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军:钱理群,一位理想主义者的愤懑与偏激

——钱理群先生“精致利己主义者”概念再议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980 次 更新时间:2017-03-04 00:05: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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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军  

  

   本文作者为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特级教师、首都师范大学硕士生导师韩军老师。欢迎本网站读者加入韩军老师网络工作室(不收费),QQ群是:614121044

  

   钱理群先生关于“精致利己主义”的原话,如下:

   在2008年北大110周年校庆时,我发表了题为《寻找失去的大学精神》(收《致青年朋友》)的讲话,谈到我期待的年轻人“沉默十年”后开始发言时,我却在他们中间发现了“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他们有很高的智商、很高的教养,所做的一切都合情合理合法无可挑剔,他们惊人的世故、老到、老成,故意做出忠诚姿态,很懂得配合、表演,很懂得利用体制的力量来达成自己的目的”,最大限度地维护“一己的利益”,这已经成为“他们的言行的唯一的绝对的直接驱动力”。

   我当然知道,这样的“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在十年后崛起于思想文化学术教育界的年轻一代中,只是少数,但他们的能量极大。坦白地说,这是我呼吁“沉默十年”时,绝对没有想到的:这里所发生的,正是“播下的是龙种,收获的是跳蚤”的悲喜剧。我的这个讲话在当时没有引起注意,却在几年后突然在网上传开。这也是我没有料到的,也因此引发了新的思考:这一切是怎样发生的?这也是我读唐小兵的《十字街头的知识人》首先想到的。小兵所谈到的“高校青年教师群体”的生存环境,提醒我注意到,新世纪学术生态的变化,这可能是关键所在。(引自钱理群《新一代学人在挣扎中奔突而出的新学术 》)

   钱理群先生批评北大大学生、研究生,当时,有确指,之后(如上文)又有扩大、泛指,尤其指的是今天大学校园的掌握权力的中青年教授、管理者,称他们为“学界新父”。钱理群先生原话如下:

   说到高校既得利益集团,又涉及应星文章里谈到的“学界新父”。我在1997年谈到第三代学人中某些人(当然不是全体!)的霸气、流氓气,对权势的依附,在他们掌握了与行政权力相结合的学术权力以后,就自然成了这场体制内资源争夺战的优胜者、既得利益者。他们在现行国家与教育体制里,实际扮演了两个角色。一是作为“社会活动家型、政治活动家型的学者”,实际上充当了鲁迅说的“官的帮忙帮闲”“商的帮忙帮闲”,他们也借此获得或强化了自己的学术统治地位。二是作为垄断学术权力的“新父”,掌握学术选题、立项、评定和职称审定的生杀大权,在学术圈内实行家长式的统治。(引自钱理群《新一代学人在挣扎中奔突而出的新学术 》)仔细阅读钱理群先生的话,他指向的正是当今大学校园里的某些(少数)的掌权的学者、教授。以上钱理群先生的指陈,我是高度赞同的,而且我觉得钱理群先生是一针见血的,说得十分中肯,切中时病的。

   简单说,第一,钱先生说得没错,并且有确指,而且我同意钱先生的指陈,他的指陈简直痛快淋漓。第二,这个词语被网民拿来到处用,泛指了,尤其被网民指向了芮成钢,还有杨振宁,都能找到网文。第三,这个词语,正在教育领域被“无限”地扩大使用范围,大学教师指责教育和大学生,中学教师指责学校和中学生,社会领域也在广泛无限使用,官方也会顺手拿来使用,指责公民和老百姓。我对这个词语无限扩大使用范围,保持高度警觉,明确说,我坚决反对教育领域,教师用这个词语指责学生,坚决反对政治领域,官员用这个词语指责百姓。

   这种,无限扩大使用,就需要我们掂量、追究最初“造词”“修辞”者不小心的“错位”了。

   最初“造词”“修辞”的错位,显然。

   第一,造词、修辞的学理意识与情感意识选择,概念里,不能以后者的情绪压倒前者的理性。理与情的选择,情不要大于理。情感不能逾越理性。作为学者,务必小心,因“情激”而“辞烈”,当义愤填膺、怒火中烧时,容易“口不择词”,损了学理,误伤他人。优秀的学者,往往把情感包蕴在一个理性词语之内,含而不露,引而不发。

