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朴民:“盛世”的迷思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182 次 更新时间:2017-02-15 11:22: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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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朴民 (进入专栏)  

   曾几何时,国人们就让中国和平崛起的美好希望激动、振奋得有些找不着北了,于是乎,“盛世”的高调开始充斥于各种媒体,上海某大学一位教授更口沫横飞、言之凿凿地宣称:目前的中国正处于五千年历史上最大的“盛世”!言外之意,不外乎多年行之有效的“韬光养晦”之类的战略方针,已可以丢到爪哇国里,是到该歌舞升平、到处出头、与那家超级大国较劲叫板的时候了。

   今天的中国,是不是“五千年来最大的盛世”,这属于见仁见智的问题。我想,真正的要害并不在于所谓的“盛世”降临是否已经成为现实,而是社会上普遍弥漫的“盛世”情结,正有如滚雪球似的越来越大,其所带来的偏执自大、盲目乐观、趾高气扬、忘乎所以等浮躁心态,使得大家沉醉于天下第一的光荣想象之中,不知道天有多高,地有多厚,乃至有可能迷失了走向理想彼岸的方向!

   其实,从中国历史考察,所谓的“盛世”也不尽然是值得一味讴歌赞美的对象。在辉煌气派的背后,它往往笼罩着挥之不去的阴影,蕴涵着盛极而衰的契机。我们在今天实在不必迷恋于它的光环,而把它作为汲汲追求的最高目标。

   众所周知,一部中国古代社会的历史,不外乎乱世、衰世、治世、盛世的逐次更迭、轮番登场。乱世、衰世当然不是什么好日子,俗谚云:“宁为太平犬,莫作乱离人”,可见,统治者主观上总是力求避免它们,老百姓打心眼总是拜托远离它们(当然绝大多数情况下这属于缘木求鱼、一厢情愿)。很显然,我们今天同样不会有兴趣于此(至于总结历史教训则又当另说),大家津津乐道的是往昔的光荣,是历史上那些屈指可数的“治世”与“盛世”,毕竟一提起它们,总让我们血脉贲张,心潮澎湃,自豪感油然而生,证明我们也有“曾经阔过”(鲁迅语)的荣耀!

   然而,若是拿同为“正面”性质的“治世”与“盛世”说事,我们则不得不承认:其实两者还是有轩轾高下的:“盛世”不及“治世”,换言之,即历代政治的最理想境界,应该是“治世”而不是“盛世”;因为“盛世”意味着“水满则溢,月盈则亏”,往往成为中衰的转折点。西汉汉武帝“盛世”的弊端丛生,大唐唐玄宗“开元天宝盛世”的旋生旋灭,清代乾隆皇帝“十全盛世”的积重难返,皆印证了这个不可抗拒的历史规律。而“治世”则完全不同,它象征着生机勃勃,象征着和谐有序,是锐意进取的推动力,而不是盛极而衰的抛物线。历史上著名的“文景之治”、“贞观之治”等,就经济繁荣的程度,物质富庶的规模,文化昌盛的气象而言,都谈不上是最出色的岁月,都与“盛世”的标准有一定的距离。

   这里,我们可以拿唐代的“贞观”与“开元天宝”作个简单对比。封建史家对“贞观之治”最富于激情的描绘,是“官吏多自清谨。制驭王公、妃主之家,大姓豪猾之伍,皆畏威屏迹,无敢侵欺细人。商旅野次,无复盗贼,囹圄常空。马牛布野,外户不闭。又频致丰稔,米斗三、四钱。行旅自京师至于岭表,自山东至于沧海,皆不赉粮,取给于路。”很显然,该段评价的重心乃是落在“贞观”时期社会秩序良好(如“无复盗贼,囹圄常空”)以及社会矛盾缓和(如“无敢侵欺细人”)这些方面,并非是着重指当时社会物质生活的极大富庶(尽管也一笔带及“米斗三、四钱”云云)。而唐玄宗“开元天宝”时期的经济繁荣富庶程度,则明显要大大地超越了“贞观”年间,这有“诗史”杜甫的诗句为证:“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可见,“开元、天宝”才是名副其实的“盛世”,而“贞观”则还称不上。

   然而,历史的吊诡却表现在:偏偏是非“盛世”的“文景之治”、“贞观之治”最为后人所讴歌,最为后人所向往!究其原因,就是它们的核心内涵是“治”:国家充满朝气,社会充满生机,君臣充满追求,民众充满希望,历史充满机遇!

