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的七年知青岁月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505 次 更新时间:2017-02-14 10:48: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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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时报  

  

   采访对象:刘明升,男,汉族,1950年8月生,陕西延川人,1972年4月入党,1970年3月参加工作,中专文化。历任延川县文安驿公社团干、知青专干,公社副主任、副书记,马家河公社主任,拓家川公社党委书记,冯家坪公社党委书记,县外贸局党委书记,文安驿镇党委书记。1994—2002年任延川县政协经济委员会主任;2002年于延川县政协退休。

   采 访 组:本报记者 邱 然 黄 珊 陈 思 等

   采访日期:2016年12月29日

   采访地点:陕西省延川县刘明升家中

  

   采访组:习近平在梁家河插队期间,您在延川县文安驿公社任职。请您讲讲您当年和习近平认识和交往的情况。

   刘明升:我是1963年上的初中,1966年初中毕业,1970年被抽调在贺家湾公社工作。1971年我被县上招为公社团干部,3月分配到文安驿公社,当时还不是正式干部,是合同干部,1977年转正。

   刚开始一段时间没有分配具体工作,领导有时候派我出去,干一些具体工作。六七月份的时候,领导把我分到梁家塌村做包村干部,就是雷榕生下乡的那个队。当时村上没有什么公窑,村上的书记觉得我们都是年轻人,并且知青窑洞都很干净,就让我和雷榕生住在一起。有一次,雷榕生约我和他一起去梁家河,他说梁家河有个亲弟弟叫雷平生,还有一个八一学校的同学叫习近平,是习仲勋的儿子。

   我们陕北人都知道习仲勋,在陕北闹革命,还当过西北局书记,后来又是国家副总理。我当时的想法是,人家都是大干部的子弟,怕有距离,也不知道人家欢迎不欢迎咱。后来,耐不住雷榕生的邀请,我也跟着去了梁家河。

   到了梁家河,彼此介绍了一下,他们都很热情,慢慢地拉起话来,就算是认识了。他们都是大城市来的,见识广,家教好,待人客气。拉话之后,我说要回去。他们都说不用走了,留我在他们窑洞住下。窑洞里有一个大土炕,我就跟着他们住下了。到了晚上,大家彼此说说话,熟悉熟悉。那个时候农村比较困难,但是家家户户都养几只母鸡,鸡蛋还是有的。油很稀缺,都是小麻油,过年炸油糕才用,平时有客人来才用一点儿,自己都舍不得吃。雷平生端个碗,到老乡家里买了半碗小麻油,买了两块钱的鸡蛋。我清清楚楚地记得,雷平生用洋柿子(陕北方言,西红柿)炒了一盘鸡蛋。之前,我们陕北吃炒鸡蛋,一般就是用油直接炒,顶多加些葱或者韭菜,从来没有用过洋柿子炒鸡蛋。我当时还说:“你们大城市来的就是不一样,还能用洋柿子炒鸡蛋。”

   我们彼此的身份都清楚了,开始说一些社会方面的事情,念书方面的事情。年轻人都念过书,我是初中毕业,一般的常识,历史、地理等都知道一些,这样就有了共同话题。他们也说农村的事情,从北京来插队已经两年了,都习惯了,和村里人都熟悉了,家家户户的情况都清楚了。他们从北京来延川确实不容易,过好几关,不仅要适应农村的生活,而且什么事情都得自己去干。

   就这样,我们算是认识了。我有时候在村里,有时候在乡政府,他们三个到文安驿办事、邮信、买东西,就找我见见面,聊聊天,有时候晚了回不去了,就在公社住一个晚上。我从梁家塌到文安驿公社开会学习,要经过梁家河,也到近平的窑洞聊聊天、喝喝水。我们都是年轻人,熟悉得比较快,交往也就多了起来。

   1972年的时候,文安驿公社的知青专干调走了,当时我们公社还有七八十个知青。公社的书记对我说:“县上不派知青专干了,人手不够,咱们就不再配知青专干了。你是团干,你把知青专干接上。有什么事,该承担的工作承担起来。”既然领导安排了,我就把工作任务都承担起来了,负责知青工作,做些开会、招工、发文件、整理资料之类的事情。

