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创新发展研究院:从速度深圳、质量深圳迈向共享深圳

——共享深圳纲要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893 次 更新时间:2017-02-16 10:3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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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应该按投资比例,对国有企业行使资本的收益权即分红的权利,从而建立起国有资本全民分红制度。为此,政府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应当做相应以下两个方面重要调整:

  

   1、取消市财政的国有资本经营预算体制,改为国有资本分红体制

  

   现有的市政府每年的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实质上既是一个虚增财政收入的空转账,造成市政府真正需要的国有资本收益权悬空,同时也违背了政资分开、政企分开的原则,干预了国资委的国有资本经营管理自主权。因此,应该取消国有资本的经营预算制,改为国有资本“分红”制,真正地行使国有资本的所有权和分享权。建议参照我国目前上市公司平均“股利支付率”,每年对国有企业按净利润三分之一的水平进行分红,以2015年市属国有净利润127亿元计算,市政府应收取42亿的分红资金。

  

   2、市财政将每年向国有企业收取的分红资金列为民生分红专项基金

  

   借鉴新加坡、香港、澳门等国家和地区的向国民发“红包”的做法,定期不定期向市民发放现金红包,比如新加坡2006年将14亿新元以“增长分红”的方式分配给所有成年公民。[30]澳门政府2013年的现金分享计划向永久性居民每人发放8000澳元[31],香港财政司2012年在财政盈余的情况下,向每位香港居民发放6000港币的红包[32]。按照2016年深圳市国有资本经营的预算,每年市政府可收到50亿元左右的分红,如每两年向深圳常住人口分红一次,每个深圳市常住居民每两年平均可收到近1000元的分红“红包”,从而使广大市民直接分享国有企业经营成果,使政府真正行使国有资本所有者的权利,也使国有企业为公平共享深圳的建设做出更大的贡献。

  

   (六)重启“同富裕工程”计划,实现深圳原居民和外来移民共同富裕

  

   38万原深圳居民是深圳改革开放和城市化建设中的特殊群体。深圳特区举办以前,他们是一贫如洗的农民、渔民,特区成立三十多年来,他们一方面为城市建设提供了大量廉价的土地资源,为几百万劳务工和外来人员提供廉价的住房,为深圳工业尤其劳动密集性产业提供大量的厂房,为参加深圳经济发展和城市建设的中低收入者提供各种各样廉价的服务,并承担了部分应由政府承担的基层管理和公共服务工作等等,为深圳的建设和发展做出了贡献。另一方面,他们也分享到改革开放特区建设的巨大红利,尤其是工业化、城市化快速发展,深圳土地急剧升值,使处于中心城区的部分原居民,凭借相当数量房屋出租和股份公司分红,成为深圳发展过程中率先富裕起来群体,个别原居民由于违章建筑、拆迁补偿等多种原因成为特区的暴发户和食利者。

  

   但是,由于地理位置、管理水平、股份合作公司带头人的素质等多种原因,由原居民38万人组成的1017家股份合作公司发展极不平衡,中心区与原特区外的一些镇村在财产性收入方面也差距甚大,因此造成原居民中还有相当一部分人并不富裕,这部分人没有能合理分享深圳改革开放的成果,成为深圳一个特殊的困难群体,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分红差别特别大,大多数股份公司的分配水平低下,甚至比珠三角其它地区还低。2015年深圳十个区(包括行政区和功能区)股民分红人均超过3万元的有2个区,其中南山区为4.33万元,宝安区为3.54万元;人均分红超过2万元有3区,其中福田区为2.85万元,龙岗区为2.7万元,龙华区为2.52万元;人均低于2万元有2个区,其中盐田区为1.54万元,光明新区为1.26万元;人均低于1万元的有3个区,其中罗湖区为8724元,坪山为7178元,大鹏新区仅为2843元。股份公司股民分红数量少的地区,通常同时也是原居民房屋出租收入比较低的地区。即使在一个区内,各个股份公司分红水平差距也很大,如福田区分红最多的皇岗股份合作公司人均6.4万元,而相邻的沙尾村则仅为1.3万元。龙华区最多的清湖公司人均为14.34万,而最少的茜坑老围公司仅为2135元。宝安区最高的怡景公司为19.37万元,而最低的嘉洁公司仅2600元。

  

  

   二是有相当一批经营困难的股份合作公司长期没有利润可分。截至2015年,全市有40家股份合作公司连续十年零分红。股份公司的分红是原居民经济收入的主要来源之一,这些股份公司的群众的生活来源,除了少数年轻人从事低收入的就业岗位外,大多数依靠少量房租或从事个体经营维持生活。

  

   三是相当一批股份合作公司经营困难,甚至难以为继,面临破产的风险。据了解全市有30多家股份合作公司的账上几乎没有一分钱,濒临破产。有100家左右的股份合作公司经营困难,土地开发完毕,厂房出租空置率高,产业升级和经济转型长期停滞不前,个别公司由于负责人严重腐败,侵占大量的集体财产,处于濒临破产的边缘。

  

