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圣思:追忆拜访施蛰存先生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50 次 更新时间:2017-02-27 14:5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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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圣思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我第一次去愚园路拜访施蛰存先生。这是导师王智量先生规定的课业,要求我们几个研究生到有学问的老先生那里访学,聆听治学教诲,施先生是第一位。在此之前我曾在学校课堂里听过施先生的课,八十年代初他给七七级同学讲课,文史楼底楼的大教室里黑压压地坐满了人,作为七八级的学生,我也挤进去旁听。只见施先生坐在讲台后,手里的火柴盒上写着一个字,他就从这个字引发讲了一堂课,让学生们钦佩不已。

   我与研究生同学结伴去施先生家,顺着暗暗的楼梯,走进二楼朝南房间,只有两扇玻璃门透着阳光,将屋里照得还算亮堂,即使这样的房间也是“文革”后才归还的。听说北边的亭子间曾是先生“文革”时期唯一的居所,他坐在马桶上坚持写作,就在咫尺弹丸之地,心中却自有宇宙无限空间。尽管历经反右、“文革”等时期的种种坎坷,但先生依然孜孜以求学问、勤勤恳恳默默耕耘。这需要怎样顽强的精神和自若的定力!晚年他总结自己这辈子开启了“东南西北窗”——东窗是文学创作,南窗是古典文学研究,西窗是外国文学翻译和研究,北窗是碑版整理。那天施先生身着咖啡色灯心绒长袍,端坐在小书桌前,我们几个学生分坐在四方桌旁。面貌清秀的师母热情地招呼我们,端上刚泡的绿茶。先生声音宏亮,中气十足,目光炯炯有神,那时和他大声说话,他举着助听器还能听清。因为智量师事先已与施先生联系过了,他让我们一一写下自己的名字,然后我们就听他一人古今中外地畅谈,具体讲了些什么,已记不清了,但第一次见面的情景还是历历在目。也许是因为以后多次登门,几乎都是同样的场景,也就定格在脑海中,成为永久的记忆。

   第二次再去拜访,是在九十年代初。因为父亲承担主编《20世纪中国新诗辞典》工作,约请施先生撰写鉴赏戴望舒诗歌的文章。那时父亲已行走不便,先写一函给施先生,然后让我前往探望。我因第一次访学仅是作为学生中一员,又事隔几年,怕施先生已不认识我了,就烦他的高足陈文华老师陪我再去。陈老师在他耳边做了介绍,施先生听后大声说:“哎呀呀,怎么没人告诉我,王辛笛的女儿就在我们中文系呢!”他立刻讲起四十年代在我们中南新村的家里吃饭,大声称赞说:“你家的栗子粉蛋糕极好!极好!”文华奇怪四十多年前的事老先生记得如此清楚;前几天和他讲的事了,却常常忘了呢。施先生还问候我的母亲。最后他爽朗地答应给一篇文章,是他分析戴望舒《雨巷》的鉴赏文,他说,十多二十岁的年轻人是会喜欢《雨巷》的,但是若一直停留于此,那就不行了。(——也许我记的有点出入,应以施先生文章最后一段为准:“在今天,我相信,十八岁到二十多岁的青年人,一定还是爱好这首诗的,但如果他自己也写诗,到了二十五岁,如果还是爱好这首诗,那就说明他没有进步,无法进入现代诗的境界。”见辛笛主编《20世纪中国新诗辞典》,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97年版,第171页。)

   其实,就在我拜访他的那天早上,他已写好回信,并附有发表在《解放日报》上的文章复印件《谈戴望舒的〈雨巷〉》,套在《读书》杂志社寄给他的一个信封里,等我带回:

   辛笛仁兄:

   得手示甚快慰,彼此病废,多年不能一叙,老境可怜。

   望舒诗既以“雨巷”闻名,似不可不选。弟写过一小文,可以供用。此外,恐无法奉命。弟实在不会写赏析文字,此事只得让青年、中年诗人去做了。

   今日下午,令爱来,可详知兄近况。

   书此将意,并候嫂夫人起居。

   弟蛰存8月13日晨

   在文章的复印件上施先生注明:“1987年元旦解放日报”,另有一纸条:“最好复印一份,将此纸掷还,因只有此一份。”

