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章润:“现代中国”究竟意味着什么?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578 次 更新时间:2017-03-07 10:26: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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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章润 (进入专栏)  

   中国的现代进程起于洋务运动,至今已然超愈一个半世纪,跨越清末、民国与人民共和国三大时段。考其承续,发现虽阶段有别,却内在连环,不期然间构成了一个完整历史时段,也是一个统一的政治单元。盖因具体指向虽异,但根本方向无别,均起于西洋势力东渐与两千年帝制腐朽崩塌,而以解决“中国问题”、“建设现代中国”及其“现代秩序”为旨归。拂去政治琐屑,置此“古今中西”大时代,其之因应时势,强毅力行,构成了这一政治单元的主流历史意识,也是这一历史时段的主流政治意志。

   那么,放眼大中华,“现代中国”究竟意味着什么?它的政治形貌与精神气质如何?时至今日,在应然和实然、可欲与可能两相比对的意义上,解决“中国问题”的现代进程已经走到哪一步了?往下如何收束?本文在法政哲学维度,粗略梳理出一条“立国叙事”,就教于方家。

   大致而言,无论持取何种理论立场,有关“现代中国”的理想图景与现实面貌,下述五点,谅有共识。

   第一,解决“中国问题”是一部中国近现代史的主旋律,期期于“建设现代中国”,则以“富强、民主与文明”三大目标为旨归,势所必然。这也就是“社会主义价值观”的首要三项。在此,富强是立国目标,民主是建政导向,而文明——此处意味着现代早期以还发育成长的所谓现代文明——则将政治与邦国联袂一体,实现文化与国族的内在沟通,赋予中华民族的建政立国以现代文明共同体的位格。总体而言,凡此三项努力,历三时段而不改,虽九死而无悔。迄而至今,就大中华地区来看,均有建树,而进度不一,区域间既有落差又交相辉映。但是,百折千回,崎嵚历落,中国已成全球性经济大国和政治大国,并有望成为文化大国,则无疑问。换言之,凡此三大目标,是现代中国立国大方向,建制立政的大经大法,一切政经举措均不得与此相悖,否则即为逆历史潮流而动矣。

   第二,现代中国意味着“立国、立宪、立教与立人” 的四位一体,这是一个文明转型、文化启蒙和政治建国的统一进程。“认识老中国,建设新中国”,梁漱溟先生当年的原话,概括其貌。如此这般,立宪遂成枢机,支撑起政制而建设政治,引领出一个政治立国的浩荡时代。实际上,自清末变法,到民国立宪,至晚近半个多世纪之立宪修宪,徜徉于名实之际,立宪总是立国建政的核心项目。与此同时,意义秩序的翻新,特别是夹杂在古今之变与中西之变之间,如何恰予调和,遂为文明立国的核心。此一过程,也就是现代国民的养育兴发进程,则伴随着立国立宪进程,现代国民公民的涵养,乃至于“新人”种种,必然提上议事日程。迄而至今,凡此四项,均有长进,却均有待完善,表明中国的现代立国进程并未完结,尤其是西北边疆的文教整合与法政收束,有待于持续精进中力争完满落地。

   第三,由此,“发展经济社会,建设民族国家,提炼优良政体,重缔意义秩序”,凡此四项,丁一卯二,配套而来,蔚为立国建政的四大项目,堪当纲领,而纲举目张。考诸近代中国历史,无论哪个阶段,此为主流历史意识,也是主流政治意志,时有差池,亦得纠偏,不容稍懈。迄而至今,大率可以说,“发展经济社会”颇见成效,还需往前赶,实现经济转型的充分落地与更新换代的与时俱进。毕竟,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国民奔小康,来之不易。“建构民族国家”已然完成,有待以宪政国家和宪法文化的铺展为大中华兜底。至于“重缔意义秩序”,也就是所谓“立教”,不是一、两代人的事,必得诉诸漫长的心灵成长历程,早已折腾百多年,还要再干一、两代人。同样在此,大中华海峡两岸四地,展现了多元进路,形成了一种多元并进的繁富思想景观,而有待于一种开放性主导文明价值统筹提携,修炼出国族的心智与心性,则中国是并且总是意味着一个全球体系中的中华家国天下。

