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克武:民族主义的再发现

——抗战时期中国朝野对“中华民族”的讨论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748 次 更新时间:2017-02-16 16:12: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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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出现与“中华民族”一概念密切相关。此词在清末由梁启超首先提出,至孙中山的的族主义而确立,清末民初可谓“中华民族”观念的创生期。至20世纪20-40年代,受到中日战争的影响,“中华民族”的讨论再度勃兴。本文将描述抗战时期中国朝野(指政治与学术精英)对于“中华民族”的讨论,析论其国际背景、内涵与意义。抗战时“中华民族”之讨论一方面引发内部之分歧、权力的斗争,另一方面该观念所造成之凝聚性,则有效地团结人心、共赴国难。

   关键词:米内山庸夫 傅斯年 顾颉刚 翦伯赞《中国之命运》

   作者:黄克武,台湾(台北)中央研究院 近代史研究所 特聘研究员。

  

一、前言

   中国近代的民族主义包含对于“中国”所具有的民族、人种、国家与文化之认同。此一民族意识与“中华民族”一概念的创造、发展有密切的关系。“中华民族”不是一个本质性的信仰或意义确定的认同对象,而是一个经由辩论之激荡而衍生、变化的过程;同时,“民族”与“国家”之关系也经过多次的重整。清末以来,“中华民族”这一观念经过几次转折。首先,此词由梁启超所提出,主要指汉族与“炎黄遗族”等,不过也包含其他民族。对梁启超等“立宪派”人士来说,中国境内各族群虽有差异,然因历史与文化之关系,紧密连结,故应消除彼此之“畛域”,以塑造“同种合体”的现代民族国家。诚如杨度所说,“中华云者,以华夷别文化之高下也,即此以言,则中华之名词,不仅非一地域之国名,亦且非一血统之种名,乃为一文化之族名”;他因而主张“满汉平等蒙回同化,所以完成君主立宪之制”。[1] 这种观点被梁任公称为“大民族主义”。革命党则采取不同的策略,主张“驱逐鞑虏,恢复中华”,此处之“中华”实指汉人。梁启超将革命党的政治主张描述成“小民族主义”,又批评“小民族主义”鼓吹汉族独立建国,而将他族排除在外,有碍融合。当辛亥革命成功肇建民国,为弥平革命所造成之创伤,提出“五族共和”与“民族融合”的口号。此后,“中华民族”之观念广为流传。

   1924年,孙中山于《三民主义》演讲之中提倡将汉、满、蒙、回、藏五族归成一个“中华民族”。在“民族主义”的演讲中,他认为,“就中国的民族说,总数是四万万人,当中参杂的不过是几百万蒙古人,百多万满洲人,几百万西藏人,百几十万回教之突厥人,外来的总数不过一千万人。所以就大多数说,四万万中国人,可以说完全是汉人。同一血统,同一语言文字,同一宗教、同一习惯,完全是一个民族。”孙中山认为在受到国外压迫之时,国人要将“一盘散沙”的四万万人团结起来,而团结的方法是“把各姓的宗族团体,先联合起来,更由宗族团体,结合成一个民族的大团体”,以“抵抗外国人”。[2] 总之,孙中山的根本理念是要以汉族为主体,融合同化中国境内其它少数民族,形成一个统一的中华民族。清末民初可谓“中华民族”观念的原生期,也是现代中国民族主义的萌芽期。1924年底,孙中山又在日本神户提出“大亚洲主义”,主张亚洲应复兴王道文化,以亚洲王道文化为基础,联合亚洲各民族,解除基于功利强权之霸道文化的西方国家之压迫,以完成亚洲各民族之独立。[3]

   至20世纪20-40年代,受到中日战争的影响,“中华民族”的讨论再度勃兴,并与日本人所提出类似孙中山“大亚洲主义”的“东亚民族主义”或“东亚协同体论”对峙。此一讨论涉及政治与学术的双重背景。本文将描述抗战时期中国朝野对于“中华民族”的讨论,析论其背景、内涵与意义。此处所指之朝野意指当时的学术与政治精英之讨论,主要是学者在报刊上所发表之论调,此外也包括以中文(或透过翻译)表达意见的外国学者之观点。政治方面的讨论,则以蒋介石于1943年出版的《中国之命运》一书为例,探讨此书有关中华民族之论点,以及出版后所引发国内外各派人物之关注。

