉伯之春”到“阿拉伯之冬”)进一步冲击乃至瓦解了穆斯林世界的世俗独裁统治,为各种伊斯兰激进力量的兴起创造了条件,穆斯林兄弟会(Muslim Brotherhood,简称MB)的政治挑战和“伊斯兰国”的建立是其中最为突出的表现。萨拉菲主义(Salafism)和沙特阿拉伯主导的瓦哈比主义(Wahabbism)的扩张也在强化穆斯林的激进化。应该看到,激进伊斯兰的兴起与伊斯兰教全面复兴和保守化的大背景有关,即便是一向以世俗主义著称的土耳其近年来也有走向伊斯兰化的趋向。11值得注意的是,保守伊斯兰信仰不只是局限于普通或下层民众,在受教育程度较高的穆斯林精英中也有相当大的影响。12在多数穆斯林国家,85%的民众认为,在科学和宗教发生冲突时,宗教总是正确,在土耳其这一比例是70%。84%以上的民众认为伊斯兰教法必须是立法的资源,在很多国家这一比例达到95%;其中在某些国家(沙特阿拉伯、卡塔尔、也门、埃及等),60%以上的民众认为伊斯兰教法应该是立法的唯一依据。同时,在多数穆斯林国家,认为放弃穆斯林信仰应被处死的人占到50%以上,接受“荣誉杀戮”(honor killing)的人占30%以上,在阿富汗、伊拉克是60%,在土耳其也达到18%。

   伊斯兰教在欧洲的扩张以及欧洲遭到的持续恐怖袭击都应该放在伊斯兰教全球复兴的大背景下加以理解。欧洲的穆斯林与欧洲以外的穆斯林世界存在密切联系。这种联系并不仅仅意味着作为移民的穆斯林与其母国的各种连接。事实上,在欧洲成长的二代和三代穆斯林已经不再像他们的父辈和祖辈那样依然与他们的来源地国家、城市、村庄、家族之间坚固地维系某种纽带。他们大多失去了对某个具体的共同体或社区的认同。如果他们不能融入他们生于斯长于斯的欧洲社会,这种故乡认同的缺失会加剧他们的异乡感。这一纽带的断裂或失落也意味着他们摆脱了传统共同体的伦理约束,而他们的父辈和祖辈则经常抱怨丧失了对儿孙的权威。不过,虽然失去了或不能形成具体的社区和共同体认同,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却投入了一个想象的共同体的怀抱,认为自己是一个普世的、正在征服世界的穆斯林共同体的一员。这个想象的共同体就是当下的泛伊斯兰主义试图重新加以建构的乌玛(Ummah)。这一想象为他们提供了无法在欧洲找到的归属感。13这一归属感的本质是宗教认同。21世纪初期法国内政部的调查表明,在穆斯林年轻人当中宗教认同迅速上升。14这种宗教认同意味着,欧洲国家的穆斯林更愿意把其他国家的穆斯林而非他们本国的非穆斯林公民视为同胞。15

正是在异乡感和普世性的伊斯兰教认同的驱使下,欧洲的不少年轻穆斯林对他们的父辈在来源国接受的官方伊斯兰教不感兴趣,而是更愿意投身到追求普世乌玛的激进和极端主义中。美国学者乔纳森•劳伦斯(Jonathan Lawrence)把欧洲的伊斯兰教大致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所谓的使馆伊斯兰教(Embassy Islam),也就是得到穆斯林国家支持并事实上由这些国家通过外交部门特别是驻欧洲各国使馆管理的伊斯兰教。从一战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崩溃到在二战以后去殖民化运动中,逐渐形成的穆斯林国家大多致力于建立某种官方的伊斯兰教,以其作为建构国家和巩固政权的手段。除了沙特阿拉伯和巴基斯坦,大多数穆斯林国家放弃了泛伊斯兰主义而致力于民族政治,(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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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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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开放时代》2017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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