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怀印:中国是怎样成为现代国家的?

——国家转型的宏观历史解读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943 次 更新时间:2017-03-12 00:35: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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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怀印  
由此所形成的国家,也异于通常意义上的帝国。

   欲理解满族统治者为何从17世纪90年代开始发动对北部、西北和西南部的征讨,有必要认识一下清朝独特的地缘战略。此一战略的核心是满族与大漠以南蒙古部落的结盟。这种结盟曾对清人南下征服明朝起到关键作用,也对此后拱卫京师不可或缺。清廷之所以在17世纪90年代发动一系列的征讨,正是因为来自大漠以西的准噶尔蒙古部落东侵外蒙古、南下内蒙古,直接对京师构成了威胁。因此,不同于满族在第一阶段的军事征战之具有进攻、扩张性,其在第二阶段的历次战役多属防御型的。此后为了把准噶尔势力从西藏驱逐出去以及最终为了斩草除根对其所发动的征讨,均为防御或预防性质。新疆、外蒙以及西藏之正式纳入版图,只不过是这些征讨行动的副产品,而不是征讨本身原初的目标。不同于世界历史上帝国建造的典型路径,即以边疆作跳板进一步向外扩张,因而从来没有固定的边界,清朝在18世纪50年代实现清除准噶尔的目标之后,其版图即大体固定下来,并且在此后的一个多世纪一直保持不变(此后对缅甸、大小金川用兵,均为回击或平乱性质,并不以领土扩张为目的);与周边邻国的边界,也通过正式谈判或非正式的习惯性划分而得以界定。在其历史的大部分时间里,清朝并不寻求通过战争获得邻国的土地。它将自己定位为一个上承明朝、统治整个中国的正统皇朝,并以内地各省为其全部的财源;而对边疆各地区,则派军队驻守,以确保其地缘战略上的安全。

   因此,19世纪以前的清朝跟世界历史上的任何其他政治体系皆不相同。它既非一主权国家,也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征服帝国。在三个重要方面,18世纪处于巅峰时期的清朝独具一格。

   其一是它的地缘政治环境。作为亚洲东部和内陆唯一居于支配地位的强国,它没有对手可以在规模和实力上构成致命的挑战,因此也就不存在持续不断地扩大和更新军力的压力。欧洲各国及相邻地区所出现的军事革命,在清朝于19世纪晚期卷入全球范围的国家体系之前,从未发生过。国与国之间的竞争和交战,曾在欧洲早期近代国家形成过程中起关键作用,但在清朝奠都北京后,对其政权体制影响不彰。军事开支的不断上扬,曾经驱动欧洲各地的国家建造过程(更准确地说,是促使各国不断加强国家机器的抽取能力),但对清代国家的行政结构冲击不大,直至19世纪中叶地缘环境发生彻底改变之前均是如此。

   其二是清朝独特的治理方式。有两个因素使得清朝的统治具有低成本、高效率的特征:内地人口的高度同质,使得族群和宗教纠纷减至最低程度;同时,国家对儒家说教和治理传统的一贯尊崇,也大大缓解了汉人对清朝异族统治的抵触情绪,并赢得汉人精英的忠诚。因此,清朝没有必要打造一个庞大的国家机器,以最大限度地抽取财源。相反,由于没有来自周边的军事压力,清朝的政府规模极小,主要是依靠乡绅和宗族组织维持地方村社的秩序及履行对国家的义务。军事开支的相对固定、政府运作的低成本、纳税人口的庞大,所有这些因素交相作用的结果,是使清代得以长期执行低税政策,一直到19世纪晚期为止。换言之,清代之所以能够维持低税率,并非因为它无力抽取更多来自土地的剩余资源,而是因为没有必要。所有这些,皆与早期近代和近代欧洲的所谓“财政-军事国家”适成鲜明对比;后者因面临不断上升的军事开支,财政需求也不断飙升,进而驱动国家扩大和重建行政机器,以增强税收能力。

