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梦溪:陈寅恪的学说为何有力量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609 次 更新时间:2017-02-27 15: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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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梦溪 (进入专栏)  

在座的是与陈寅恪先生和义宁之学结缘的朋友,也有许多是我的朋友。汪荣祖教授,是我多年的朋友。我还再次看到了陈寅恪先生的三位女公子。流求和美延,我见过。小彭是第一次见。刚才你讲曾经写信给我,非常抱歉,信我大概没有收到。你看到我在凤凰卫视讲《大师与传统》,里面很大程度讲陈寅恪先生。要是我看到你的信有多好。我还非常高兴、有点激动,昨天还看到了陈先生的隔代人,看到他的几位孙辈:流求的两位女儿,美延的一位女儿。昨天,她们站在那里跟我说话的时候,我流了泪,我想这是陈先生的隔代人啊,都长得这么大了,一个一个亭亭玉立、风度不凡。流求的一个女儿,长得跟唐先生非常相像,我还能从美延的女儿身上看到陈寅恪先生的一些相貌特点。

自从我差不多三十多年前开始读陈寅恪先生的著作,直到现在,我读陈著没有停止过。陈先生的书是我的案边书,无日不翻,无时不念。开始读的时候,没有想写文章。我在公共汽车上也读他的书。我读得非常仔细,像《柳如是别传》,也是逐字逐句细读的。当我熟悉了他的著作、他的人格精神之后,陈先生就始终伴随着我,陈先生的精神和学问影响了我整个的身心,他再也不会离开我。

大家了解,我们做人文学术研究的人,无论文学、史学还是哲学,常常有一种无力感——这些学问有用吗?人文学术有什么用呢?我们常常感到人文学术是没有什么力量的,内心常常充满了无奈。但念了陈寅恪先生的书之后,对他的学问有一定了解之后,我觉得,史学、诗学等人文学术是有力量的。

陈寅恪先生的学问之所以有力量,一个他是大学问家,不是小学问家。能成其大,见得大体,所以有力量。就像明末清初三大思想家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一样,王国维说他们的学问是能成其大者。还有,陈先生是思想家。简单以史学家目之,未免把他的学问看小了。他更不是一个简单的材料考据者。当然,他文、史二学方面做了大量考证,但是他在甄别考证这些材料的过程中常常放出思想的光辉。

大家了解他研究隋唐历史的两部书,《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和《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你注意他的材料的使用,一遍一遍的引证新、旧两唐书。如果不懂学问的人或者不耐烦的人,很容易略开他的大面积的引证。可是,只要略开他的这些引证,你就不能懂得陈先生的学问。他的每一条引证都不是无谓而引,材料举证本身就是思想的发现。然后你看他引证之后的三言两语,他可以使这些材料放出光辉。因此可以讲,他的关于唐代的两部著作既是史学的著作,也是文化史的著作,同时也是思想史的著作。《元白诗笺证稿》是对以元、白诗文为中心的考证,但是他实际上是研究唐代的思想文化史,研究中晚唐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以及在社会变迁过程中知识分子的心理、个性。陈寅恪先生的学问之所以有力量,首要的是因为他是一位思想家。

陈寅恪先生的学问所以有力量,还由于他的学问里面有一种顶天立地、独立不倚的精神。他的学行经历,体现了一般知识人士所不具备的节操和气节。这就是他晚年在给蒋秉南先生赠序中所讲的“贬斥势利,尊崇气节”,以及绝不“侮食自矜,曲学阿世”。所谓“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盖亦指此义。还有他在给杨树达先生的序言里讲的,“始终未尝一藉时会毫末之助,自致於立言不朽之域”。为学从来不“藉时会毫末之助”,“贬斥势利,尊崇气节”,这是陈学最富光彩的精神层面。

他的学问之所以有力量,也还由于他的著作里面蕴涵有深沉的家国之情。我很喜欢他1965年写的《读清史后妃传有感于珍妃事》那首诗,其中有两句写的是:“家国旧情迷纸上,兴亡遗恨照灯前。”这两句诗是陈先生整个诗歌创作的主题曲,也是打开他著作宝库的一把钥匙。因为他的精神力量跟他的家国之情紧密联系在一起。他在很多诗里都有类似的情结。“死生家国休回首,泪与湘江一样流。”“儿郎涑水空文藻,家国沅湘总泪流。”“衰泪已因家国尽,人亡学废更如何。”他的眼泪都哭干了。所以哭干了,是由于深沉的家国之情。这是他一生精神脉络之所出处。  

他的学问之所以有力量,还由于优美的家风门风使然。“优美之门风”这句话,是陈先生在讲到汉以后的学术发展,很重要的一个思想学说。刚才提到的陈先生的《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和《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两部著作,其实此两部著作非常强调地域和家世信仰的熏习作用。陈寅恪先生对中国学术思想史有一重要假设,即认为汉以后学校制度废弛,学术中心逐渐由官学转移到家族。但“家族复限于地域”,所以他提出:“魏、晋、南北朝之学术、宗教皆与家族、地域两点不可分离”(三联版《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页20)。而家族所起的作用在于:“士族之特点既在其门风之优美,不同于凡庶,而优美之门风实基于学业之因袭。”因此可以说,魏晋南北朝以后,如果没有家学传统,就没有学术思想的建立。