   特区股份合作公司和原居民生活中存在的上述问题已经积累多年,个别的已严重影响当地的社会稳定和正常的生活秩序,也引起过市委、市政府的重视。九十年代初期市委也曾提出过实施“同富裕工程”,希望帮助原居民走上共同富裕的道路。前几年市委、市政府为推动股份合作公司改革也做了很多工作,出台了一些政策,但由于种种原因,这些改革和政策没有得到很好的落实,部分股份公司和部分原居民的困难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成为建设公平共享深圳中的一个重要问题。为此,建议采取五条措施:

  

   1、重启深圳“同富裕工程”,制定“同富裕共享”计划,下决心帮助生活困难的原居民走上共同富裕道路

  

   要借鉴九十年代深圳“同富裕工程”的经验教训,下决心、花气力,对经济发展水平低的股份合作公司和原居民中部分困难群体加大扶持力度。深圳既然能按照中央要求,每年花几十亿,派几百名干部赴新疆、西藏、贵州、广东省内的河源、汕尾进行对口扶贫,为什么不能花几十亿投资、几百名干部去帮助祖祖辈辈生活在深圳的原居民困难群体呢?

  

   2、尽快移交仍由股份公司承担的一些社会职能和公共服务职能,切实减轻股份合作公司的负担

  

   相当数量的股份合作公司每年承受的社会公共职能的负担很重,市委、市政府早就提出要实行政企分开、社企分开,政府承接本应由政府承担的维护社会治安、环境卫生、社区道路等职能,但特区外一些区和基层办事处多年来一直以政府资金不足为由拖欠不办。实际上,深圳各级政府这几年有大量财政资金花不出去,每逢年底突击花钱现象普遍,完全有财力来承接股份合作公司承担的社会职能。

  

   3、尽快落实政府“欠”返股份合作公司的非农建设用地

  

   在特区发展历史上的两次特区农村城市化过程中,政府在征收股份公司的土地的同时,也承诺了按一定标准给予股份公司的企业发展用地和公共设施用地的政策和指标。但实际上,这些用地指标相当一大部分被政府长期拖欠而并未落实,给原居民开了空头支票。有的甚至将返还股份合作公司用地划在城市已建成的公共设施上,以及山、林地生态保护线内,使企业根本无法使用,出现无地可落的奇怪现象。经过多年的建设,上千个股份合作公司土地资源已经枯竭,90%以上股份合作公司亟需解决政府欠返的土地和其它土地历史遗留问题,政府有关部门应当克服“新官不理旧账”惯例,认真负责、实事求是的帮助解决。

  

   4、在解决城市违章建筑过程中,应尊重历史,客观公平,兼顾到原居民的合理诉求和合法权益

  

   截止2015年底,深圳市的违法违章建筑量达4.26亿平方米,占深圳市整个城市建筑面积的一半以上,其中相当部分存在于原居民集中居住的城中村。虽然造成大量违章违法建筑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主要责任应该在政府,是政府多年来监管不力、效率低下、管理缺失、规划不合理以及行政不作为造成的。在原居民兴建的违章违法建筑中,既有部分居民受巨大利益的驱动而公然挑战政府的法律法规的主动而为,应当依法严肃处理的情况;也有由于政府的原因,原居民的合理诉求和合理利益得不到满足的被动而为的情况。因此在处理违法违章建筑时,应尊重历史,实事求是,公平合理,兼顾原居民的合理诉求和合法利益。

  

   5、切实推进股份合作的改革

  

   提高股份合作公司经营管理水平,促进产业转型和升级,推动旧村改造和城市更新,为股份合作公司的持续稳定发展,为不断提高原居民收入和生活水平创造良好的体制机制,增加股份合作公司的造血功能。

  

   (七)调高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建立覆盖全体常住人口的最低生活保障体系

  

   最低生活保障是救济部分收入难以维持其基本生活需求的群众的社会救济,是城市的最基本的社会安全网,深圳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把三分之二以上的常住人口排斥在外,不仅造成严重的社会不公平,也不符合国家建立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基本要求。《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年老、残疾或失去劳动能力的情况下,有从国家和社会获得物质帮助的权利。”低保标准是为保障宪法赋予的公民权利提供的可量化的载体。在这条底线面前,每个公民拥有的救助权利是平等的。为此,建议采取以下措施:

  

   1、尽快调整政策、采取措施,将在深圳有固定工作、固定住所的近800万非户籍常住人口纳入低保范围

  

   2、要适当调高最低生活保障标准

  

   深圳市的最低生活保障标准为800元/月,应该说这个标准偏低。按照低保标准占最低工资标准的50-60%,我市最低生活标准应该是1015至1218元/月之间。即使按低保标准占人均实际可支配收入的25%的比例计算,我市的最低保障标准也应该调整到930元/月,比现有标准每人每月调高130元。同时建立动态调整机制,每年根据居民消费价格总指数,以及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变化调整。

  

将常住人口纳入最低生活保障体系,深圳市财政完全可以承受。2015年享受最低生活保障的人口为6312人,占户籍人口的比重为0.17%,发放最低生活保障金4674万元,占2015年公共财政预算的万分之1.7。如按此比例推算,覆盖常住人口后,每年增加的享受最低生活保障的人数为13309人,相应增加支付的最低生活保障金为12776万元,仅占2015年公共财政收入的万分之四点六。(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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