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勤华:亦师亦父、若宽若严——追忆恩师徐轶民教授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487 次 更新时间:2017-03-12 00:3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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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勤华 (进入专栏)  

一、第一次见面在北京大学招待所

   我第一次和徐老师见面,是在北京大学招待所。那是1981年6月3日,为了报考华政的研究生,让老师先“相相面”。

   说到我考研究生,还得从我国的大学生毕业分配制度说起。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国学习苏联,实行高度的计划经济体制,城乡差别非常明显,大学生属于城市户口,吃商品粮,国家包就业、包医疗、包房子等。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在经济发展和日常生活方面,上海的地位比北京重要,所以上海的考生如在外地读书,要回上海工作需要获得回上海的毕业分配计划指标,而这在当时非常困难,即使在北京读书情况也一样。我毕业分配时也遇到了这个问题。

   当时,我们班里除了我之外,还有一个崇明考上来的同学,叫倪振锋。我们两个人都是想回上海的。此外,浙江上来的考生傅长禄,是上海插队到浙江的,他也想回上海。江苏考上来的同学顾功耘,因父亲在上海工作,也希望分配到上海工作。这样,分配回上海的形势就比较严峻了。我不想和同学去争回上海的名额,故1981年4月8日,从我们的班主任王德意老师(后来出任全国妇联书记处书记)打听到华政当年被批准获招研究生的信息后,就决心通过考研究生回上海(当时整个上海的高校如复旦大学等都还没有获准招收法学专业研究生的资格)。

   此时,华政有一位青年老师,叫孙进丰,是国际法专业的,正在北大进修,做王铁崖教授的访问学者。因为都是上海人,几次见面后就很熟悉了。他知道我的想法以后,非常支持。他告诉我一个信息,北京要开一个教学上的会议,华政会有几个老师前来,他可以介绍我去看望他们,顺便询问一下考研的事。由于孙进丰老师在进国际法专业之前,在华政人事处工作过,故对这些老师都很熟悉。他告诉我,当时华政批下来可以招研究生的,是两个专业:法制史和国际法。而我当时最感兴趣的是民法,民法不招,我也没有办法,只能改其他专业。孙老师建议我改考法制史,并说来的老师中,徐轶民老师就是搞外国法制史的,且是一个搞学问的人,可以和他接触。

   6月3日晚上,和风习习,我在孙老师的陪同下,到北大招待所见到了徐轶民老师。老师当时50多岁,中等身材,人很清瘦,肤色白皙,气质高雅,脸上有一点点皱纹,两眼特别明亮,闪烁着探究的目光,给人以洞穿一切的感觉,很威严,初见时让人感到拘束,有点害怕。接触一会后感觉老师其实非常和蔼,说话也比较随便,直来直去,不讲空话、套话,不讲大道理,可以直奔主题。

   老师问了我一些家里的情况,个人经历,学习成绩等之后,就谈了华政外国法制史专业的情况、招收研究生的要求、参考书目和考试的课程,他提了两点要求:第一,英文要考得好;第二,语文水平要扎实,今后研究需要它。当然,专业课也一定要考好。他说,现在已经有6个人与他联系了,所以让我要有竞争的思想准备。最后,老师爽快地对我说:你就好好复习考吧,我给你开一个书单,你按照此看书复习,时间还来得及。他很认真地一笔一划写了一些书和参考资料,交给我,说:“你还有什么事吗?没事就这样了。”我本来还想和他聊聊天,看此状况,就马上告辞了。前后加在一起不到一个小时。

   在回宿舍的路上,孙进丰老师告诉我,华政今年不招宪法和刑法的研究生,除了国际法就是法制史了,你必须全力以赴。他还说,徐老师就是这个脾气,办事非常干脆利索,珍惜时间,绝不罗嗦,你今后要注意这一点,尽量少占用他的时间。但徐老师是个搞学问的人,你今后跟着他不会吃亏。我连连称“诺”。

   华政长宁校区18号楼,这座欧式的小洋房东南角的一楼,曾是徐老师的家(现在已经改成北大出版社华政分社),老师在此生活了几十年,这里也是笔者当时经常拜访老师、和老师切磋学术的地方。