   钱理群先生,是我们这个社会中硕果仅存的、罕见的一位理想主义者。目前,中国社会中的大量理想主义者,都逃逸了,有的改弦更张了,有的变成完全的个人现实主义者,为挣钱买房而奋斗;有的变成新权威主义,不遗余力地攀附与拥戴;有的变成纯粹的学院派,做着“学界新父”,游刃有余地,作着四平八稳的学术……似乎,唯有纯真的钱理群先生“寂寞旧战场,荷戟独彷徨”,令人景仰,令人敬畏。

   但在我看来,强权、高压、专制条件下,理想主义者大量逃逸,有的变身“精致利己主义者”,并非全然是坏事。一者,理想主义者,需要活着,需要生存,而为了“活着”和“生存”的知识分子,并非全然变成攀附者和依附者(钱先生也表明指的是少数人),我相信即使“精致利己主义者”,心中还依然残存着理想主义的薪火和余温,他们犹爱文化,犹爱学术,仍拥抱理想。一代学人有一代学人的不同的历史条件、人生轨迹与学术理路,不一定是“一代不如一代”。“风物长宜放眼量”,更或许是“条条大路通罗马”。二者,理想主义者的逃逸,本身也是一种“不合作”态度,起着一种对不合理、不人性的学术体制、知识体制的“削损”作用,同时也起着一种大浪淘沙的筛选作用。“精致利己主义者”,是最早看穿、最深看透学术体制的伪善、非人道、“非学理”、为“盛世”涂脂抹粉的本质的一批人,最早洞察“潜规则在高压下无法一夕改变”的一批人。不宜直接用鲁迅先生彼时彼地的语言,说他们充当了“官的帮忙帮闲”“商的帮忙帮闲”。这些语言,是否带有一定的愤懑之下的偏激?

   第二,历史站位的官方和民间。须尽量站在民间立场来看问题,来表达观念。无疑,精准意义上的,贬义词的“精致利己主义者”,绝大部分生活在我们社会的上层、在滋润地跻身官僚队伍之中;想一想,在一个“官本位”的专制社会体制中,一个人,如果不是炉火纯青的、贬义词意义上的“精致利己主义者”,是极难攀爬到体制的上层和官僚队伍之中的。

   可是,目前这个词语的使用状况,却是,真正“精致利己主义者”的官方、官僚,常常拿这个词语,来指责下层的、并不怎么利己、反而赤胆忠心、一腔热血“疯狂爱国”的平民百姓。或者,下层的无权的平民百姓,常常拿这个词语,来相互指责。即使网民指责芮成钢、指责杨振宁,也仍然是百姓指责百姓。芮不过是上层的一个“工具”和“看门者”而已;杨振宁先生,也是一个平民百姓,尽管是一位伟大的平民百姓。于是,这个词语的滥用,就成为了,“有权者用来指责无权者”,“无权者之间用来相互指责”。这是非常“吊诡”的,恐怕是造词者,起初没有想到的。

   我们观察和总结历史,大致会发现,平民百姓的“利己”,大多数情况往往是冲决强权、专制、高压之束缚的积极力量。官僚的“利己”,在一定意义上,也是积极的,是在腐蚀、败坏一个本不合理、早已朽坏的体制。包括校园里,钱理群先生所指陈的那些真正的“精致利己主义者”(本人也许跟钱先生一样讨厌他们),这些人发展到极致,“削损”的、冲垮的,往往是专制的、官僚的、虚假的、伪科研高校学术极权体制。而官方约束老百姓、制裁老百姓最常用的口号,大致是“不爱国”、“不爱集体”、“太个人主义”,也就是“精致利己主义”。

   我们生活在一个专制主义绵延不绝两千年的国度。而专制主义话语的土壤,正是“集体主义”、“民族主义”、“国家主义(爱国主义)”等等话语。专制主义,最害怕“个人主义”,因为“个人主义”,最终会分化、肢解专制主义。在专制政体下,“个人主义”的每一次萌芽,还来不及拔节、壮大,就会遭受来自官方和民间的合力摧残、无情打压。

