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文胜:家乡的村庄发生了百年巨变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55 次 更新时间:2017-03-02 11:25: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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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文胜 (进入专栏)  

乡村取得了过去百年未能有的成就


   从整体上看,农民的生活质量和幸福感都在不断提升,无论从物质生活上还是精神生活上,都相比以前大大地进步了。从笔者对农村的长期观察和研究来看,当前农民收入在不断提高,表现在当前农民的增收途径进一步拓展,农民进城务工的自由度进一步扩大,农民土地征收的价格提高,农民的劳动力价格也不断上升,农民财产权增收的制度逐渐建立等等,这都为农民不断提高收入水平起了重要作用。

   以笔者家乡的村庄为例,那是一个远离城市的偏远山区,位于衡阳县与双峰县的交界之地。虽属衡阳县,离衡阳县的县城西渡镇很远,离双峰县的县城永丰镇却很近。翻过北边一座山就是“湘军”将领罗泽南的故居湘乡县湾洲村(今双峰县),翻过东北边一座山就是“湘军”统帅曾国藩的村庄湘乡县荷叶塘(今双峰县),往东向衡阳县县城方向走出大山就是平原地带、蒸水河畔的“湘军”水师将领彭玉麟故居衡阳县渣江镇。这里的群山之中大多是“湘军”之后,本村数百人的陈姓始祖就是从荷叶塘到一山之隔的这边买地置产移居,而这里的陈姓祖坟和祠堂却在山那边的荷叶塘。幸运的是,由于远离城市,一座一座大山迟缓了城市的巨大影响力,仿佛是一个世外桃源。

   笔者经常要回到这个村子,尤其是2016年春节,回到老家呆了半个月时间陪老母亲。当在互联网上看到铺天盖地关于“还乡团”发出的“乡愁”,于是就利用大年初一、初二拜年的机会,挨家挨户走访了父老乡亲。这个村子改革开放以来发生的变化,用一个退休在家的80多岁教师的话来说,“是百年巨变”!一是90%的农民住房由以前的土砖房改建了红砖房;二是绝大多数(除个别农户外)家里有彩电、冰箱等现代化的电器家具;三是不少的农民家庭逐渐购买了小汽车,1000多人口的村子有210多户购买了县城以上的商品房;四是农村基础设施持续改善,村级道路硬化基本到户;五是手机信号实现了全覆盖,还实现了“三网融合”,一根缆线看电视、接电话、上网方便快捷,笔者在省城都享受不到这样的待遇;六是生态环境卫生程度不断提升,实现了垃圾集中处理,清洁亮化工程得到大力推行,农村生态环境不断好转,退耕还林后山上野猪、山羊、野鸡等野生动物重新出现。村里一个老人对笔者说,过去从来没有哪一个政府这样对农民好过!他以乡村公路为例,说过去几千年来,包括人民公社时期,都要农民出钱出力,现在的县道、乡道、村道大多都是政府出钱,不仅修了这么多的路,而且修了这么好的路,都是中国过去没有哪一个政府所能相比的。

   总之,当前农村的快速发展是肯定的,绝大多数农民实现了安居乐业,在政府持续加大的政策支持下,农民的幸福感也在不断提升,农民对政府的满意度也明显提高。

  

单个村庄不能用以代表整个中国的乡村


   笔者不仅是一个祖祖辈辈都是农民的农家子弟,而且在乡镇工作过14年,又长期从事乡村调研,亲身感受到乡村发生的历史巨变。笔者认为,中国农村发展取得的进步是全方位的。改革开放之初就告别了食品短缺的饥饿时代,到后来不断推进的国家的惠农政策:从取消农业税、粮食补贴、农机补贴,到医保、低保、乡村公路建设、农电改造、危房改造、农村信息化等等,农民处于百年来最好的时期。如农村公路建设的大力推进和农村信息化的快速发展,使农村缩短了与城市的距离,大多数农村交通方便,通讯便捷,使城乡的隔绝状态逐渐被突破,农民的视野和文明程度不断提高,这是无法否认的伟大成就。

   城里人在春节回乡时唱衰农村,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从客观上说,中国历经几千年的传统小农,农村进步是个逐渐的演变过程,当前的农村在快速发展中确实也存在不少发展中的问题。温家宝总理曾经说过,中国是一个拥有13亿人口的大国,多么小的问题乘以13亿都会变得很大,多么大的经济总量除以13亿都会变得很小。如果把这些问题都全部挑出来,农村的问题确实很多还会形成放大效应。

   中国幅员辽阔,不仅南北差别大,同一地区的不同村落也由于资源禀赋、地域位置、治理水平不同,也存在较大的差异,发展程度也参差不齐。因此,任何单个村庄的个案,无论繁荣和衰落,都不能用以判断整个中国的乡村。少数空心村的消失,无疑是城镇化的必然趋势;多数乡村的繁荣,是中国城乡一体化的前途和方向。某些城里人以某一个村的情况代替中国农村,以某一个村的具体问题代替中国农村的普遍问题,而且还过分突出了农村发展中的问题,没有看到农村发展的伟大成就,没有看到中国农村三十多年来的历史巨变,没有看到中国的广大农民在农村改革发展中的巨大贡献,这就明显违背了农村发展的客观现实。

  

不要用最高的道德标准和最好的理想社会来评判乡村


   唱衰农村现象的出现,从主观上看,有的城里人对农村居高临下,用城市文明的眼光看农耕文明的乡村,把现代化的城市与传统的乡村进行对比,无疑会水土不服。问题是,你从城市还乡来“指点”乡村的时候,又为乡村贡献了什么?只要愿意贡献,你就是新乡贤。实质上,凡是发展好的村庄,大多都是根在乡村而在城市获得很好发展的“新乡贤”,用各种方式反哺家乡建设的结果。在某种意义上,这也是实现“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民间有效形式。

