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成有:再议“琉球处分”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094 次 更新时间:2017-02-25 21:03: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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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成有  
互通有无,文化交流,形成自成一域的东亚封贡体制。

  

   以中琉关系为例:1372年正月,朱元璋命行人杨载诏告琉球中山国以即位建元、新王朝的建立。中山王察度遣弟泰期等入明贡方物,加入宗藩关系体系。[20]1383年,朱元璋赐中山王镀金银印。1392年,朱元璋准许闽人36姓入居琉球,传播文教之礼和舟楫之技。1416年、1429年,中山王尚巴志征服山北国、山南国,统一琉球后,得到明帝赐予的冠服。自洪武朝至崇祯朝,有明一代,明朝多次派出使臣前往琉球册封,琉球使节请封朝贡北京,双方关系密切。明琉文化交流繁盛,琉球国得到明朝从人到物的全面关照,成为东亚国际贸易的“万国津梁”。

  

   清顺治四年(1647年),琉球国使金思德进京拜见顺治帝,福临“赐其使衣帽布帛遣归”。[21]同年,琉球王尚贤之弟尚质袭位。1649年,顺治帝派遣的招抚使谢必振一行抵达琉球国。尚质率领百官迎接,向顺治帝上表称臣,因未按照清顺治帝敕谕的要求,交出明朝所赐王印和敕书,求封无果而终。1654年,尚质遣王舅马宗毅为请封使抵达北京,至礼部,进献方物,并将万历三十一年、崇祯二年颁给袭封王爵的诏书和敕谕,以及洪武十六年颁给的镀金银印交出,完成了臣属请封的手续。清帝顺治自然“允之”,赐左满右篆、印文为“琉球国王之印”的镀金驼纽银印,册封尚质为琉球王,给予大量赏赐。同时,福临规定琉球的贡期为:“二年一贡,进贡人数不得逾一百五十名,许正副使二员、从人十五名入京,馀俱留闽待命。”[22]这样,清琉封贡关系确定。康熙二年(1663),册封使张学礼等奉诏印,自北京启程,经福建出使琉球,礼成而归。琉球王尚质遣王舅吴国用携带礼品,陪同张学礼一行赴北京谢恩,完成了册封的全过程。同治四年(1865),清廷派出最后一任册封琉球国正使赵新前往首里。200余年间,琉球国未因明清更替,始终是清代东亚封贡体制和东亚国际贸易圈中活跃的一员。

  

   琉球国的近邻日本则是另外一副面孔。自平安时代武士登上历史舞台以来,战乱频仍,不断升级。武力催生了武士政权幕府,天皇朝廷靠边站。在战乱过程中,武士主导国家命运,武力决定成败,刀剑杀出话语权。日本成了一个暴戾的“武国”,专以恃强凌弱为是。1609年3月,萨摩藩主岛津家久奉江户幕府之命,出动战船百余艘、士兵三千,占领吐噶喇列岛、奄美大岛、喜界岛、德之岛和琉球本岛,逼近首里城。4月,琉球国王尚宁开城投降。7月,德川家康将琉球统治权授予岛津家久。1610年3月,岛津家久在琉球丈量土地,确定贡赋标准。5月,将尚宁君臣带往江户,8月谒见德川家康及第二代将军德川秀忠。9月,岛津家久押送尚宁等返回鹿儿岛,继续拘押。1611年9月,岛津氏发布15条规定(“掟十五条”),强迫琉球君臣宣誓效忠萨摩藩主,割让奄美诸岛等。12月,尚宁君臣重返故里。琉球国从此成为萨摩藩的米仓和糖罐,备受盘剥之苦。萨摩人控制了琉球国,但慑于明朝的威力,每逢明使使琉,驻琉人员都要藏匿起来,生怕被发现。琉球国对日交往不乏屈辱和压榨,但享有外交自主权。19世纪50年代,琉球先后与美、法、荷兰等国签定通商条约,表明欧美国家承认琉球为一个主权国家。

  

   2.深层精神因素:源自岛国根性的自命不凡

  