   因此,清朝之不同于早期近代世界上的其他国家,还在于其独特的财政构造。早期近代欧洲的民族国家的财政体系是动态的,大都依靠间接税,具有扩张的潜力,这不仅因为支撑它的工商业一直在成长,也因为战争和庞大的官僚系统的开销在加剧国家财政上的需求。与之相反,19世纪中叶之前,清朝财政体系是静态的,以田赋为主要收入,其收支结构基本固定。清朝的财政结构之所以缺乏弹性,当然是因为其地缘上的高枕无忧,使得军事开销相对稳定并处在一个较低水平,同时也因为人口与耕地的比率依然处在一个适度的状态;即使税率很低,因为纳税人口庞大,国家依然拥有充足的财源。清朝的财政体系由此形成一种独一无二的均衡结构,即财政收入相对稳定,并稍高于相对固定的财政开支。可是,无论是清朝的地缘优势,还是其人口规模,均非恒定不变的,只要这两个前提条件中的任何一个受到破坏,此一均衡状态即不存在。财政构造的这一特征,对清朝的兴衰起到至关紧要的作用。它有自身的优点,即在正常情况下,每年可产生一定的盈余,长此以往会是一个很大的数目。正是凭借此一盈余,清廷可以征战和扩张,而不必增加土地税率。但是,它也有自身的弱点,亦即均衡状态的脆弱性,最终将在19世纪因为上述前提条件不复存在而深刻影响着中国的转型道路。

   其三是清朝的边疆政策也不同于其他帝国。世界历史上各帝国的建立,其驱动力均来自宗教诉求或来自统治者对土地、人口和财富的贪得无厌,而不是出于自身防卫的需要,清朝正好相反。它之所以将外蒙古、新疆和西藏等地变成自己的边疆,并不是因为对这些地方的财富感兴趣,更不是为了传播宗教,而是由于这些边疆地区在地缘战略上的重要性。清朝仅仅是在其防卫受到外部(主要是准噶尔部落)的威胁之后,才发动一系列征讨,导致边疆的扩大。也正因为如此,清朝治理边疆的目标,并不是要那里提供贡赋或税款以增加自身的税收,而是要确保边疆的稳定,使之对其核心地带和核心利益起到保障作用。在其他帝国历史上,对殖民地肆意剥削,对被征服对象进行政治和宗教压迫,是司空见惯的现象。相比之下,清廷对边疆的贡赋要求微乎其微,仅具象征意义,甚至要为边疆的行政体系提供财政补贴。它对边疆的治理采取的是一种实用的方式,即鼓励满洲贵族与蒙古王公通婚,庇护西藏和蒙古统治精英所信奉的宗教,但并不在满人内部或帝国其他地方提倡之;对于边疆的世俗和宗教领袖,它牢固掌握自己的任免或认可权,且对边疆的精英分而治之,限制其影响力。所有这些都使得清代国家始终能够维持边疆的稳定。清代这些行之有效的政策,也在很大程度上说明了这些边疆地区即使在清朝垮台之后,依然接受中央政权名义上或实质性的控制。此一事实跟其他所有帝国衰退或灭亡之后,其边疆、属地或殖民地纷纷独立,构成鲜明的对比。

   清代国家不仅不能跟欧亚大陆历史上的军事帝国画等号,也不能跟中国历史上的汉人王朝等而视之。满人的入关统治,不仅带来版图的扩大,更进一步导致中国的重新定位和定义。此前的明朝和其他华夏王朝,亦即原初形态的中国,本质上是单一的汉人族群国家,国家赖以存在的基础是对本族群及其文化的认同。就地缘战略而言,其核心地带始终未超出内蒙古草原以南的中原地区。相比之下,清朝作为一个“外来”王朝,有着不同于汉人王朝的生存战略和核心利益。不同于后者之抱守中原腹地,视长城以北为化外,视所有非汉人族群为外番,清朝开疆扩土之后,将满、蒙、回、藏地带变成边疆,地缘上“内”与“外”的概念也为之一变。所谓“内”,已从明代十五省扩及包括内地十八省和所有边疆的整个中国;而“外”则由原来长城以外的所有游牧部落,转变为边疆以外的周边邻国(包括保持朝贡关系的温驯小国,但更指不时构成威胁的准噶尔部落和俄罗斯)。18世纪中叶以后的“中国”,也从清代以前的以汉人为主体、以对华夏文明的认同为基础、边界模糊的原初型族群国家,过渡为一个多族群的、边界日趋清晰和固定的疆域国家。因此,如果抱守传统史学中的汉人中心论,将边疆人口看作“少数民族”,视之可有可无,无疑弱化了清代历史中最富有意义的部分。然而,如果过分强调边疆的作用,认为清朝是一个“亚洲内陆帝国”,认为内地各省仅仅是此一帝国诸多版块中的普通组成部分,同样失之偏颇。清朝移都北京后,将自己界定为明朝的继承者,即一个版图扩大之后的“中国”(不仅包含内地省份,也包含边疆地区)的正统王朝。对于清廷而言,内地和边疆功能各异。内地不仅为大清提供了统治整个中国的合法性,也为中央提供了几乎全部的财源;而边疆仅仅用来提升国家的战略安全,捍卫其对内地省份的统治,而非赖以作为财源。清朝之所以可以称为“中国”的一个朝代,而非满族的或是亚洲内陆的帝国,正因为它一直以内地各省为国祚之根本。

