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怀印:中国是怎样成为现代国家的?

——国家转型的宏观历史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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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怀印  
Shulman, Stephen, 2002, “Challenging the Civic/Ethnic and West/East Dichotomies in the Study of Nationalism,”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35(5), pp. 554-585.

   Smith, Anthony D., 1991, National Identity, London: Penguin.

   Tuck, Richard, 2015, The Sleeping Sovereign: The Invention of Modern Democrac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Wimmer, Andreas, 2002, Nationalist Exclusion and Ethnic Conflicts: Shadows of Modernit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Winerbotham, William, 1795, An Historical, Geographical, and Philosophical View of the Chinese Empire, London: Ridgway and Button.

   Yack, Bernard, 2001, “Popular Sovereignty and Nationalism,” Political Theory 29(4), pp. 517-536.

   【注释】

   ①有关世界历史上诸帝国的研究,见Eisenstadt, 1963, Doyle, 1986, Hobsbawn, 1987, Scammell, 1989, Pagden, 1995, Howe, 2002, Burband and Cooper, 2010。关于民族主义和民族国家形成过程的研究,见Greenfeld, 1992, Brubaker, 1996, Hechter, 2000, Gellner, 1997, 2006, Opello, 2004, Anderson, 2006, Roeder, 2007,Hobsbawm, 2012。

   ②民族国家大体上可分为两类,尽管它们之间的差异事实上经常是模糊的。一类是所谓的“族群国家”(ethnic nations)或“文化国家”,诸如德国,其集体认同乃基于共同的语言、宗教、历史以及种族渊源;另一类则是法国那样的所谓“公民国家”或“政治国家”,这些国家虽由不同的族群所构成,但他们有“一起生活”在同一块土地之上的共同意愿;国家的统一是基于民众的政治平等意识以及在法律面前共同的权利和义务(Smith,1991;Ignatieff,1993;Alter,1994;Shulman,2002)。但是,在不同的历史背景下,民族和国家之间的关系复杂多变。有些人认为先出现民族,然后兴起一场民族主义运动以争取本民族的主权,而民族国家的建立正是为了满足此种要求;另一些人则认为,国家比民族先产生,而且在民族的形成过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即通过武力将不同地区有着共同语言和传统的民众统一在一起,通过发展全国范围的交通、银行以及其他事业来促进经济统一,或是通过推行一系列政策来促进民族统一文化的形成,比如将各地方言统一成国家的标准语言,向全体国民推广公共教育系统以及通用课程。工业资本主义的发展也促进了上述诸多发展,而印刷媒体在其中发挥了特别作用,因为它有助于一个形成中的国家的所有成员增强其“想象的共同体”之成员意识(Anderson,2006)。因此,总体上民族国家的兴起是近代才有的现象,且主要是在19世纪和20世纪,尽管在某些特定情形下可追溯至古代或中世纪。

   ③1648年签订的旨在结束神圣罗马帝国的三十年战争以及西班牙和荷兰的八年战争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是主权国家国际体制形成的标志。该体制重视下列指导国家间关系的原则:第一,成员国对其自身领土享有完全主权,任何其他国家不得侵犯,国家之间相互尊重领土完整;第二,主权国家享有根本性的自决权,其他任何国家不得干涉其内部事务;第三,国家之间在法律上一律平等;第四,一个主权国家的合法性通过其他国家的外交承认来确立(Philpott, 2000;Kissinger, 2014:11-41;另见Beaulac, 2000;Krasner, 2001;Osiander, 2001)。

   ④把从帝国到国家视为现代国家建造唯一普遍适用的路径,这一宏大叙事之所以成问题,还因为它无法解释当今亚、非、中东和东欧许多国家所面临的危机。这些国家大多是在民族主义运动的高潮时期以人为划界的方式匆忙造成的,境内各族群的人民之间缺乏共享的民族意识,从而给这些地区带来长期的种族或宗教冲突、内战、种族屠杀或恐怖袭击,以及由此所产生的对旧日帝国的怀旧心理 (Wimmer, 2002;Kappeler, 2001:392;Mann, 2005;Pitts, 2005;Esherick, Kayali, and Young, 2006:2-4)。

   ⑤中外若干历史学家、考古学家和历史地理学家,均致力于研究中国如何从远古时代的部落国家成长为统一的中原王朝 (例见Lattimore, 1988 [1940];K. Chang, 1987;谭其骧,1982, 1991;Huang, 1997;C. Chang, 2007;葛剑雄,2013;葛兆光,2011)。

   ⑥“China proper” 这一术语曾在19世纪和20世纪西方文献中广泛使用,所指的是清代主要由汉人聚居的、在中央集权的官僚制度统治之下的内地十八省 (Harding, 1993),但这一术语的渊源可以溯至18世纪。例如,维勒鲍森(Winerbotham, 1795:35)曾把清朝描述为由三个部分组成,即“China proper”“Chinese Tartary” 和“states tributary to China”。这一术语的中译(“中国本部”)借自20世纪早期的日文翻译,曾被国民党和共产党人所借用,如孙中山(1981,上卷:304,359)。但是,中国的民族主义知识分子,如顾颉刚 (见田亮, 1999) 和钱穆(2012:103)等均拒绝这一术语,斥之为外国列强(尤其日本)为侵略中国辩护的工具。

   李怀印:美国德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历史系(Li Huaiyin, Department of History, University of Texas at Aust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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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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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开放时代》2017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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