   我觉得,理想主义有初阶、中阶、高阶。初阶的理想主义,只坚守自我的、低调的理想主义,不会高调,也不会试图用自我的个人理想,去影响他人(哪怕学生和儿女)。中阶的理想主义,也不一定高调,却可能与他人协商、协作,实现各自的“大方向一致、小方向不一”的理想,并且可能率先垂范、身先士卒。高阶的理想主义,就是以我的理想作他人的理想,以自我作标杆,作楷模,试图启蒙他人,强制他人,跟我一起追求一个他人不一定认可的理想。高阶的理想主义,就是对自我和他人人性(而不是对规则),充满过高的自负与越权的期许,就是试图净化、纯化、同化他人的人性,也试图净化、纯化、同化世界。就是不能容忍他人人性的迥异、他人人性的平庸、他人人性的凡俗、他人人性的享乐与无为以及利己。不能允许他人的有异于己的个人“活法”和理想,不能允许世界有异于己的色彩与格调。如果他人的人性,如果自身之外的世界,一直平庸、凡俗、享乐、无为,有迥异的色彩、格调,那就是“利己”,于是,理想主义者,忍无可忍,义愤填膺,甚至怒火中烧,就要谆谆教诲,甚至情不自禁,亲自出手“改造他人人性”,也“改造世界”。所以,当理想主义一旦逾越初阶、中阶,进入到高阶之后,就要按照理想主义者自己的人格模板,来“改造他人的人性”了,乃至可能改造全世界了。这,正是我从钱理群先生,那高大的背影上,隐约看到的可怖之处——有可能走向对他人(青年学子)的精神专制,对他人世界的独断。

   包括,一直有人慨叹,并创造了一个词组,叫作“知识分子群体堕落”,然后就忍无可忍,声嘶力竭地,大声疾呼,呼天抢地,痛心疾首;他们以拯救天下、拯救国家与民族于水火、舍我其谁的姿态,大义凛然地,痛骂知识分子群体,说他们失了“道统”,昧了良知,“一代不如一代”,以致要求知识分子群体做社会和民族的“道德楷模”、“启蒙导师”、“人格范本”、“指引民族乃至人类航程”……这些,所体现的,都可能是一种隐约的精神专制、世界独断。

   专制政体下出生、专制文化熏陶中成长的每个普通人,乃至北大“精神高地”的高级知识分子,身上都难免带着专制主义的思想毒素,却往往习焉不察。专制文化中,一说“集体主义”、“民族主义”、“国家主义(爱国主义)”,似乎一呼百应,人人激赏,而一说“个人主义”,都避之、恨之,如仇寇。我们须警觉这种思想专制的毒素。

   我总觉得,如果教育、文化的体制内核,是强权的、专制的、高压的(注意,这是大前提),那么,在这种大前提下,我们的教育培养出“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反而可能是一种“反叛”——是对试图把人“强塑”为“机器、工具、螺丝钉”的一种“反叛”,是对个体人性的一种“救赎”或“自我救赎”,是对个体人性的“唤醒”、“呵护”和“完善”。在强权、专制、高压下,教育工作者培养“精致利己主义者”,或者教育工作者自己“精致利己”地生存,前者不应该是“失败”,后者不应受到指责。

   第三,管理的“法制”和“德治”。任何时候,管理者不能以后者,压倒前者。宜多讲规则,让严格的规则约制“人性”,而不是用严苛的道德苛责“人性”。对于人性,须小心翼翼,不能动辄举stop牌子,中国有千年“德治”传统,是皇家的“伪德治”,至今国人,人人习惯用道德看人、看世界,包括钱理群先生,其实这的的确确不是好习惯。直接地说,用道德看人、看世界,是我们这个民族的一种“恶习”、“痼疾”!

   还有,进一步深思,贬义词的“精致利己主义”是一个越界、越权词语。

第一,指责他人是贬义词的“精致利己主义者”,客观效果上,就把自我,抬放到了道德至高点上,就抢取了人格上的优越感、优越权。因此,逾越了人格平等权。身为北大的思想者,是否应小心以下这种情形?(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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