   因此,我们最好把清代中国定义为一个前近代的或早期近代的疆域国家:它拥有固定的边界和稳定的版图,拥有一支形制完备的常备军,拥有一个高度集权的科层化的行政体制,这些均为中世纪欧洲大大小小的政治体所不具备,而跟早期近代欧洲的民族国家有颇多相似之处,但它不属于形成于西方的、由主权国家所构成的近代世界体系之一员。另一方面,它又不同于靠战争维持其生命的传统军事帝国,也不同于前近代世界历史上缺少明确疆域概念的各种形式的政治实体。作为一个高度集权、疆域固定的大国,它比非西方世界的其他任何政治实体,都更加具备向主权国家过渡的条件,同时也将会遭受来自西方更为严重的冲击。

   (二)迈向近代主权国家

   对早期近代欧洲的绝大多数地区而言,中央集权的国家的兴起和领土的巩固,皆发生于由诸多国家所构成的国际体系之中,这些国家在国际法下既互认为平等伙伴,又展开激烈竞争。中国的不同之处在于,清朝作为一个疆域国家的形成,与其介入世界国家体系,是两个不同的步骤。第一步已在18世纪50年代完成,而第二步则要等到19世纪遭遇重大危机之后。从18世纪末开始,清朝在三个方面连续遭遇危机。一是在人口方面。在17世纪和18世纪,中国人口增长了近三倍,对土地资源构成巨大的压力,最终导致18世纪90年代后期和19世纪50年代大规模的内乱。二是在地缘政治方面,即欧洲两大强国(英、法)出于商业利益反复构衅。这两大危机叠加在一起,破坏了先前在清朝财政构造中长期存在的低度均衡状态。第三种危机则涉及汉人精英对于清廷之认同感。太平天国和清末十年的革命运动先后挑战了这种认同感,它们均诉诸历史上和现实中的满汉矛盾,以动员民众反抗清廷。尽管面临这三重危机,清朝仍在19世纪后半期以“自强”为旗号经历了一场现代化运动;义和团之后,现代化运动在“新政”的名义下以更大规模在全国铺展。因此,当清朝于1911年走到终点时,中国已经经过重新打造,维持了其绝大部分领土,避免了边疆的分离;政权本身无论在军事上还是行政、外交体制上,均经历了相当程度的现代化。这跟近代欧亚大陆诸帝国之四分五裂以及绝大多数非西方国家之遭受西方征服和沦为其殖民地的命运,形成了鲜明对比。晚清中国历史固然充满了挫折和屈辱,但放眼整个非西方世界,它更是一部国家转型非常成功的历史。

   有三种因素可以解释晚清国家的这种适应能力。首先,其财政构造发生转型,即由原来供需两侧均缺乏弹性和扩张能力的低度均衡机制,转变为一种高度不均衡机制。在此机制中,不断增长的需求推动了供应的增加,而且非农业财政收入(贸易税、借款以及其他财政手段)取代田赋,成为国家岁入的最重要来源。而在财政转型背后起支撑作用的,则是中国的辽阔疆域、庞大人口以及由此所产生的巨大经济体量。因此,不管新产生的资源抽取机制多么低效和不合理,它总能提供足够的财源,满足中央和地方政府急剧增长的开支需求。此项转型完成于19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其代价乃是中央失去了对各省正式的和非正式的各种财源的控制,以及汉族精英势力的崛起。后者通过控制本地区的财政、军事以及行政资源,在同治、光绪年间“中兴”大业中起到关键作用。

第二个因素是清朝为了应对来自中亚和东南沿海的地缘政治危机而调整了其国防战略。中亚的军事力量在19世纪60年代中期入侵新疆,这对清廷来说是一个传统的威胁;而在19世纪70年代,清朝又开始在东南沿海面临来自日本的新威胁。清廷的传统战略是优先确保内陆边疆地区的安全,这种战略与清朝新获得的财政-军事实力结合在一起,使其能够成功地收复新疆。海防在清朝总体战略中的重要性也在迅速上升,但当政者对其紧迫性认识不足,资金投入有限,结果导致甲午战争的惨败。不过,新型的财政构造具有足够的灵活性和扩张性,使得清朝可以承受战后对日赔款,并支撑1900年之后全面展开的现代化事业。(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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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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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开放时代》2017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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