   关于抗战时期民族主义的议题已有不少研究成果。[4] 在本文中,笔者将选择几个以往为人忽略之个案来探讨这一问题。首先,笔者将分析“日本因素”对此议题的影响,除了大家所熟知的帝国主义的侵略、威胁所造成“同仇敌忾”的情绪外[5],笔者也将强调日本知识界对于战争性质与“中华民族”、“民族性”、“国民性”等课题讨论对中国人造成的影响。其中,特别以中国学者与外交官米内山庸夫(Yonaiyama Tsuneo,

   1888-1969)及具有反抗意识的左派漫画家柳濑正梦(Yanase Masamu, 1900-1945)为例,探讨他们的作品如何被引介(摘述、改写)至中文报刊。其次,笔者将讨论中国知识界对“中华民族”议题之辩论,参与讨论的学者包括历史学家芮逸夫、傅斯年、顾颉刚、翦伯赞,社会学家吴文藻、费孝通等。论辩的主要分歧在于“中华民族是一个”,还是应承认各少数民族的生存、独立与自由发展。再其次,则以1943年蒋介石的《中国之命运》一书为例,探讨该书所揭橥中华民族的理念及其所造成的巨大反响。蒋介石的观念源自孙中山,并受到知识界“民族一元论”的“同化论”与“同源论”的影响,也与部分日本学者对中华民族之观察颇为类似。根据此一理论,“汉族”为中华民族之主体,依赖文化“同化”的方式而如滚雪球般地逐步拓展,而非汉的少数民族则为远古以来绵延不断的中华民族谱系之分支。笔者除了介绍大家所熟知的一般读者与中共之反应外,也述及汪派知识分子对该书论点之讨论与批判。最后,则综述抗战时“中华民族”之讨论所造成既团结、又分裂之状况。

  

二、从国民性、民族性、民族主义理解战时中国:日本学者的观点[6]

  

   在战争期间中日双方都对战争发展、预期的结果、双方应和还是应战,乃至战争的本质等问题而有不少的讨论。日本学者户部良一指出:如果比较中日双方对战争的认识,有一个重要的对照,亦即中国人的“战争观”是比较一致的,这是一场抵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战争。[7]中国方面争论较大的议题是和、战问题。日本方面“对此战的理解却形形色色,常出现对立与矛盾”。[8]

   在战争初期,许多有丰富中国经验的日本学者均强调中国民族性的负面特点(亦即中国人所谓的民族“劣根性”)。这一点和日本人在明治、大正时期到中国旅行、调查的印象有类似之处[9]。如曾担任东亚同文书院教授,著有《现代支那人精神构造の硏究》(上海:东亚同文书院支那硏究部1935年版)、《支那国民性と经济精神》(东京:岩松堂1943年版)的大谷孝太郎(ōtani Kōtarō, 1900-?)于1939年8月,在《事变与支那民族的世界观》一文中认为,战争的本质是日本民族与中国民族“世界观”的矛盾与冲突。他提出了当时很典型的一种对中国民族性的看法,认为中国“虚无、没自信、不会感动、空虚又自大,热衷于憎恨,擅长合理盘算,当走向极端就会做出不合理的盘算,即使陷入矛盾也不会感觉到矛盾的苦恼、乐天的”。此种对中国民族性的负面论述,对一般民众很有说服力。

   针对此一情况,大谷孝太郎指出“合理的”处理对策是:整合日本国内的人力、物力与精神力之组织,彻底歼灭蒋介石政权,停止第三势力的援蒋行动,扫荡占领区之游击队,恢复治安、振兴经济,建设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东亚新秩序”。然而上述工作只是“末”而非“本”。战争处理对策的根本,在于一方面发扬日本民族的世界观,亦即追求“力的扩充”与“信义之昂扬”,另一方面则需要改造上述中国的世界观。如此方为建设东亚新秩序之基石。[10]