   1973年,领导把我分配到梁家河做包村干部。我当时的想法就是,领导分配到哪里,咱就去哪里,一心一意,尽最大的努力完成领导交代的任务。到了梁家河村,我对近平的了解就更多了。

   采访组:我们昨天采访杨世忠时,他谈到习近平入党和担任村支书是在同一个会议上讨论通过的,请您回忆一下当时的情况。

   刘明升:1973年八九月的时候,按照县、公社的统一安排,组织了工作组到梁家河整顿,我恰巧是这个工作组的成员。

   情况调查清楚之后,我们工作组就考虑调整一下村里的班子,认为对各方面都有好处。首先要考虑谁当支部书记合适。梁家河的姓比较杂,有十几个姓,选书记一定要选一个威望比较高的,大家都认可的人,既要考虑到有本事,还要考虑办事公道。考虑来考虑去,大家都想到了近平。近平是一个外来知青,他和村民没有任何血缘关系,并且他在村里这么多年,一直都处事公道,能够把一碗水端平。有了这么一个初步的意向之后,接下来的工作就是走访群众,调查情况。

   当时近平在赵家河村搞社教,不在梁家河。但是我们已经认识近三年了,我对他的情况也比较了解。我调查情况的时候,梁家河的村民,无论谁说起近平,都说他遇事沉稳,虽然是个年轻小伙子,做事情却稳稳妥妥,和村里谁都没有发生过矛盾。村民还反映,近平做事非常有个性,话不多,做事情很有两下子,大家心里都佩服他。此外,近平有知识,古今中外,天文地理,懂得的事情特别多,是个有文化的人。

   习近平有时候也到公社开会学习,公社院子里有一个大桌子,大家都在这一个桌子上吃饭,通常是一边吃饭,一边拉话,所以公社的干部对近平也比较了解。我听到有的公社干部说:近平做事有规矩,对人有礼貌,是个好后生。

   总的来说,村里、公社都对近平印象好,调查的结果就是他完全具备当村支书的群众基础。

   我们工作组开会讨论了这件事情,互相商量,初步形成了一个意见:让习近平当村支书,让梁玉明当村主任,这个村子今后的工作肯定能搞好。

   接下来,我们就找习近平做工作。当选村里的书记之后,生产各方面的担子都会压在身上,并且知青有招工、当兵、上大学的机会,随时都有可能离开村子,主要看近平愿意不愿意,有没有做好思想准备。近平说:“如果村里需要,组织和群众认可,我就听从组织的安排。”就这样,近平同意了做梁家河的村支书。我们也找了梁玉明谈了这件事情。梁玉明思想很开明,不仅同意组织上对自己工作的安排,而且对近平的工作能力非常赞赏,完全赞同近平当村支书。

   采访组:担任村支书要党员才可以吧?

   刘明升:是的,我们工作组通盘考虑了整个事情。近平来梁家河这么多年,追求进步,一直在写入党申请书。要当村支书,还要解决入党的问题。

   从各方面的考察来看,近平完全符合党员的标准。唯一的问题是近平父亲的问题。我和近平比较熟悉了,他对我说他父亲因为一本小说《刘志丹》被定为重大问题,我就知道了他父亲问题的前前后后的过程。我当时的想法就是,习仲勋在陕北闹这么多年的革命,还当了中央的大官,就因为这么一本小说被打倒了,家里人都为此受了不少罪,可不能让这个事情再影响近平的发展了。再说,入党关键还是要看本人的表现,只要本人符合党员标准,就可以发展嘛!

   采访组:习近平在他自己写的文章《我是黄土地的儿子》里面讲到他入党是得到您的帮助和支持的,文章里是这样描述的:“团委书记到我那里,跟我聊了五天,最后成为‘死党’,后来也就是他接任公社知青办主任后,一把手把我的‘黑材料’付之一炬的。那次他把我拉到一个小山沟的青石板上坐下,说,我把你的所有‘黑材料’都拿出来了。我说:‘黑材料’拿来有什么用?他说:烧了吧!我说,你敢啊?掉脑袋的事。他说,怎不敢,我看这材料不是你学校寄来的”。这段文字里面描写的团委书记就是您,对吗?