  

二、面试给了我重逢老师的机会

   经过报名、体检(都在7月中旬)等各种程序,我在9月12日、13日、14日三天,参加了华政研究生的考试。三天的考试,几乎让人虚脱。第一天上午考英语,下午考政治理论。第二天上午考古代汉语,下午考法学基础理论。第三天上午考各国宪法,下午考外国法制史。尽管我做了充分的准备,但华政的题量大的还是让人吃惊。我印象中,几乎每一门课都要在16开的答卷纸上写15页以上。不过,考完试以后,心是比较定的,因为除了外国法制史试卷中一个名词解释“黑人法典”有点猜测着回答以外,其他所有的问题全都答出来了,英语也考得很好(感觉上如此)。10月22日,我接到了到华政参加面试(复试)的通知。

   由于面试要考专业和英语,也有笔试和口试。故我提前了一个星期回到上海,专心复习。孙进丰老师是一个非常讲义气、注重感情之人,他当时住在东风楼后面23号楼东侧一排的最南端,是一间20平方米左右的大房间,刚装修好,作为结婚用房住的时间还不长。为了让我安静地复习,他把此房子让与我住,还睡他的大床(这在现在可能是不可思议的事),他自己则回父母家。他夫人也很通情达理,对此没有任何怨言。

   在此期间,我见了徐老师一面。这是我第一次上老师家。它是一幢西式洋房,就是后来华政食府(现在改造成了华政图书馆长宁校区的密闭书库)路西面的那排楼房最南面第一间。徐老师住一楼,门是朝南开的,因为花园洋房的一楼要比普通房屋高出半层,所以有几层台阶。上了台阶进屋,有一个7平方米左右的小间。徐老师将这一小间改造成为一间书房,在里面看书写作。书桌之外,还有一个简陋的长沙发,可以接待三四个人谈话什么的。我们就在书房里谈了一会。徐老师没有透露任何关于面试的细节,只是询问我现住在哪里,他指定的那些参考书和资料是否都已经好好阅读,注意不要太累,太紧张,等等。

   尽管见面谈话不涉及面试问题,但是见到老师心里还是很开心,并且不知什么原因,有一种踏实的感觉。我站在外面的路上,打量了这间楼房很长一段时间,当时也没有想到,以后会常常来到这里,向老师请教问题,商谈论文写作和修改等事。虽然,我已记不清进入徐老师家门有多少次,但除书房之外,里面其他的房间从来没有进去过,感觉上比较大,是我拜访过的华政老师中住房条件最好的。这次见面,我也第一次见到了热情的徐师母郭老师,见到了徐老师的儿子徐鸣,他比我小一岁,非常俊秀;女儿徐青,长得非常漂亮。

   30日和31日两天是面试,虽然感觉还不错,但离我的期望值还是有一定距离。自己感觉复习得很充分,但因为太紧张了(面试时的徐老师不苟言笑,非常严肃,看着还是有点害怕),故回答问题不是太完满。面试结束后,我沿着苏州河边上石板夹着砖块的小道走了好几圈,看着老师家以及其他各幢小洋房的外墙上爬满了细细的蔓藤,心想,这些建筑置身于上海这座喧闹的大城市之中,显得那么宁静,那么高贵典雅,以前都是在小说电影里才能看得到的情景(后来张瑜主演的电影《小街》里的画面就是这种场景),离自己从小一直生活的农村环境是那么遥远,而现在却是这么近,就在眼前,自己再往前跨上一小步,就可以成为其中的一员,这是梦境还是现实呢?