   岛国日本地处东亚一隅,封闭的自然环境极易培育岛国人狭隘的自我定位观念,即通常所说的岛国根性。在国力赢弱时,基于自存自立或向朝鲜半岛扩张的需要,倭国王权向中国皇帝称臣纳贡,奉表请封。在中国高品位的文化面前,不得不执弟子礼、全盘接受。与此同时,也用自我夸大的偏执和臆想来掩饰强烈的自惭形秽,故作孤傲不群的姿态,减缓外来先进文化的冲击和压力,以唯我独尊的虚荣,增强族群的凝聚力。一旦有所发展,则竭力赶超或试图压倒曾经的文化师从国。透过日本文化内含着既相互矛盾排斥,又彼此依存和补充的多元属性,如开放性与封闭性、兼容性与排斥性、革新性与保守性、暧昧性与极端性、谦卑性与傲慢性,可以发现:以不变应万变的强烈“自我优越”意识,是日本文化的基本内核。凡此种种,均难以脱离岛国根性的干系。

  

   由此不难理解,从秦汉之初的倭奴国到5世纪的倭五王的500年间,倭国加入以中国汉族王权为中心的东亚国际秩序,谨守外臣的礼法。自593年圣德太子摄政后,由臣从中国王权转而追求地位对等,自我定位“日出处天子”或“东天皇”,与中国帝王分庭抗礼。《隋书》和《日本书纪》的记载,为解密这种现象提供了若干蛛丝马迹。据载,开皇二十年(600年),“倭王姓阿每,字多利思北孤,号阿辈鸡弥,遣使诣阙”,“使者言倭王以天为兄,以日为弟”。[23]一般认为,“阿每多利思北孤”是“天より垂下した彦”的音译,意为自天而降尊贵男子;“阿辈鸡弥”即アメキミ,意为“天君”,“以天为兄,以日为弟”。可见,日本建国神话中的“天照大神”、“天孙”、“天皇”等“神国论”要素已先于《日本书纪》成书而存在于倭国的政治生活之中。620年,圣德太子与大臣共议,“录《天皇记》、《国记》、《臣连伴造国造百八十部并公民等本纪》”,[24]用“神国论”、“皇国论”史观编纂《天皇记》、《国记》,并据此宣扬倭国的不群意识。672年,大海人皇子夺权,翌年在飞鸟净御原即位,称天武天皇。在其授意下,开始编制国史。720年,第一部官撰正史《日本书纪》编成,“神国论”-“皇国论”和“武国论”等三大史观定型。“三论”构成日本人的精神支柱,集中展示了“自我优越”意识的核心价值观。其中,“神国论”为后两论的基础,后两论则是“神国论”的衍生物,三论相辅相成,缺一不可。

  

   归纳起来看,(1)“神国论”强调日本是神国,神造日本国土,神佑日本国运,即神代七世神“伊奘诺尊”与“伊奘冉尊”立于高天原的天浮桥,“投戈求地”,用“天琼矛”搅拌海水,矛尖滴水化为国土“磤驭虑屿”,继而创生了“大八洲”,因为神造日本国土。[25](2)“皇国论”强调国为“皇国”,君为“天皇”,子孙为“皇子皇孙”,军队为“皇军”;太阳神“天照大神”为皇家祖神、天皇统治权的源泉,天皇统治“万世一系”。即如《日本书纪》所言,天照大神神敕天孙琼琼杵尊:“丰苇原中国,是吾儿可王之地也。然虑有残贼强暴横恶之神者,故汝先往平之。”乃赐天鹿儿弓及真鹿儿矢,降于九州日向国高千穗之峰,肇基立国。[26](3)“武国论”强调以武立国的尚武精神。《日本书纪》描绘日本国土由“天琼矛”划海化成岛屿国土,天孙之孙神日本磐余彦亲率诸皇子皇军登舟东征6年,战胜各种敌对势力,进入大和国。在传说中的辛酉年(公元前660年)登基于亩旁山橿原宫,成了第一代天皇。神武天皇不仅以武力开国,而且热衷“光宅天下”,以日本为“六合之中心”;[27]下令“兼六合以开都,掩八纮而为宇”,[28]寓意武力扩张。

  

   《日本书纪》提供的“神国论”、“皇国论”和“武国论”等思想要素,在不同时期某种论调会被强调和发挥,但并不妨碍三者的互联互动。平安时代(794-1192)“国风”渐盛,文化自夸、自我优越意识滥觞。武士阶级兴起,《斗战经》应运而生。这部武士的经典,叫板《孙子兵法》,表达强烈的武国意识和尚武精神。其第一章《万物根源》开宗明义,称“我武者在天地初而一气两天地”,武道乃“万物根元”;第二章《轮翼二而谛》以“天祖先以琼锋造磤驭”,神化“武国论”;第八章《汉诡倭真》贬斥《孙子兵法》的“汉文有诡谲”,自夸日本兵道德“倭教说真锐”;第九章称日本“兵道能战”;第十三章称“孙子十三篇不免惧字也”;第十九章称“儒术死”等。[29]

