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朴民:《武经七书》的文化密码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00 次 更新时间:2017-02-22 01:19: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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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朴民 (进入专栏)  

   宋代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朝代。

  

   不论是对读书人来说、还是就做官作吏、当平头百姓而言,活在宋朝,都算是幸运儿。开国皇帝宋太祖赵匡胤本人,虽然是赳赳武夫出身,但是宅心仁厚,宽恕包容。早早立下所谓的“祖宗之法”。这其中,优待后周皇室宗族,不杀功臣,不杀言事之士大夫三条,尤其是皇恩浩荡,旷古未有。好生之德,实可钦佩;忠恕之道,垂范千秋。

  

   试问除了宋朝,还有哪一朝是如此优渥厚待前朝的皇族宗室的,还不是实行彻底的“肉体消灭”政策,“宋受晋终,马氏遂为废姓:齐受宋禅,刘宗尽见诛夷”,这是改朝换代的政治常态。可宋太祖改变了这个游戏规则,这是多么了不起的胸襟!读《水浒传》,看那小旋风柴进不但享受着荣华富贵,还收容窝藏社会上的刑事犯乃至政治异己分子,官府对他则是礼敬有加,曲护放任,就是拜宋太祖所定的“祖宗之法”所赐。换成其他朝代,柴氏早已灭门,哪里还会有柴进这号人存在?

  

   又譬如,不杀功臣,宋朝也基本上做到了,在我的印象中,除了认贼作父,养寇自重,当过伪楚皇帝的张邦昌伏诛遭戮之外-----应该说这完全是张氏本人咎由自取、自绝于天地,似乎也只杀过岳飞,但这冤案,很快就在宋孝宗时期得到平反昭雪。其制造者宋高宗、秦桧、张俊一干人还千秋万代被钉上了历史的耻辱柱,成为后人声讨唾骂的对象。历史就是那么的吊诡,偶尔杀了一个人,结果沦落千丈深渊,万劫不复;而杀人如麻、丧心病狂如高洋、朱元璋之辈,却没有引起足够的注意,惹来更大的谴责。历史有时真的不太公平。

  

   至于宋朝的士大夫,也即我们今天所说的知识分子,在当时也活得非常滋润、逍遥自在。其发表与朝廷主流原则相背悖,不合时宜的言论,通常也没有遭“和谐”的危险。一般也就是让你边缘化而已,说得实在过分了,惹朝廷老大不高兴,那就加以“薄惩”,将你外放到边远的州郡去反省和改造,而且通常时间也不会太长,过上几年,法外施恩,允准你返回中土,安享生活了。所以,苏东坡才会有这么良好的心态,吃荔枝,食龙眼,写诗作画,饮酒品荼,“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即使是涉嫌颠覆的“乌台诗案”,也还不是高高举起,轻轻放下。

  

   而普通老百姓,在宋代的生活,毫无疑问,也是相对安宁惬意的。看张择端《清明上河图》所直观反映的汴京市民生活情景,读《武林旧事》之类的宋人笔记所记载的勾栏、瓦舍的热闹场面,我们不能不承认宋代的城市繁华、经济发达,使普通民众基本上过上了尚算可以的生活。“暖风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我们可以批评宋时民众安于现状、缺乏进取的问题,但却不能不承认“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老百姓安居乐业、悠闲自在的事实。

  

   全国性的民众暴动,历朝历代几乎都无法避免,有如宿命。例如,秦代有陈胜、吴广大起义,西汉有绿林、赤眉横扫天下,东汉有黄巾大暴动,隋代有瓦岗军、窦建德聚众造反,唐代有王仙芝、黄巢起义军席卷六合,元代有红巾军“若火之燎于原,不可向迩”,明代有李自成、张献忠横扫千军、荡涤乾坤,清代则有太平天国运动烽火遍地、势不可挡。而有宋一代,除个别的地方性动乱,如王小波、李顺造反,方腊举事,以及个别的团伙性闹事,如宋江起兵之外,没有像其他朝代发生过全国性的暴动。这一事实本身,就说明学界几成定论的宋代“积贫积弱”之说的结论似乎是下早了。说宋代“积弱”,问题好像不大,但若是称宋代“积贫”,那恐怕是值得商榷的了。

