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刚 翟大宇:论明清之际“复封建”旗号下的分权反专制思想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944 次 更新时间:2017-02-27 20:54: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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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刚 (进入专栏)   翟大宇  
顾炎武、颜元的讨论,明确地把限制君主专制、防止君主权力无限的膨胀,作为出发点。顾炎武对“复封建”的目的,做了较为详细的阐释。他认为单一的郡县制强化了君主的专制,郡县制已经发展到了极限,已经成为导致中国社会贫弱的因素。“方今郡县之敝已极,而无圣人出焉,尚仍其故事,此民生之所以日贫,中国之所以日弱而亦趋于乱也”。“郡县之失,其专在上。 ……今之君人者,尽四海之内为我郡县仍不足者,人人而疑之,事事而制之”,使得“民乌得不穷,国乌得不弱”。[26]“专在上”的君主专制,即是顾炎武“复封建”主张所要解决的问题。类似地,颜元也指出君主利用郡县制强化自身权力,郡县制成为君主得以“私天下”的重要条件。而天下人对郡县制的普遍接受,实际上为君主创造了“私天下”的环境。“后世之人不敢建言封建,人主乐也其私天下也”,其结果是“生民社稷交受其祸,乱而不悔,可谓愚矣”。[27]顾炎武和颜元都已经认识到了君主权力的无限膨胀和其对自身权力的不满足。郡县制不过是充当了君主扩大自身权力的工具。顾炎武等人的主张,其实是希望通过“封建”来限制郡县制背后的君主专制,而非仅仅针对郡县制这一地方行政体制。顾、颜对君主权力的这种认识,与洛克等人设计分权制度的出发点,应该说是非常相似的。

  

   由此看来,“复封建”早已突破了地方行政体制之争,是论者借以反对君主专制的武器。“封建”一词在明末清初,作为包含反对君主专制的概念,毋宁说是一个积极的概念。雍正皇帝就敏锐地察觉到了这种观点背后隐藏着的巨大能量。他专门作了《驳封建论》予以驳斥,还特别提出:“大凡叛逆之人,……皆以复封建为言”。[28]可见,“复封建”主张的反专制内容,在其所在时代即已被世人所认识。

  

   三、以“封建”实现中央、地方的分权

  

   古代“封建”、“郡县”的讨论,直接涉及权力在中央与地方之间的配置问题。根据顾炎武等人的观点,郡县制虽然取代了封建制,但中央集权又有新的弊端,即走向集权专制。封建制虽有其弊,但也有分权于天下好的一面。[29]将郡县与集权、封建与分权相联系,应该是“复封建”旗号下分权主张的基本逻辑。通过“复封建”的讨论,顾炎武等人明确表达了地方分权的主张。也有学者认为明清之际复封建的讨论是倡导地方自治。[30]

  

   顾炎武认为应将政权赋予县级单位,以世官统领一县之政务。黄宗羲主张在地方设立“方镇”,设世袭官员领导,使其自行组织政治、经济活动和建立武装力量,“方镇”具有很强的独立性。这实际上是通过“封建”,加入“政治中间层”,避免君主权力直接施加于全国老百姓头上,使诸侯在各地能行使君主的部分权力,起到分散和缓冲专制君主权力的作用。在顾、黄的设计中,地方的政治实体具有完备权力,实行自治。这些地方实体与中央的关系是松散的,虽“每年一贡,三年一朝”,[31]但并不是上下级的行政隶属关系。

  