   面试结束后,我就急着回北大,因为毕业之前的事情还是很多的。在走之前,和徐老师又见了一面。这次是在法制史教研室,东风楼二楼东侧的一间房子。徐老师还是很严肃,指出了我在面试中的一些错误,对于能否录取之事,只字未提。但凭感觉,老师是很喜欢我的,因为在谈话中,老师已经将我作为其得意门生在规划未来华政法制史的宏伟蓝图了。

  

三、每一堂课都是那么的精彩

   回到北大,在经历了一段时间的焦虑等待之后,1982年1月5日,终于收到了姗姗来迟的华东政法学院的录取通知书。2月2日,我们来华政报到,华政第一届研究生开学。接下来,我和其他13位同学(我们第一届研究生共有14人,有法制史的,国际法的(后来也补招了宪法和刑法的,宪法是骆伟建和胡明德,刑法招了赵国强和杨诚),但外法史的最多,共4人,除我以外,还有高桐、蒋迅和任自昌。毕业时,除了任自昌去了上海大学之外,我们另外三人都留在了华政工作,但几年后他们三个人都去了美国)就进入了正常的研究生学习之中。当时华政的条件虽然还比较艰苦,但对我们是特别关照,院长特批给了我们14个人一台彩色电视机。

   华政长宁校区河东六号学生宿舍楼,现在住的都是博士研究生,但在1998年以前,则是硕士生的宿舍。我们第一届研究生于1982年秋天搬入其中,一直住到毕业。这里也是徐老师经常来看望、辅导我们研究生的地方。

   徐老师给我们开的是“外国法制史研究”的课程,从古代巴比伦的楔形文字法,到古代印度法、古代希腊和罗马法,中世纪教会法,一直到近代以后的法国民法典、德国民法典、美国联邦宪法等,讲了一个学年。中间,还让我们四个人每人各做了一次长长的主题发言,老师最后再作一些点评。

   徐老师上课非常有特色,那就是特别的认真,特别的严谨,特别的周密,资料丰富,信息量特别大。每次上课前,徐老师都会布置一批参考书,让我们去看,做读书笔记,然后到课上交流。一堂课下来,都要看上五六本乃至十多本的参考书。一个一个专题进行下去。我印象中,这一学年的课,大概有十五六个专题吧,每一次课都要经过阅读、发言、提问、讨论、点评、总结等一个个环节。由于学生人数少,故每一堂课,我们平均都有五次以上的发言机会,事前如果不看参考书,对要讨论的专题不熟悉,这堂课你就没有办法上,就会感觉很尴尬,很狼狈,当然也毫无例外地会受到老师的批评。但如果准备充分,你就会感觉非常自信,发言、提问和讨论也能非常自如,而在老师那充满表扬、欣赏的眼光之下,你会感觉到这每一堂课都是那么的精彩,那么有收获,都是一次难得的享受。

   徐老师是一个非常喜欢清洁的人,不管是外出参加学术会议也好,在学校上课也好,参加教研室活动也好,以及出席其他一些非正式的场合也好,他都是穿戴整齐,身上弄得干干净净。包括他书房里放的书、杂志、讲稿、复印的资料,信件,等等,他都摆放得清清楚楚,整整齐齐。这一良好的习惯,使他要查找资料和文献时非常方便。有时问老师借阅一份资料,或要查找某一本书,某篇文章,他马上就能找出来,交给你。老师爱清洁的习惯也延伸到了课堂上,他每次讲课必然带上一块湿毛巾,在黑板上写了一段板书,回到讲坛上来时,就会把手擦干净,以免粉笔碎屑弄脏了书和衣服。这一点让我们感触很深,逐步意识到大学老师就应该是这样的,对老师也就更加尊敬了。

  

四、辅导论文写作不厌其烦

   除了上课之外,让我们更加感动、更加有收获的是,徐老师对我们论文写作的细心辅导,孜孜不倦,极其认真。

当初,老师先是考入暨南大学,之后又转入复旦大学,学习非常刻苦用功,因此,其英文水平很高,古文底子也很好,华政两次解散,他也没有离开过教学和科研岗位,第一次在上海社会科学院,第二次去了复旦大学,所以外语、古文和法制史的专业知识没有丢,都非常扎实。与此同时,徐老师还长期担任上海辞书出版社编辑辞书的编委和撰稿人(改革开放后我国出版的第一批法律辞书如《法学词典》和《中国大百科全书•法学》,老师都是主要撰稿人)。这些主客观的条件,造就了老师非常好的文笔。无论是撰写论文、著作,还是编写教材、讲稿等,(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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