  

   正是因为有宋一代不存在什么“官不聊生”、“士不聊生”、“民不聊生”的状况。中国的读书人,一直是向往两宋时期的。那种宽容、宽松、宽厚的政治生活氛围,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上,纯属凤毛麟角,难能可贵。记得当年兰州大学教授、著名历史学家赵俪生先生在我母校杭州大学历史系讲授“中国古代土地制度”课程,当讲到宋代时,俪生先生他气宇轩昂,神采飞扬,临场发挥,说是假如在中国历史上的朝代中,有可供选择的,那么他就会毫不犹豫首选两宋。赵先生的这番话,其实正恰如其分地从一个侧面揭示了宋代社会政治生活的真实状况,其厚重宽大,让今天的人们追慕不己。

  

   然而,历史的诡谲之处就在于宋代的崇文尚礼所导致的结果,是军事力量孱弱疲软,萎靡不振,国防形势困顿危殆,左支右绌。鲁迅先生有云,忠厚是无用的别名,套用过来,便是文明是挨打的象征。

  

   两宋的历史就是证明。它不仅不能收复当年被石敬瑭割让出去的战略要地燕云十六州,反而年复一年让契丹、女真、蒙古人欺凌打压,损兵折将,割地求和,面子里子都输得干干净净。它打不过辽,打不过金,打不过蒙元,那也就认了,可连在小小的西夏的面前,都难逞一胜,则多少有些匪夷所思了。

  

   导致这种局面,原因是多种多样的,燕云十六州的失落,西北牧场的易手,使优良战马的来源被切断,只能用川地的矮种马来唱骑兵组建中的主角,是其中一个不可忽略的因素。冷兵器时代,骑兵是处于核心地位的战略兵种,它的强大与否,直接关系着军力的盛衰,尤其是面对北方民族强大骑兵集团进攻时,自身骑兵虚弱,未战便已输了一半,毕竟,“以步制骑”只是一厢情愿的期盼。

  

   但是,更主要的原因,还是宋朝廷推行崇文抑武、以文制武基本国策所带来的消极影响。赵匡胤、赵光义消极汲取五代时期武人干政擅权的历史教训,一味考虑不让“黄袍加身”的历史重演,使得他们将巩固皇权,强化对军队的绝对控制置放在首要的位置,“悠悠万事,唯此为大”,可谓是处心积虑,不遗余力!凡大将出征,皇上都要面授机宜,颁发阵图,何时进兵,何地行军,怎样布阵,如何接敌,规定得清清楚楚,统兵者不可越雷池一步。其手脚被捆绑得严严实实,没有机断指挥的权力。而战场形势瞬息万变,这种情况之下,要打胜仗,岂不是比登天还困难!《孙子兵法》有云:“将能而君不御”是克敌制胜的重要保证,而宋代皇帝反其道而行之,那只能是“乱军引胜”,在军事斗争中处处被动,连战皆负了。

  

   当然,打败仗是很没有面子的事情,宋代统治者也想改善情况,有所振足。军权高度集中的做法不能动摇,那么,得另辟蹊径,别出心裁。于是乎,他们就把提升军队战斗力的重点,放到强化兵学理论的学习和运用上来,用批判的武器来代替武器的批判。故有宋一代,学兵学理论、用兵家智慧,以弥补军事实力的不足,就蔚然成风,风靡一时了。

  

   换言之,宋代的兵学缘此而兴盛发达,成为了中国历史上兵学发展史上第二个高峰。这标志为:在宋代第一次出现了兵学的大型类书《武经总要》,第一次实现了兵书的专业分类,涌现出一大批专题型的兵学著述,如讨论守城作战要义的《守城录》、总结军事制度沿革及其特征的《历代兵制》,评析军事人物韬略的《何博士备论》、研究各类战法经验的《百战奇法》等等。可谓琳琅满目,异彩纷呈!