   我第三次再去看他时,带去了凯司令的栗子粉蛋糕,为的是满足老人怀旧的心愿。

   以后的十几年,我常和文华等一起去看望施先生,有时受父亲嘱咐,也会单独去。施先生有一种感染力,与他交谈总是让人感到开心而且引人深思。一次我告诉他,读到他在新加坡报纸上发表的文章,他的眼睛里闪烁着智慧和顽皮的光芒,压低声音问道:“反动?”他的幽默引得我大笑。还有一次和一些老师同去看他,大家称他是华东师范大学的宝贝,他面露微笑,大声说:“是活宝!”对他那样敏捷的反应,并含有反意的自嘲,满室又响起笑声,只是背后却隐含着先生人生经历的辛酸:没有人的尊严,只有被改造的屈辱;在烈日下滚烫的水稻田里劳动却不许踏上田埂喘息一下……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后,有不少人研究他。但施先生仍不改他的耿直,他不赞成搞研究走捷径,他说,个别所谓的研究者没看过他的作品和有关资料,上门就问他生于哪一年,他生气地说,连我生于哪一年都不知道,还研究什么?对于学生,他要求严格,尤其注意个人品德。在学生评职称的问题上,他也从不去代为说情,反而劝解学生别在乎。饱受沧桑的老人已荣辱不惊,在获得第二届上海文学艺术杰出贡献奖的颁奖会上,他呼吁应该多奖励年轻人,而不是给他这样的耄耋老人。他的发言获得阵阵热烈的掌声。

  

   2001年4月的一天,我与文华又去看望他。正是九十多岁的师母去世之后,他心里难过,想不明白:老伴略有小恙去医院看病,怎么一下子就走了!有一段时间他茶饭不思,卧床不起,有些虚脱,但不肯住院检查治疗。我们走进屋里,他躺在床上,还是不肯起来。因为他的听觉越来越差,文华买了一块写字板,供来访者可以写给他看,随写随抹。我试用起这新文具,写上——我是王圣思,端到他眼前。他立刻问:“你爸爸好吗?”尽管心情不佳,但他的头脑仍很清楚。我点点头写道:“我父母问您好!”然后我和文华到一旁听他孙女讲述师母突然去世的详情,只听见施先生在念叨:“王辛笛,王辛笛……”我赶紧凑近去听,原来他是在问:“王辛笛——你爸爸出了什么新书没有?”我写道:“散文集《嫏嬛偶拾》。”他看了一眼写字板继续说:“他的书从来没有送过我。你送几本来给我看看。”我写道:“香港出的袖珍版《王辛笛诗集》送给你过的。”他点点头:“其它没有送过。”

   他眼睛微闭,陷入了回忆,他说:“四十年代我到你家去过,你家住在中南新村,几个文化界的朋友,到你家吃晚饭。辛笛那时在中南银行做信托部经理。”我在写字板上纠正:“是金城银行。”他用心地看着,说:“噢,对的,是金城银行。我记得很清楚,四十年代后期,有一次,辛笛请我们几人吃饭,送每人一本《手掌集》。”接着,他为后来发生的事抱不平:吃完饭,他们走出来,其中一位友人左手拿着《手掌集》,看着封面上有花的手掌,右手伸出来说,辛笛的这只手捧着花,另一只手捧着钱,却没印出来——施先生伸出手掌,模仿友人所做的动作,同时说:“这样讲话太‘促狭’,为人太‘促狭’——刚刚吃了人家的饭,还拿了人家送的书,就这样讲人家,不作兴的!”说完他微微摇头,闭上了眼睛,不说话了。据我所知,这件事施先生曾几次向来访者提及,可见印象之深。后来我告诉过父亲,父亲淡淡一笑,解释道:当时在银行任职被看作捧着银饭碗,而妈妈以前曾考入海关工作,那更是被视作金饭碗。

   过了一会儿,施先生睁开眼睛,思绪突然跳回到现在:“辛笛还挂着个拖油瓶吗?我好久没有见到他了。”我知道,他讲的“拖油瓶”是指父亲做了膀胱造瘘以后带着尿袋,我向他使劲点了点头。尽管躺在床上,他的眼睛还是很有神采的,立刻流露出同情的神情,他觉得父亲携尿袋度日比他自己大病后更难。而父亲则认为,施老患直肠癌的病情比他更严重,病愈后也更不方便。在病痛面前,他俩惺惺惜惺惺。上世纪五十年代之后,他们仅见过一次面。解放后,施先生在大学教书,后被打成“右派”,历经磨难。父亲则在五十年代初就去干工业了。他俩直至近半个世纪之后才在1995年见面。那时亚洲华文作家文艺基金会颁发敬老慰问奖给他们,上海还有柯灵先生。三位老人坐在一起,相比之下,父亲实在只算是小弟弟了。以后他们因年老病衰,很少有见面的机会了。