   “治世”与“盛世”的差异,当然不胜枚举,但我认为,两者的根本区别,集中体现在两个方面。

   这首先是两个时期的社会心态完全相反、截然不同,即浮躁与清醒的两极对立。

   “治世”的统治者一般都能保持清醒的头脑,进取的心态,对历史上兴衰成败的经验教训有认真的总结和借鉴,对为政治国的得失有深刻的认识和把握,如汉文帝就以秦亡为鉴,致力于休养生息,无为而治;唐太宗李世民也一再强调“以史为镜,可以知兴衰;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

   正是由于有这样的思想认识基础,这些统治者才能够认真践行儒家所倡导的“政者,正也”,“其身正,不令而行”的为君之道,心态平和,不事铺张,说实话,办实事,带头提倡节俭,让利于民。汉文帝不愿以耗费十家之产的代价(这已经是少得可怜的费用了)替自己整修露台,将国家征收赋税的额度一减再减,由十五税一改为三十税一,甚至在某些年份干脆分文不取,降低广大民众的负担;唐太宗“去奢省费,轻徭薄赋”,释放宫女,奖励耕织;等等,就是他们头脑清醒,举措得宜的证明。

   反观所谓“盛世”的那些统治者,情况则有本质的不同。国家府库充溢,民众丰衣足食,他们便沾沾自喜,固步自封,开始不再安分了,要折腾胡来了。

   这一是大摆其谱,充撑门面,搞政绩工程,做官样文章,大树特树皇帝的权威,惟恐“惟辟作福,惟辟作威”的场面不够光鲜亮丽。汉武帝大兴土木,封禅泰山;乾隆皇帝踌躇满志,自诩“十全老人”,等等,就是这种浮躁心态的折射。

   二是好大喜劝,穷兵黩武。既然是天下第一,那么他们“念兹在兹”的,就是汲汲于扬天朝国威于四夷。为了达到这一目标,他们动辄大张挞伐,用兵四方。汉武帝为汗血宝马血刃大宛,唐玄宗为扬名立万远征南诏,喋血青海石堡城,很显然皆是出于皇帝自己好大喜功心态的驱使。其结果只能是一个:扰乱天下,贻祸人间,所谓“边庭流血成海水,武皇开边意未已”!

   三是贪图安逸,穷奢极侈。歌舞升平,让统治者有了自诩的本钱;府库盈实,让统治者有了享乐的条件。于是励精图治之心渐消,奢靡纵欲之念日长。宫殿惟恐不够华丽堂皇,珍馐但愁不够铺张丰盛,妃嫔只恨不够妖艳妩媚,一头扎进酒池肉林而醉生梦死,日夜倘佯温柔之乡而意迷情乱:“云鬓花颜金步摇,芙蓉帐暖度春宵,春宵苦短日高起,从此君王不早朝”!

   “治世”与“盛世”的君主心态和行径固然南辕北辙,而作为社会良心的士人(即今天的知识分子)的所作所为也同样判若云泥、泾渭分明。“治世”的士人,似乎更具有强烈的忧患意识,关心社稷的生死存亡,秉持和践行“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理念。如汉文帝时期的贾谊有勇气做“乌鸦”,痛陈“天下之事”有“可太息者”、“可痛哭者”、“可流涕者”各若干条,鸡蛋里面挑骨头,汲汲于提醒统治者尽“明主”之职责,为改善民众的生计进献负刍之言;景帝时的晁错,赤胆忠心,殚精竭虑,为天下求治论“贵粟”,议“实边”,道“削藩”,最后把自己的生命也给搭了进去;唐代的魏征心系社稷,关爱苍生,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犯颜直谏,恪尽职守,为“贞观之治”的造就,毫无保留地奉献了自己的忠诚与才智。可见,在他们的身上,所体现的正是传统士大夫“兼济天下”的高尚风骨,因而成为了“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典范,名垂青史,震烁古今。

   可“盛世”的士人,却多是另外一种面目。他们要么是奴颜婢膝,溜须拍马,粉饰太平,歌功颂德,写一些诸如“云想衣裳花想容”、“生不用封万户侯,但愿一识韩荆州”之类的东西,寻讨主子的欢心;要么是目空一切,自我膨胀,象“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但用东山谢安石,为君谈笑静胡沙”这样的言辞,又怎是一个“狂”字了得!至于风骨,则更是谈不上了。董仲舒蹲了几天大牢,立马就学乖巧,胆战心惊,“遂不敢复言灾异”;李太白仕途一遇挫折,转眼就沉湎于醇酒美人,放纵无羁,“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这说明在“盛世”莺歌燕舞、纸醉金迷的大氛围之中,士人们亦迷失了自我,不复再有激扬清浊,针砭时事,充当社会脊梁,引导社会正气的人格和魄力,而是随同社会的沉沦而一起没顶。