   刘明升:呵呵,那都是过去的事情了。其实,大家心里都清楚,习近平十几岁就来插队,他的父母很年轻就出来干革命,社会关系都不存在问题,核心就是怎样看待习仲勋的问题。习仲勋是国家的副总理,因为《刘志丹》这本小说出了事情,家庭受到了影响。

   采访组:后来入党的事情怎么样了?

   刘明升:后来大家就开会讨论这个事情,形成的基本意见就是:近平来到我们村这么多年,他的情况大家都了解,他的表现大家也都看到了,不能让近平再受到影响,可以发展他入党,所以组织上批准他入党并担任大队党支部书记。

   采访组:近平当上书记之后,为村里做了哪些事情?

   刘明升:1973年,我在梁家河整完班子。1974年的6月就调到文安驿的马家沟村蹲点。有时候,我也带着北京支援延安的干部到各个村子去调查情况,所以对近平当书记之后的工作也比较熟悉。他给村里办的事情可多了,打坝、挖井,办缝纫社、代销点、铁业社、磨坊,只要是村民需要的,只要是他能想到的,他都去办,而且都办得轰轰烈烈。

   近平当村支书后,看到报纸上报道四川办沼气的消息。沼气可是个好东西啊!第一,庄稼全靠粪当家,沼气池里的沼液可以当肥料,提高粮食产量;第二,沼气可以点灯照明;第三,沼气还可以烧火做饭。报纸上登出四川人民大办沼气的消息,介绍了办沼气的好处。我们陕北农村恰巧就缺这样的好东西呀!春节过后,近平就和县上的一部分人到四川考察学习。回来之后,首先在梁家河建沼气池,下定决心要把这件事情办成。

   他开始办沼气后,我心里就惦记上了,这可是咱陕西破天荒的一件事情,之前从来没有人办过,也不知道能不能办成。所以,我一有时间就到他们村子去看看。有一次到了梁家河,我看到沼气池挖好了,正往上抹水泥;又过了一段时间,看到池子建好了,就等产沼气了。我也心急,就往梁家河跑得更勤了。有一天,我又去梁家河,看到近平正围着沼气池忙活呢。原来沼气池两边的水位都涨高了,但就是没有见沼气出来,他正急得团团转,见我来了,就对我说:“不知道怎么回事,沼气还是不能用。”我就对近平说:“别急,你再好好看看,你不是去四川参观过吗?是不是里面的料堵住了?”近平看了看情况,就找了一个小棍子戳了几下,还是不行。我又找了一根粗棍子,和近平一起使劲往里戳,戳开了一个窟窿,气就哧哧地往外冒开了,用火柴点了一下,火就“轰”地着了起来,灶上的火很旺,灯也很亮。因为灶和灯先前都安装好了,就等着产气点火。大家高兴得手舞足蹈,近平对我说:“你有自行车,赶紧骑上自行车给公社报告吧。”那个年代,哪有什么电话、手机,传递信息全靠写信或者人跑。我骑上自行车,从梁家河到文安驿十来里路,就像风刮的一样,能骑多快就骑多快,飞奔着去公社报告这个喜讯。这不仅是近平的事情,还是梁家河的事情,也是文安驿公社的事情呀!

   我到了公社,跑到白书记的办公室,大声地喊着:“近平把沼气办成了!产气了!今天点着火了!”白书记一听,高兴得不行,赶紧给县沼气办报告。县沼气办听到这个消息,轰隆隆地来了好多人。终于把沼气搞成功了!近平为我们文安驿公社争了个第一,这是陕西省第一口沼气池。紧接着,梁家河实现了沼气化,省上还来开了现场会。近平来的时候年龄最小,不仅当了村里的书记,而且待得时间最长,把村里搞得轰轰烈烈。后来,地区开“积代会”(学习毛泽东思想积极分子代表大会),习近平就是理所当然的代表。

   从办沼气这一件事情,就可以看出近平的开拓精神。

1975年8月,开始了新的招生工作。近平觉得毕竟过去上学少,还需要继续学习深造。文安驿公社的教育专干因为特殊事情请假,领导让我负责当年的招生工作。公社在研究时,虽然不舍得让近平走,但是也不能耽搁他的学习,就决定推荐他去上大学。到县上报志愿时,近平填写的志愿清华大学。我觉得近平学得好、干得好,他应该上这样的好大学。(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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