   另一个类似的作品是1942年兼井鸿臣(Kanei Hiroomi,生卒不详)所著《赤裸の日华人》。他也对中日民族性的差异作系统的论述。本书从精神面、形上面说明“日本魂”与“支那魂”的不同,以增进“日华提携亲善”,而促进“大东亚大团结”的“圣业”。作者所指出的差异,有一部分是生活习惯的不同,有些是性格的不同。如中国人重储蓄、自保(自扫门前雪);重吃、戏、赌、色、鸦片等享乐(如中国人的饮食像鸡尾酒一样是复合味,即使夏天也喝热茶等);保守的命定论;自大而好面子;迟钝而顽强等。他也指出日中两国人性格相反之处:一是性急,一是性缓;一是是非分明,一是不分明;一是尚武,一是卑武;一是牺牲精神,一是利己精神;一是重荣誉与尊严(日文称为“面目”),一是重“面子”;一是简明直捷,一是老谋深算等。作者也指出中国人(尤其汉民族)生命力旺盛,同化力很强,即使曾受到武力的征服,但不曾有整个民族受到绝对的征服,而且征服者最后都被汉民族所同化。作者用“蚯蚓国家”来比喻中国的生命力——头被切掉,头可以继续活;尾被切掉,尾可以继续活。这些地方是日本人应仔细考虑之处[11]。以蚯蚓来比喻中国强劲的生命力在当时日本颇为流行,下文中还有另一个例子。

   曾任日本驻杭州领事的米内山庸夫同样对中国民族性有所批评。他强调“日支民族性”的差异,以及战争的原因在于中日“两民族的生存竞争本能”。1937年10月他所写的《日支两民族之对峙》一文认为,“日支不亲善”是两国之宿命,并悲观地指出未来双方可能永远不会亲善。他从中国的历史发展中发现,汉民族完成国家统一且国力强大之后,必定会想要征服周遭民族。在1937年12月的《南京政府之将来》一文,他也对中日和谈表示悲观,认为就算实现了和平,也只是一时的掩饰,将来有可能会发生更严重的冲突。[12]

   随着战争的持续发展,南京和武汉相继失守。1938年之后有些日本学者开始思考日本人对中国的认识是否有误。因为战争开始之后,日本人对中国政府、军队与民众做出了不少错误的估计。[13]较关键的问题是探究为何这场战争会“长期化”?曾任职南满铁道社的和田耕作(Wada Kōsaku, 1907-2006)认为,其中一个解释是外国势力的援助,如英国与苏联在背后操纵。另一个解释是中国所具有“封建性格”。中国能长期抵抗的原因,在于中国未能以全国为单位建立统一的经济体。所以,即使部分地区被截断,整体也不会丧失功能——这本来是一个弱点,却反而增加了中国的韧性。和田耕作也以蚯蚓来做比喻,“正如同蚯蚓被切成两段还能存活”。[14]

   然而对“长期化”最普遍的解释是归之于战争造成中国人的团结。中国人团结的结果使“抗日民族意识”高涨,此种意识可以解释为何中国在经济、军事乃至现代化的程度落后于日本(亦即“近代化不够彻底”),却可以“长期抗战”。亦即是中国人在战争之中“重新发现了”民族主义。因此,对日本人而言,对于战争的深入理解的一个关键,是确切地认识“中国的民族主义”的特质。同时,中日之间的冲突乃源于中国“抗日的民族主义”与日本所秉持的超国家的、抵抗西方帝国主义的“东亚协同体”之民族主义之对抗。对于日本评论家、记者尾崎秀实(Ozaki Hotsumi,

   1901-1944)来说,解决中日战争的方法,是基于孙中山的“大亚细亚主义”的东亚协同体论,日人必须积极与中国民族主义之动向合作,将重点放在“增加生产力”,协助中国脱离半殖民地状态,以达到“解放和福祉”。[15]日军驻汪精卫政府最高代表影佐祯昭(Kagesa Sadaaki,

1893-1948)早在1933-34年时即认识到深入理解中国民族主义的重要性。他区隔了中日合作、促进东亚和平的“稳健圆满”的民族主义,以及中国另一种激烈褊狭的、排日的民族主义。他认为“对于中国的民族主义,要以十分的理解心来看待,期待其能圆满发展希望中国能因此完成国家的统一,日本应该不吝予以协助……但是像这种以排日为骨干的极端激进民族主义,(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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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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