  

   “神国论”的历史影响尤其久远。1274年和1281年元军两次东征失败,“神风”庇佑“神国”日本的观念流行。1339年,公卿北畠亲房著《神皇正统记》,开篇第一句即“大日本者乃神国也”,强调拥有“三件神器”的南朝继承了神统。1587年丰臣秀吉征服九州后,下令禁止天主教,将“日本是神国,岂能接受天主教国家邪法”说成是最大的理由。[30]

  

   在德川幕府主政的江户时代,日本人在锁国的环境中将民族文化推行至最高峰。倡导复古、排佛斥儒,宣扬“日本中心论”的国学大倡其道。其先驱学者下河边长流(1626-1686)和僧契冲(1640-1701),主张研读《万叶集》、《古事记》、《日本书纪》等古典,焕发弘扬“皇神之道”。下河边长流认为“本朝乃神国也”,“上古之时,惟以神道治天下”;[31]契冲强调探寻儒佛尚未传入之前的日本“古人之心”。契冲的弟子神官荷田春满(1669-1736)主张钻研“神国”日本的固有精神,主张“国乃神国”,“道乃神道”,较早概括了“国体论”的基本框架。[32]荷田的弟子贺茂真渊(1697-1769)提出“皇神之道”的概念,[33]鼓吹“脱中国化”。贺茂将儒学崇尚的三代圣贤说得一无是处,认为尧将天下禅让给历山的农夫舜,是“过善为恶”;接受舜禅让天下的禹是恶人之子;周文王夸口引来杀身之祸;周公灭殷商杀伐过重;儒学传入日本导致君臣分离和动乱。贺茂还攻击中国“人心险恶”,“朝闻教,夕已忘之”;日本才是“人心正直之国”,其“复古之道”堪与天地无穷,“唐国之道”瞬间即逝。[34]。

  

   贺茂的弟子本居宣长(1730-1801)坚信《日本书纪》所载的神代为信史,批判中国说易姓革命观,颂扬以死报效皇室的忠臣楠木正成。因本居的提倡,国学日益向“皇国论”倾斜。对本居执弟子礼的平田笃胤(1776-1843)强调“皇国论”和“日本优越论”。他认为,“皇大御国”日本居于大地各国之首,“卓越于万国”,“我天皇熟知君临万国大君之真理”,恣意夸赞“大倭心”。[35]平田的“皇神之道”,以“清净为本,避恶污秽,事君亲以忠孝,惠妻子,多生子孙,家族和睦、取信于朋友,怜惜奴婢,光耀门庭”为宗旨;攻击佛教是“神敌”,指责释迦牟尼“抛君父”、“弃妻子”,不足为训。[36]荷田、贺茂、本居和平田等号称“国学四大人”,他们所阐发的国学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具有相对的积极意义。国学者对现状不满,向往“复古”,却看不到未来,在“皇国”、“皇神”的极端自我夸大中,勾勒虚幻的憧憬。国学恣意宣扬日本文化的神秘性,鼓吹民族优越意识,为近代宣扬“神国”日本由“现人神”天皇世代统治的“国体论”的泛滥提供了思想依据,成为对外侵略扩张的精神支柱。

  

   3.欧美要素激活日本

  

日本的战国时代(1467-1573),世界进入大航海时代。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法国等国的传教士、贸易商,为传播天主教、追逐利润和占据海外领土,先后来到中国、日本。1543年,葡萄牙商船因海难漂流到九州南部萨摩国的种子岛,欧洲人首次来到日本。1546年,3艘葡萄牙商船开辟了日欧贸易航线。1549年,耶稣会传教士方济格·沙勿略来到萨摩国传教,天主教开始进入日本人的精神生活。葡萄牙人利用日明“勘合贸易”中断的良机,以澳门为据点,开展转口贸易,获取高额利润。西班牙、荷兰、英国人接踵而至,“南蛮贸易”兴旺发展。“西学东渐”,西欧的火绳枪、火炮、望远镜、地球仪、钟表等西洋新制舶来品,与天主教、圣经圣像、天文地理、数理化、医学、航海术、世界地图等新宗教和新知识一时俱来,造成第一次文化冲击。“南蛮文化”激活日本,织田信长、丰臣秀吉利用西洋火器,降服各地战国大名,实现武力统一。1592-1598年,丰臣“借道伐明”,(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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