当然很遗憾,晚清到民国这百多年,1950年代以后不必讲,最大的问题就是家庭与家族的解体。家庭与家族解体,就谈不上学术的传承了。文化传承有三个渠道,一个是家族,一个是学校,还有一个是宗教系统。中国文化的传承,家族的传承非常之重要。所以说,现今的文化重建是比较困难的,这跟家族的解体有极大的关系。但是我们庆幸,义宁之学有陈先生这样了不起的思想家和学者,他们家族的文脉完全承继了下来,并有新的发展。义宁之学不是陈寅恪先生一代之学,从陈伟琳先生读阳明书而发为感叹开始,到陈宝箴到陈三立,最后到陈三立后边的大家常讲的一些杰出的人物,包括庐山植物园的创建者陈封怀先生,都是这样。

我最近刚出版一本书,叫《陈宝箴和湖南新政》。从1895年到1898年,陈宝箴在陈三立的襄助之下推动湖南的变革维新。三年之功,改革走在全国的最前列。但是到1898年戊戌之年的八月初六,慈禧太后发动政变,维新变法的浪潮被打下去了,“六君子”被杀,康、梁被通缉,陈宝箴和陈三立受到“革职,永不叙用”的处分。当时跟随陈宝箴、陈三立父子参与改革的诸多人物,梁启超、谭嗣同不必说,包括黄遵宪、熊希龄、皮锡瑞,也多受到了处分。这是一个时代的悲剧,也是陈氏家族的悲剧。陈寅恪先生一生,他的内心常常充满苦痛,他的苦痛不是个人的苦痛,而是家国兴亡的苦痛。按照心理学的分析,任何苦痛都跟他的记忆有关,而陈寅恪先生内心的苦痛,据我的研究,跟他的家族在戊戌之年的悲剧有深切的关系。所以他在诗里常常把湘江、湖南跟他的苦痛连在一起。所谓“家国沅湘总泪”、“泪与湘江一样流”,就是指此。

为什么?仅仅是由于祖父和父亲受到了处分吗?不是的。他这个苦痛,是因为对家国有更大的关切。因为在陈先生看来,陈宝箴和陈三立在戊戌变法时期的变革主张,属于“渐变”,是稳健的改革派。如果按他们的主张行事,最后推荐张之洞到朝廷主持变法,由于慈禧太后喜欢张之洞,就不致使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之间的矛盾,发展到完全对立冲突的地步。如果1898年的变法得以善终的话,后来的中国就不会有那么多的变乱。这就是陈先生的苦痛之处。1898年底,受处分的陈氏父子由湖南回到江西,住在南昌的磨子巷,后来陈宝箴在西山建崝庐,陈氏父子在灯下想到湖南变革的遭遇,孤灯对坐长嘘,这种情境下的心理情绪绝对不是个人的处境问题,而是对整个国家前途的忧思。

陈先生学说的力量,还有一点,陈先生对古人——我们可以引申为除己身之外的他人的学说——持有一种“了解之同情”的态度。这一思想是在他给冯友兰《中国哲学史》写审查报告当时讲的,反映了陈先生内心世界的恕道。“恕”是孔子思想,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后生轻薄古人,陈先生不持这种态度。这个非常之难啊!对历史上的一些人物,陈先生总是有一种“了解之同情”。所以你看三卷本的《柳如是别传》,很多人很奇怪,包括一些老辈,很纳闷陈先生为什么写《柳如是别传》。我认为这是陈先生一生当中最大的著述,绝对不是简单的为一位女子立传,而是“借传修史”,撰写一部明清文化痛史。

很多朋友遗憾陈先生没有写出一部通史来,其实那不重要。他的《柳如是别传》的学术价值,远远超过一部所谓通史的价值。这部书对明清时期众多历史人物那种恰当的评价,那种深切的“了解之同情”,令我们读后非常感动。女主人公后来嫁给晚明的文坛领袖,有“当代李杜”之称的钱谦益。他是江苏常熟人。1644年清兵入关以后,明朝垮台,南京建立了弘光政权,是为南明。钱谦益在南明小朝廷入阁,当了礼部尚书。柳如是跟钱谦益一道从常熟来到南京。但1645年清兵南下,打到南京城下,扬州守不住了,史可法自尽,南明朝廷垮台。而率先投降的是两位文化名人,诗文名气特别大的是钱谦益,另一位是大书法家王铎。但是,柳如是并没有投降,后来钱谦益“循例北迁”,柳如没有跟去,独自留在南京,后来又回到常熟。陈先生讲她是一个奇女子,是一个民族英雄,这样讲看来不为过。钱谦益在北京也没有恋栈,很快就告老而归,回到常熟。后来,他跟柳如是直到死都是从事反清复明的活动。虽然他投降了清朝,但是他后期的作为有所弥补。所以陈先生对钱谦益这种两重性的人格、前后的表现作了很多具体分析,指出降清固然是其一生污点,但后来的悔过,其情可悯,应给予“了解之同情”。陈先生对于古人、对于古人的学说,持有“了解之同情”的态度,陈先生的这一学说,看来今天没有传承下来。

我很高兴,近年有一些年轻的学者在研究义宁之学方面取得很好的成绩。像我熟悉的年轻的朋友张求会先生、胡迎建先生、刘经富先生、刘克敌先生,他们近年的研究很有成绩。还有一位广东的胡文辉先生,他注释陈寅恪的诗作,对陈诗的出典,一一稽查清楚。还有山东大学的李开军先生,对陈三立诗文的整理很见功底,他正在写陈三立的年谱,有七八十万字。如果需要我对这些年轻的朋友说一句什么话,那就是——对陈先生学问的梳理,对史料的收集整理,固然是研究陈学必不可少的功夫,但如何体认陈学的精神脉理,如何将陈学的精神变成自己身心的一部分,这比研究陈寅恪的学问本身还要重要。

文字来源:《中华读书报》,2014年3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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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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