   尤须指出的是,在此四大项目中,“优良政体”堪当枢机。经验表明,大转型的初中期,经济社会发展蔚为基础,无此一切免谈。一俟基础奠立,既足以支撑民族国家,复造就市民生活,则经济不再是问题,政治便会浮上台面。纵便表面是经济问题,骨子里却常常是政治。正是在此,大率可以说,现代中国的成长一直以追求优良政体为鹄的,使得一部现代中国的成长史遂成政治建国进程。如何建设一个强有力的民主国家,实现国家治理的现代化,是百年一脉延续的主题。在此,百年中国面临的问题是,过去是,现在依然是,如何采撷中西,融汇古今,以建设一个可欲而可能的政体,其之有德有方,将主权与治权、政权和政府、政道和治道,清晰分梳之际,实现政治的稳定性和政制的有效性的统一,特别是要自权力源头较好回应政权的正当性这一根本性追问,从而赋予政权以永久正当性。

   在此,大中华进行了多元尝试,各有千秋。其中一脉思路认为,所谓优良政体,不外乎就是建立在自由而平等的个体横向联合基础之上,以“同意和授权”为机轴而构成的统治和被统治的关系,亦即坐实“立宪民主,人民共和”。不管歧见几何,大中华的多元实践证明中国文明对此持取开放态度。此刻往下,伴随着实际上一直未曾止息的政治改革进程,仿佛走到了统宗汇源的集成时刻了。

   第四,也就因此,现代中国的成长意味着“双元革命”,此即“文化中国—民族国家”与“政治中国—民主国家”的统一。简言之,就是“以文明立国”与“以政治立国”。其中,“以政治立国”的极致是“以自由立国”。

   具体来说,19世纪末期开始的“现代中国”的立国进程,起自挣脱朝代国家、奔向民族国家构的努力,欲将中国奠立于基于族群共同体而来的民族共同体之上,而指向政治国族目标。因而,其之民族本位与以民族主义立国,诉诸“文化中国—民族国家”,理所当然,势所必然,因应的正是这一全球列国体系的时代潮流。这一方案取径历史主义的文明论建构,追索的是现代人的家园归属和文化忠诚,以文明积蕴滋养上述体制保障,进而由心性通达政道,在努力实现天道与人心合德的文明进程中,昭示政道和治道的文明意义,如今回头来看,大中华的实践卓有成效。

   另一方面,“现代中国”意味着它是亿万公民分享的公共家园,一种立基于立宪民主建制之上的公共建置,一个以法律共同体为基础的公民共同体,因而,需要以公民理性来建构自己的政治理性,兑现作为立国之基的宪法的政治承诺,表达出应有的政治诚意和政治德性。如此这般,方能达成全体公民政治上的和平共处,而恰成一共和局面。职是之故,与“文化中国—民族国家”相对应的,便是“政治中国—民主国家”。其为一种政治自由主义与公民共和主义的政治建国进路,旨在解决权力的来源、分配和规范的大经大法,重在民主、宪制与法治,重申公民美德,而为全体公民政治上的和平共处提供体制保障,涵养国族立世存身的政治德性资源。其间,尤其是经由“主权在民,治权在贤;授受以公,临治以仁”这一政治法权程序,明确“政权为主,政府为客”,解决政治权力的来源及其转授难题,实现常态政治下的永续国家目标。

   回瞰过往,总体而言,中国的百年立国进程正是以“文明立国”来建设民族共同体,以“政治立国”来建设政治共同体,努力实现政体论与文明论的统一。毕竟,在理想与现实的双重意义上,“现代中国”不是别的,不过是文明与政治的统一体,人民与城邦的共同体。在此,追求既有集体尊严和基本公共产品,又能护持个人自由与捍卫惬意人生的现代国族格局,既为国家理想,而进度不一,说明了现代中国的诞生是一个超大规模的长时段运动,难能一蹴而就,而有待于接续努力。

   基此,可以这样两句话作结,此即“民主的法制化所缔造的宪政体制的文明化力量,给政治国家以文明加冕;文明的主体性所提供的超验价值之寄身于政治建构,旨在让文明国家获得自己的政体肉身。” 凡此一旦实现,则“现代中国”完全落地,历史在中国终结。正是在此,大中华各区域同样进度不一,取向有别,而有待于商谈进程中实现多元一体也。