   其次,是两个时期的社会秩序的完全相反,截然不同,即和谐与撕裂的两极对立。

   俗话说,“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社会心态与世情的重大差异,使得社会政治秩序呈现出不同的面貌,也制约与决定了“治世”与“盛世”历史命运的不同归宿。

   “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治世”统治者的清明、节俭、勤政、进取,士人群体的忧国忧民,以天下为己任,这种率先垂范,这种身体力行,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社会风气的走向。因为,将心比心,设身处地,普通民众就容易“与上同意”,体谅和理解朝廷的处境,愿意与统治者共渡时艰,积极配合和支持朝廷的各种举措。这样,就比较有效地缓和了各种社会矛盾,化解了社会生活中的戾气,大大有助于社会秩序的稳定,社会关系的和谐,达成社会相对的动态平衡。

   “贞观之治”在这方面可谓是一个典型。贞观前期,战乱的创伤尚未得到治愈,加之天灾频繁,民众的生活其实还是相当痛苦的。然而,民众凭着朴素的直觉,看到了朝廷朝着“政通人和”方向所做的种种努力,所以,尽管在现实生活中仍遇到许多不尽如人意的问题,也依然对朝廷充满期待,抱有信心,所谓“百姓虽东西逐食,未尝怨嗟,莫不自安”。一旦情况有所好转,民众即返回故土,致力耕织,“流散者咸归乡里”,使生产迅速恢复,生活逐步改善的愿望转变成为现实,“斗米不过三、四钱”。而唐太宗慎重选择地方官吏,整肃贪黩腐败的举措,又有力确保了朝廷的与民休养生息方针与措施能够落到实处。

   孔子说:“不患贫而患不安,不患寡而患不均。”老百姓既能吃得上饭,社会上不公平、不公正的现象又相对较少,那么,社会上铤而走险、犯上作乱的情况也自然随之递减,“维稳”的成本自然能降到最低的水平,社会秩序自然显示出“和谐”的气象,所谓“无复盗贼”,“(贞观四年)终岁断死刑才二十九人”云云,就是当时社会相对“和谐”的形象写照。在这样的背景下,“道不拾遗,夜不闭户”的煌煌“治世”, 就永远定格在中国历史的巨大天幕上!

   “盛世”的社会状态却完全不同。当然,此时远较“治世”,物质更为丰富,国力也更为强盛,但是,“福兮祸之所伏”,其背后蕴藏的破坏性力量却在全盛的同时迅速地积累增长。

   具体地说,统治者的好大喜功,穷奢极侈;士大夫的纵情声色,苟且自安。其结果一是最大的家业也给折腾垮了,最多的财富也全打水漂了,造成国库枯竭,入不敷出,所谓“海内虚耗,户口减半”。二是导致社会财富更快地向少数权势者手中集中,贫富两极分化愈演愈烈,官吏贪墨,小民无告,社会危机四伏,社会“和谐”越来越遥不可及。董仲舒所悲叹的“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的现象,成为社会生活中割裂族群的无情利刃;杜甫所控诉的“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世态,成为社会生活中酝酿动乱的巨大温床。

   社会秩序日益恶化,铤而走险的犯罪行为层出不穷,“盗贼滋起,……大群至数千人,擅自号,攻城邑,取库兵,释死罪,缚辱郡守、都尉,杀二千石。”(《汉书》卷九十《酷吏列传》)这就是汉武帝晚年自己亲口承认的所谓“亡秦之失”。一旦有契机,这股破坏性的力量就会以极其可怕的方式释放出来,造成社会的大失控,大动荡,将整个社会打入万劫不复的深渊,“亡秦之祸”遂成为现实!如唐玄宗“开元天宝盛世”接踵而至的就是“安史之乱”的爆发,“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九重城阙烟尘生,千乘万骑西南行”。可见,“盛世”在历史的十字路口一拐弯,便向“衰世”甚至“乱世”滑落沉沦,这是历史的嘲讽,更是历史的无奈!

   所以,我们在今天大可不必因遐想“盛世”而痴狂,因忽悠“崛起”而自慰,真正清醒的选择应该是:与其汲汲执迷于“盛世”的梦幻,不若多一份追求“治世”的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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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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