  

   其实,军事实际能力薄弱,往往导致军事理论发达,乃是一种很普遍的现象,甚至可以说是一个基本规律。

  

   先秦时期,齐国军队的战斗力是相对比较低下的,这一点,荀子已有很到位的评论:“齐之技击不可以遇魏氏之武卒,魏氏之武卒不可以遇秦之锐士”。孙膑自己也承认,在三晋军队面前,“齐号为怯”。

  

   这跟齐国重视文化建设,厚待士人应该有关,齐威王时搞了稷下学宫,豢养了一大批文人学士,让他们享受“列大夫”的待遇,“各著书言治乱之事”,“不治而议论”。这一点与宋代的崇文之举可以前后辉映,互相媲美。

  

   可就是这个齐国,兵学理论方面的建树却令人称道,中国历史上的最著名兵书,如《孙子兵法》、《孙膑兵法》、《六韬》、《司马法》等等,皆出自齐地,成为齐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李零教授曾著文,名曰“齐国兵学甲天下”,刊于《中华文史论丛》,对这一文化现象曾作过很全面的总结。而齐国的兵学之所以能“甲天下”,背景就是齐国军队打仗不行,需要用兵学理论的先进,来弥补实战能力的孱弱。

  

   反之,像秦国那样的“虎狼之师”,却只信奉战场上刀剑定是非,拳头比高下的实力至上原则,才不会对兵书撰写,兵学理论构筑产生兴趣呢。由此可见,宋代统治者强化兵学理论建设,所说明、所印证的,恰恰是宋代军事实力与能力低下的现实,当然,这样做比不做要好,这也是没有疑义的。在这股传承与弘扬兵学理论的热潮中,《武经七书》便应运面世了!

  

   北宋神宗赵顼统治时期,朝廷有憾于泱泱大国居然师旅不振,军威屡坠,在对辽与西夏的军事抗衡中屡遭失利、贻笑天下的困窘局面,终于下决心,决定兴办武学,培养优秀军事人材,以亡羊补牢,振衰起弊,扭转形势,赢得主动。

  

   为了适应“武学”教学与训练的需要,朝廷遂于元丰三年(公元1080年)诏命国子监司业朱服和武学博士何去非等人“校定《孙子》、《吴子》、《六韬》、《司马法》、《三略》、《尉缭子》、《李靖问对》等书,镂版行之”(南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03)。从此,以《孙子兵法》为代表的七部兵学著述,就被正式定名为兵家经典著作《武经七书》,成为中国古代第一部由官方校刊颁行的兵学理论教科书。

  

   司马迁在《史记·孙子吴起列传》中有言:“能行之者未必能言,能言之者未必能行。”在现实中,“知行合一”更多的是虚幻的想象,知行背悖,知行脱节才是常态。宋代人打仗已被历史证明是的确很差劲的,但宋代人的兵学理论造诣之精深,“纸上谈兵”的修行功夫之卓荦,却是无可争议的事实。这一点,在《武经七书》的编纂上同样也有充分的体现。

  

   战争在中国起源很早,中国的历史从很大程度上是一部战争的历史。中国人在与外敌作战时经常显得比较窝囊,但是在同类相残时那个暴烈残酷程度却是经常突破道德的底线,所谓“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之类的悲剧,年复一年不断上演。虽说那些读书人也常在那里呼吁“杀人亦有限,列国自有疆,苟能制侵陵,岂在多杀伤”,那也是言者谆谆,听者藐藐。真实的状态往往是“边庭流血成海水,武皇开边意未已”。战争层出不穷,杀戮惨绝人寰,它一定会附带着一个自然的结果,这就是用于指导战争的中国古代兵书的浩如烟海,叠床架屋。以至于在《汉书.艺文志》中“兵书略”成为一个独立的学科门类,与“六艺略”、“诸子略”、“诗赋略”等学科门类并驾齐驱,比肩而立。

  

如何在这么多的传世兵书中遴选出几种具有代表性意义的兵书,以武学经典的身份进入武学基本教材之范围,这是非常不容易的挑战,是对《武经七书》编纂者的学术眼光、兵学素养、文化识见的重大考验。它要求达到四个基本的目标:第一,有限入选的兵书能够系统、完整地反映宋代之前中国兵学发展的总体成就与基本面貌。第二,有限入选的兵书能各自具有鲜明的个性特征,具有重要的代表性,且彼此之间可以起到互为补充、互为发挥的作用。第三,有限入选的兵书在思想性、学术性、文学性等方面,(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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