   这种“封建”之下的中央、地方关系,与现代政治中的联邦制有着相似之处。在联邦制下,大部分政治权力被保留给地方的政治实体,中央政府只起到一定的联系各个地方和管理全国性事务的作用。地方实体是高度自治的,其活动只要不超出既定的政治规则,中央政府无权干涉。这样的制度安排,使中央、地方两级政府之间相互制约与平衡,能够有效地制约中央政府的权力。汉密尔顿评价美国的联邦制时曾表示,人民交出的权力首先被分到两种政府手中(联邦和州政府),两种政府相互控制,这是对人民权力多一重的保障。[32]黄、顾所设计的地方自治制度中,地方具有非常可观的政治权力与行动自由。“予之以生财治人之权”;[33]“令其钱粮兵马,内足自立,外足捍患;田赋商税,听其徵收,以充战守之用;一切政教张弛,不从中制;属下官员亦听其自行辟召,然后名闻”。[34]这样的权力安排,颇具“联邦制”色彩,应该说是对以专政皇权为核心的国家中央权力的削弱和有效平衡。

  

   借“复封建”分权与地方,不但能够平衡君权,还可以充分激发地方的发展活力,扩大人民的政治参与。顾炎武认为分权与地方,可以制止巨大的国家行政权力对地方的压榨。如其所说:“法之敝也,莫甚乎以东州之饷,而给西州之兵,以南郡之粮,而济北方之驿。今则一切归于其县,量其衡僻,衡其简繁,使一县之用,常宽然有余”。[35]正如王汎森所指出的,明末清初思想家们认识到传统郡县制中,“地方”完全是个空洞的间架,地方的政治等于是无治。所以,他们讲封建,其实是在强调将权力归于地方,意在加强地方的治理。[36]而地方官员掌握权力,则更具有推行善政、发展生产的动力,即“使县令得私其百里之地,则县之人民皆其子姓,县之土地皆其田畴……为子姓,则必然爱之而勿伤;为田畴,则必然之而勿弃”。[37]这是利用了更多人的“私心”,而限制天子一人的“私天下”,进而实现“公天下”的理想。[38]地方因分权自治而繁荣,作为整体的国家也自然变得强盛,“所求乎治天下者,如是焉止矣”。[39]

  

   另一方面,分权于地方可以扩大基层的政治参与。颜元指出“封建”可以“尽天下人民之治,尽天下人才之用”。[40]顾炎武亦认为权力归于地方有利于“辟举”人才,发展教育,使士人有更多机会参与到国家管理当中。分权于地方,大大缩短了普通百姓与国家政权之间的距离,使得民众参与政治变得相对容易,因而能够扩大政治参与,具有一定的民主色彩。

  

   综上所述,黄、顾、颜主张“复封建”,实际上是为了加强地方的权力,来限制以君权为核心的国家中央权力。同时,加强地方的权力,还有促进地方发展、扩大民众政治参与的好处,是“厚民生、强国势”的有效途径。

  

   四、以“封建”创造制衡君主的政治力量

  

   讨论“复封建”的思想,有一个问题是必须回答的:在面对君主专制这样一个历史瓶颈时,黄、顾、颜三人为何要不约而同地回首,都把目光投向遥远的上古三代一种早已远去的制度呢?这初看起来似乎有很强的历史倒退意味,或反映出顾、黄等人解决现实政治问题的创造性不足。有学者认为这是中国古代学人由于得不到西方政治学理念的支持,逃不出中国固有的政治道德化的心理屏障,也跳不出“封建”、“郡县”等中国传统政治的概念空间,充分暴露了中国传统学术孤立、封闭的弱点,[41]因而对黄、顾等人转向“封建制”持批评态度。

  

   然而,换一个角度,“复封建”主张也可以被认为是黄、顾等人,准确地找到了古代中国一种可能制约君主权力的政治力量——封建诸侯。因为对权力最有效的控制是“以权力约束权力”。[42]分权制度的实现,依赖于掌握权力的不同主体之间的制衡(Balancing)。没有多元的、相对独立的权力主体,分权就不可能实现。而中国历史上一贯推崇权力的集中,秦汉以降,建立统一的王朝政权和确立君主最高权威,成为各个朝代所追求的政治目标。任何可能分散君主权力的政治主体,都被无情地剪除,中国成为一个没有政治在野势力或政治反对者存在的国家。政治的“大一统”,使得君主独揽大权,不存在其他权力主体来平衡君主的权力。恢复“封建”制,则可以重新塑造一个封建诸侯阶层,使其成为一种制约君主的力量。

