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允星:“消毒剂”断货之后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543 次 更新时间:2017-03-05 10:54

辛允星  

中国哲学里有一个著名的理论——一阴一阳之谓道,阴阳相克相生,既统一,又对立,从而保持一个事物的整体性平衡。将这一理论引入对中国传统政治生态的分析,我们可以做这样一个比喻:法家的专制制度和至高无上的皇权是“阳面”,儒家的仁政理想情怀和道家的无为而治主张是“阴面”,前者在强力维护大一统政治秩序的同时,也对民生构成了巨大的威胁,因此成为一副烈性的“政治毒药”;而后者实际上充当了“消毒剂”角色,它通过各种制约方式将“法家政治毒药”的毒性尽量降低,甚至不惜与之同归于尽。

众所周知,大秦帝国曾经企图在自己的暴力机器威慑下确立法家的垄断地位,彻底排斥儒家和道家的影响,但由此而导致“阴阳平衡原理”被破坏,专制政治的病毒随之疯狂发作,庞大的专制帝国仅存在十几年便崩溃了。西汉立国之后,统治者吸收前朝的教训,开始采用黄老哲学作为执政的指导原则,武帝之后,儒家的仁政理想再次登堂入室,成为了中国皇权制度挂起的旗帜;从此后,“儒表法里”体制得以牢固确立,即使是蛮夷外族建立的王朝也未从根本上改变这种统治策略。在这种政治体制中,皇权专制是“实”,仁政无为是“虚”,但后者毕竟在名义上获得了生存的合法性,并对前者构成各种“弹性化”制约。

在皇权至高无上的专制体制中,作为“消毒剂”的儒家仁政理想和道家无为思想是如何发挥“消毒”功能的呢?首先是“道德感召”,即通过公开的伦理宣传,让人们(含当权者)遵从儒家的行为规范;其次是“死谏”,即通过伤害自己的身体而向统治者表达自己的建议,从而防止其堕落为不行仁政的暴君;再次是“隐居”,当对某朝难以产生归属感的时,通常会通过这种非暴力不合作的方式表达意见,从而对统治者形成某种心理影响(乃至压力),最后是“抗争”,即当前面几种手段都难以施行的时候,一部分人会参与到改朝换代的“大政治行动”中。显然,以上四种做法都是对专制皇权构成制约的社会文化力量。

经典豫剧《十五贯》讲述了明代初期的清官况钟在苏州府任上的故事:无锡发生了一场命案,当地知县糊里糊涂地将熊友兰、苏戍娟错判为凶手,真凶娄阿鼠逍遥法外,酿成冤案,况钟负责监斩熊友兰、苏戍娟,获知此案中的蹊跷,出于政治责任感,决定“违规”向省里的按察使请求重申此案,获准后,最终查出真凶,将熊友兰、苏戍娟当庭释放。另一部豫剧《血溅乌纱》讲述了河阳新任知府严天民的故事:河阳知县赖水镜、县衙都头贾仁谋财害命,嫁祸店主刘松,严天民受蒙蔽,加上其妻子帮助真凶私填伪证入案卷,导致他错判案件,将刘松判处斩刑,致使其妻伤心去世,其女变疯癫;严天民发现自己冤杀好人,追悔莫及,受春秋时期晋国大夫李离的影响,最后将一干罪犯处斩,然后在李离庙自刎谢罪。

从以上两部戏曲的故事情节可以发现,在中国传统皇权专制时代,由于缺乏政治权力的相互制衡和现代司法程序和制度,各种政治腐败司空见惯;但这种腐败又通常被限制在一定的程度范围内,其中最重要的一股制约力量便是儒家的仁政理想和伦理道德规范,它通过对各级官吏产生的“道德感召”及由此产生的自我约束而抵消了一部分权力的腐败冲动。况钟和严天民两位清官的作为,显然都不是由“制度明文规定”的,而是在一种“道德责任感”的自我约束作用之下才产生的,这就体现了“毒药”与“消毒剂”之间的关系,也就是说,尽管专制制度的毒药难以祛除,但在消毒剂的作用下,它的效能被大幅度降低,从而确保了中国皇权专制体制的“相对健康”和生命力的顽强维系。

另外,相对落后的科技水平也是皇权专制体制的制约力量,即是说,在当时的情况下,专制统治者即使想操控国家的一切大小事务,将所有的反对力量消灭和控制起来,也是难以做到的,特别是在天高皇帝远的边缘地区,这种情势就更加明显。也正是因为如此,隐居者才得以成功逃避不良政治生态的污染,相对自主的民间组织(比如家族、学社、书院等)才得以生存下来,以农民起义为代表的政治抗争才得以经常发生...反过来,正因为这种能力缺陷潜在的各种风险,也才让专制统治者经常出于长远考虑而适当收敛自己的贪欲。从这个角度来看,科技水平的落后又充当了皇权专制“毒药”的另一副“消毒剂”。

然而自清末以来,中国发生了两个十分明显的趋势:其一是传统儒家道德规范和道家的无为而治思想日益衰微,特别是新文化运动之后,这个趋势更加明显;其二是现代科学技术被大量引入和运用到政治领域,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两个阶层的力量对比出现了严重的失衡。即是说,在传统专制体制没有发生根本性改变的情况下,其主要制约因素却被新时代的特性清除掉了,现代科技(特别是信息监控技术)被失去传统政治道德约束的统治者优先掌握,广大民众被置于福柯所说的“全景敞视建筑”之中,成为了时刻被监视的罪犯(如上访者、政治异见者),反抗和隐私权毫无保障;显然,这要比传统的皇权统治还要恐怖万千倍。

反观西方欧美国家,它们在经历传统基督教衰弱(即所谓的世俗化)和现代科技大发展的同时,伴随有政治民主化和法治化进程的出现,特别是三权分立的政治制度设计和严苛的公民隐私权保护法规,使得这些国家的内部政治平衡再次得以恢复。从某种角度来看,这是具有必然性的一个历史演变过程,因为唯有如此,最大多数民众的切身利益才能得到起码的维护,诸如安全感、言论自由权等人的基本生存需要才能有切实的保障。与此相反,若专制体制一方面失去了传统道德的约束,获得了现代科技的支撑;而另一方面又未能实现法治化和民主化的现代转型,那就很容易走向极权专制的方向,给民众构成整体性的威胁。

   回到前文所提出的“毒药”与“消毒剂”之比喻,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消毒剂”断货后,专制政治的毒药必将会肆无忌惮地发作,最终不仅会给广大民众带来无穷的灾难,而且还会以剧烈的方式将自己毁灭,而这注定是人类历史上的一场场巨大悲剧。带着这样的理论关怀来“诊断”中国百余年所走过的近现代历史,我们似乎有太多的东西需要去反思,其中一个重大启发应该就是,“阴阳之道”不可违,社会力量平衡不可破,否则,危机难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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