   有的城里人用自己的价值观和理念判断农村,或者把理想中的农村和西方先进国家的农村与中国当前的农村作比较,用自己的价值判断认为农村应该怎么样,特别是在现代化的城市中未能现实的梦想,却要把最高的道德标准和最好的理想社会来评判乡村。

   可以这么认为,这么多问题在乡村出现,根子却在城市和工业,是城市病和工业病在乡村蔓延。如农村的环境污染,源头就来自城市和工业,是城市和工业转移而来的垃圾、是城市和工业生产出政府明令禁止的一次性塑料用品等等,成为农村生态环境破坏的罪魁祸首。而且中国绝大多数的现代化都市全都笼罩在雾霾之下,可是这些比农村更具生态危机的情况严重地发生在城市,有谁会唱衰城市成为热门话题?

   农民赌博、农民的唯利是图、农民的性开放......而城市又好在哪里?远比乡村严重。君不见朱门酒肉臭,街有民工苦!农民工要不到工资成为每年政府的重要工作事项就是明证。可以说,是城市的社会风气通过电视、网络等各种途径教会了农民进行了这样的“现代化”,而这些在城市已经成为日常的“现代生活”。

   因此,具有绝对资源优势的城市都没有做好的事情,这些城里的“还乡团”们,就不要把最好的道德标准、最好的理想图景来要求最底层、最贫困的乡村了。

  

乡村发展无疑存在着诸多亟待解决的根本问题


   “乡土中国”向“城镇中国”加快转型,不仅仅是带来绝好的历史机遇,更多的是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而这些挑战突出凸显在乡村,也就是当前反复强调的“短腿”、“短板”。

   在微观上,由于发展速度太快,发展规划与社会管理严重滞后。例如,与大城市频发“水灾”、“车灾”一样,乡村的生活废水排放缺乏统一规划,造成污水四流、生态环境污染;乡村道路大多一车道,随着回乡的车辆越来越多,每到传统节日就会堵车;一些地方的水质金属超标严重,生活用水的水源不足;乡村普遍空房率很高,春节、清明繁华,节后就成为“空心”村:人空、地空、房子空、公共设施空,造成很多资源闲置。特别是农村生活垃圾成为突出的现实问题,一些负责任的乡村组织管理到位,家家户户进行评比,严格落实责任,而一些地方流于形式,无人管理,到处乱倒。而即使管理好的乡村,生活垃圾也只是进行集中处理,能焚烧的焚烧,不能焚烧的就转移到偏远的山地、荒地,大多没有按照可回收、不可回收进行垃圾分类。改革开放初期曾经一度活跃的废旧回收社会服务基本上已经销声匿迹,政府财政对垃圾分类、废旧回收的财政补贴基本上空白,这无疑给水源污染和环境污染带来现实的威胁与未来的严重隐患。

   在宏观上,发展理念的唯工业化与城镇化狂热,导致乡村功能定位和发展规律的偏离。回顾改革开放来的有关城乡政策,改革初期农民进城打工被称之为“盲流”,采取“堵”的政策到处设立门槛。县乡政府均要签订责任状,必须确保未经许可的农民不得离开乡村进城打工,笔者当时是乡镇干部,奉命曾经在车站、码头“围追堵截”。可过了不久政府就全面鼓励农民进城打工,而且提出了独具中国特色的“农民工”、“劳务经济”、“劳务大县”、“劳务大省”等新概念,县乡政府均要签订责任状,必须确保完成进城打工的农民数量目标,笔者等农村基层干部通过各种社会关系,到沿海经济发达地区对接厂商,为农民进城打工牵桥搭线。如果当时能在户籍、社会保障等制度方面制定相关有利于农民工进城的政策,也许中国经济早已提前转型,也不至于在今天反而出现了人口大国的“民工荒”怪像。

   从历史的演进中,不难看到社会发展的轮回。过去感到厌恶的,今天可能就是难以奢求的。过去因为饥饿感觉不到山清水秀的珍贵、野菜和有机食物的珍贵,拼命地战天斗地改造山河,拼命用农药和化肥提高粮食产量,那时非常不喜欢蔬菜和红薯,能吃上一口肉和一碗白米饭就是神仙日子了,今天连绝大多数农民都不愿天天吃肉,要多吃水果和蔬菜了。过去要拼命走向城市,连农村户口的对象也不找,今天可能要回归乡村,农村户口已经是“一票难求”了。从长远来看,乡村的人居环境是最令现代人向往的追求目标,回归乡村是现代社会发展的必然。在发达的西方国家,有钱人都住乡下,穷人才挤在城里。未来,能在乡村居住可能就是一个身份的象征。

   现在地方政府出台政策鼓励农民进城买房以去城市房产库存,不由得想起了当年地方政府的卖城镇户口指标,成千上万的农民贡献了数百个亿,想起了后来地方政府的低价征地、高价卖地,是房价居高不下、城市房产供大于求的根源,难道现在又要城市得病让农民来吃药?又是不是为繁荣城市而需要农民再次贡献的又一个布局?难道要腾出更多的地方好让有权有钱的市民下乡?

   在中国社会现代转型的关键时期,如何预测中国社会发展的不确定性及其风险,研判乡村社会变迁的趋势与方向,构建促进城乡良性互动与共同繁荣的城乡发展一体化的体制机制,推进城乡发展一体化,使传统的“乡土中国”与现代的“城镇中国”有机对接,迫切需要准确把握乡村社会发展的方向。

   (作者系湖南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中国乡村发现》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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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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