   接着施先生又提起徐森玉,他知道是我外公,他说:“抗战时期徐森玉从重庆飞到福建,在长汀厦门大学和我住过一阵。当时重庆飞上海的路线到江西中断,只好飞福建,然后走公路,经浙江杭州,才能到上海,有不少朋友,我都是送他们走这条路线,我自己也是这样回上海的。1937年至1940年我在云南。1941年至1945年在福建长汀。徐森玉学问好,研究古文献,他还在吗?”我写道:“他在1971年5月去世。”施先生说:“他有什么东西留下来?”我知道这是指著作,写道:“他没有留下文集。”“不会吧?他那么有学问,应该写下不少东西的。”施先生不知道,外公实际上是只求学问,述而不作。他对文物、古文献有那么深的研究,但他极少著书立说,而是将毕生精力放在为国家搜集鉴定保护古物、具体指导青年等方面了。他这样的学者在今天恐怕连副教授都评不上。(——承沈建中先生告知,在《文物》杂志上查到我外公的文章六篇:《蜀石经和北宋二体石经》、《西汉石刻文字初探》、《兰亭续帖》、《郁孤台帖和凤墅帖》、《宝晋斋帖考》、《〈兰亭序〉真伪的我见》。)后来我在梅兰芳大师的秘书许姬传先生所著《许姬传七十年见闻录》一书中读到外公的治学方法,感到还是很有启发。这一天施先生的兴致特别好,话说得很多,真怕累着他。他再三嘱咐,要看辛笛的书,我答应以后有空给他送去。我写上:再见,您好好保重。他点点头。我们向他告辞,他伸出手挥动示意:你们走吧,再会。我在心中默默祝老人健康长寿,度过老伴突然辞世的心灵打击。由于交谈的内容甚为丰富,回家后仍沉浸其中,于是坐在电脑前,及时记下这次谈话以备忘。

  

   不久,我带着父亲的书又登门拜访。施先生独自一人坐在书房兼卧房的玻璃门旁小书桌前,房里没有点灯,在暮色中,只让我感到失去老伴的施先生有点孤独落寞。我将父亲送他的书呈上,在大信封上我早就写上:家父王辛笛送施先生的书和巧克力。家父、家母向您问候!施先生看了信封又看了看我,说了声“谢谢”。他读着父亲所著的书名《嫏嬛偶拾》,说道:“书的封面设计得蛮怪的。”老人的眼光依然敏锐。我们的“交谈”还是我用写字板写给他看,他作答复。比起一个多月前躺在床上的他,精神好多了,人好像也胖一些。他说医生要他多吃营养,他也不知还要吃什么。每天早上一只水浦蛋,八颗红枣,一碗稀饭。中午吃点荤菜,晚上吃得很少。因天时已晚,在劝慰他多保重后,我也就匆匆告辞了。

   2003年中文系为施蛰存先生和徐中玉先生合做百岁和九十岁生日,约请父亲给两位先生写旧体贺诗。父亲觉得对他俩比较熟悉,欣然命笔,很快交卷:

   奉祝蛰存先生期颐健康长寿

   上元灯照北山诗,

   译海词章寓蛰思。

   初度期颐春未老,

   人间共仰谪仙姿。

   祝徐中玉先生九十华诞

   从来学术贵坦诚,

   何意因循左独鸣。

   所幸教坛容众论,

   真知灼见育群英。

   我拿到系里,同仁也认为写得贴切。

   最后见到施先生是在他逝世的前一天。那时听说他已昏迷,医院又发出了病危通知,父亲嘱我到华东医院去探望。下午一点左右,我走进病房时,另一位老师在我之前也到了,没想到,此刻施先生竟醒了过来了,他微抬起身,凝神望了几秒钟,好像在辨认——认出了我们,点了点头,还说了什么,但听不清。他戴着氧气面罩,口鼻都被罩住。他的长子在一旁照料,向我们简单介绍病情。老人已无法排解小便,脸上身上都是浮肿的,难怪看上去不像前几次见面时那样清癯。大概氧气面罩不舒服,他老是去拉扯面罩,长子按住他的手和面罩,在他耳边不断地大声说:“不好动的!不可以拉掉的!”他停住了手,好像放弃了努力,但趁长子不备,他的右手又慢慢地触及面罩,然后动作迅速地掀拉面罩——真不像一位刚从昏迷中醒来的老人。如此反复有几次,但都被长子及时制止。施先生一生崇尚自由,此刻躺在病床上,插着各种管子,无法动弹,想来是他最无法忍受的。大概过了半个多小时,施先生向我们挥手,我知道,这是他的习惯动作,意思是你们可以走了,再会。他脑子还清醒得很呢。我们离开后,听说下午三点多他又陷入昏迷之中。第二天2003年11月19日施蛰存先生(生于1905)走完他近百年丰富多彩的人生旅程。父亲闻讯长叹道:“这条路我们都要走的!”

   如今每每经过愚园路,就会想起多年来拜访施先生的种种情景,还记得曾有几次施先生讲起老友一个个都走了,但长他一岁的巴金先生还在,在我们看来这好像对他是个心理安慰。现在施蛰存先生、我父亲、巴金先生都已先后仙逝。对这一代知识分子来说,就如父亲在“文革”期间悼念外公徐森玉的一首七绝所云:“许国何须惜此身,此身虽在亦堪惊。百年终是匆匆客,一例龙华道上人。”但他们留下丰赡可贵的精神财富,却让后人永远受用。

   文字来源:《文汇读书周报》,2007年11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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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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