   第五,现代中国的成长依恃国家理性与公民理性二柄,期期于涵养国族的政治成熟。现代中国的国家理性建构启程于抵御外侮,而肇兴于自救,终归于寻绎优良政体和有效政治的政治自觉与文化自觉。大略来看,这一思虑初在将国家与朝廷两相剥离,使国族和天下井然分际,凸显国家利益本质及其现代转换;继而,于国民与国家、人民与政体的框架中,省思公民个体的自由与幸福,将民族心思凝聚于优良政体的追寻。就此而言,中国的民族自救和立国运动自始不仅动用民族理想,而且启动公民理想,仰恃立宪,终于凝聚汇集成追求上述“富强、民主和文明”三大目标。

   在此,国家理性意味着须将“国家政治”和“国家间政治”恰予两分。在国家政治场域,理想而言,持守立宪民主共和国内没有敌人,只有违法犯罪者这一基本底线,以公民理性救济国家理性,用优良政体承载国家理性,于公共讨论中形成公共理性。同时,在国家间政治场域,必须分清敌友,保持清醒理智的现实主义国际观,捍卫国族集体尊严,而于不同语境分别运用道义力量与功利立场。进而,在尊重现代性主导下的普遍历史观的同时,构建中国的世界概念。所谓国族的政治成熟,包括但不限于对此一切多所历练,而措置裕如,尤其是在“建构主权,区辨敌友,划分公私,进行决断,提供和平”,凡此政治的荦荦大端,有定见,拿得起,放得下。

   中国的情形大致是,至迟甲午海战后,士大夫们即已认识到文明共同体与政治共同体的合一,作为文化子民的国民与作为政治参与者的公民的统一,对于“世界的中国”与“中国的世界”这一辨证关系的明晰,是造就一统华夏和富强中国的必备条件。此后往下一路走来,在国家与国民的关系上,字纸层面而言,基本体认到公民对于民族国家的政治忠诚,当兵纳税,是以国家以向他奉献保护、尊重和平等的关切为条件的,必须遵循守法者就是立法者这一双向承认法权。如此,中国才是一个现代国家,而蔚为全体公民的公共家园。大致而言,就此中国近世历史的主流政治意志与立国正道而言,同样有待于继续改革开放中,逐步坐实也。

   行文至此,理述现代中国立国进程的思想脉络和政治进程,势必不能回避自由主义价值理念与中国文明的关系这一大是大非。在此,首先遇到的一个问题就是,自由主义能否直面中国文明的苦难,包括如何回应诸如“落后就要挨打”与“1840情结”等民族主义命题和隐痛,怎样解释东西方列强对于现代中国的成长的复杂心态等国家间政治问题。即便无法面对具体苦难,也必须对苦难问题在一般意义上多所回应,在人生哲学和生命政治意义上给予理论性阐释,才可能于内在骨血上回应中国文明关切,而贴应中国文明的忧患心弦,最终融会于中国文明。至少,它必得回答自由主义的一整套政治价值理论背后的德性伦理与文明的内涵取向。恰恰在此,作为一种整全主义的致思进路,无论是在“救亡与启蒙”,还是见诸前述立国的三大目标与四大项目,中国现代学术谱系中的自由主义实际上均多所回应,并有待走向理论成熟和政治成熟。刻下执政党倡说“依宪执政”、“法治国家”与“国家治理现代化”,以立宪为立国之本,而国民咸认“立宪民主与人民共和”是中国政治的发展方向,两面互动,堪为明证。

毕竟,中国近代的大转型,改天换地,不仅是中国文明的自我转型,也是现代世界创世纪的重要组成部分。如同其他古典枢纽文明,中国文明本身就内涵着开放性的普世导向,中国民族历来蔚为“世界历史民族”。事实上,百多年的立国进程中,中国文明展现了接纳异域文明的宽阔心胸和消纳能力,而自由主义的价值观经过五代人的吸纳、消化与融会,也已然有选择地在中国文化中落地生根。举凡人格平等、自由意志、追求幸福的权利以及超越性向度的自主选择等等,早已积淀于亿万国民的身心,一定程度上见诸日常的洒扫应对。它们既本诸自由主义的个体价值观,也是儒学“收拾精神,自做主宰”这一德性伦理观的切实践履。就此而言,中国文明的复兴与现代中国的成长,既是中国文明返本开新、自我发展的自然结果,也是百多年来吸纳包括自由主义在内的各种西学元素后的综合生发过程。两头结合,截取融通,方有此刻大中华文明圈的整体崛起。实际上,这一立国进程动用了儒家义理、马列主义、民族主义、共和主义与自由主义等多种资源,(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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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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