  

   观察西欧的历史,就不难发现,封建贵族对于限制君主的绝对权力,起到了巨大的作用,世界范围内真正有效限制王权、实行宪政的起点,是英国的《大宪章》(Magna Carta)[43]。1215年约翰王被不满其统治的贵族制服后,被迫签订了旨在限制其权力的《大宪章》。虽然约翰王至死都不愿承认《大宪章》,但其子亨利三世在其后迫于贵族的压力,又重新颁布了《大宪章》。[44] 自此以后,《大宪章》为后世的所有英王所承认,开启了“王在法下”的宪政传统。正如Metzger所说的:“从长期来看,《大宪章》成为了对‘公正政府’和‘有限政府’的协定,任何一个英王想获得统治的合法性,就必须承认大宪章的原则”[45]。可以看出,封建贵族的势力在《大宪章》的签订和宪政的确立中起到平衡王权作用。作为一种独立政治力量的英贵族,制服国王迫使其就范,使国王放弃部分权力,将其置于一定的规则之下。由1258年的《牛津条例》确定的英国议会制度,也是国王向贵族妥协的结果。国王把国家权力交给由贵族组成的委员会(即英文的Parliament),不经该委员会同意,国王不得做出任何重要决定。[46]早期英王与议会的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被看作是国王与贵族的关系。除英国外,其他西欧国家的封建贵族,也对国王起到了制约作用。《大宪章》无论从内容还是形式上看,在当时欧洲都不是唯一的。其他君主如神圣罗马帝国的巴巴罗萨皇帝,莱昂的阿方索七世等,都被迫与领下的贵族签订某种限制自身权力的条约。君主在战败或有重要决定需要支持时,必须向贵族做出让步,这是中世纪后期西欧政治的普遍特征。[47]在法国,国王从1263年起享有对全国的控制权,但其命令必须要得到贵族的认可才可以实施。[48]可以看出,欧洲的封建(Feudalism)与分权,是有某种内在联系的。英国的David Cannadine曾指出的:议会在早于1386年的早期历史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因为它表明了议会是源自于中世纪封建时期的。[49]贵族阶层是封建主义的产物,逐渐发展为一种独立于君主的政治力量,对专制君主起到了极强的制衡作用。

  

   在中国“大一统”政治模式下,封建制下的诸侯,恐怕也是黄、顾、颜在中国政治的概念空间内,唯一能找到的独立于君主之外的政治势力了。黄宗羲、顾炎武明确提出应将地方官员改为世官,并给予充分的政治权力。“设世官之奖,行辟属之法”;“其老疾乞休者,举子若弟代,……禄之终身”。[50]这样做的目的,正是要培植一种类似西方的封建贵族那样的地方领主势力,以平衡中央的君权。正如黄宗羲所希望的那样,“外有强兵,中朝自然顾忌;山有虎豹,藜藿不采”。[51]而这种思路也正符合西方“野心必须以野心对付”[52]的制衡观点。

  

   明末清初分权论者无法找到足以制衡君主的权力主体,因而想到了利用“封建”的形式,使政治权力在更多的人之间分配,以塑造可以制衡君主的力量,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充满创造性的政治设计。而西欧的历史恰恰可以佐证这一思路的合理性。以此观之,“复封建”之主旨,实则为分化权力、削弱君权,是反抗极权专制的一种手段,并不是思想家的泥古守旧,而恰恰是他们政治主张的突破性之所在,是当时启蒙思想耀眼的闪光之点。

  

   五、结语:突破君主极权专制需要寻找制度出口

  

封建制度虽被后人赋予了各种复杂的意涵,但其本质意涵涉及权力在人与人之间和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分配,从权力分配角度看,封建制与专制君主制度实不能划等号,这在中外历史上都是一样的。明末清初之时,黄宗羲、顾炎武、颜元等人借“封建”这一上古既有制度,寄托其限制君主、实现分权的政治主张。(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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