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知常:中华文明第三期:新的千年对话

——从“大文明观”看中华文明的“天问”与“天对”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265 次 更新时间:2017-02-13 18:4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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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知常 (进入专栏)  

  

   [内容提要:中华文明第一期,以两汉以前为界,是中华文明内部的对话,围绕着“道德”展开;中华文明第二期,以清末民初前为界,是中华文明与“西天”佛教文化的对话,围绕着“宗教”展开;中华文明第三期,以清末民初以后为界,是中华文明与西方文化的对话,围绕着“信仰”展开。在其中,与西方基督教文化的对话,是核心内容,也是中华文明的信仰建构的必须。

  

   关键词:西方  基督教  信仰  自由 

  

   2015年,拙作《让一部分人在中国先信仰起来——关于中国文化的“信仰困局”》分为上中下三篇,在《上海文化》第8、10、12期刊出。

  

   拙作刊出后,《上海文化》从2015年10期开始,开辟了专门的关于信仰问题的讨论专栏,迄今已发表了著名学者陈伯海、阎国忠、毛佩琦等的十余篇讨论文章。2016年3月6日,在北京召开了由北京大学文化研究发展中心、四观书院,上海文化》联合主办的“中国文化发展中的信仰建构”讨论会,2016年 4月16日,在上海由上海社科院文学所、《学术月刊》编辑部、《上海文化》编辑部联合主办,召开了“中国当代文化发展中的信仰问题”学术研讨会,《探索与争鸣》、《思想界》、《文汇报》、《社会科学报》、《文学报》、《东方早报》的编辑也与会参与。

  

   古人有云:“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拙作固然并非“奇文”,但是,诸多大家的争“相与析”,却确实是极大地推进了问题的讨论,而且也给我以深刻的启发。现为了进一步推进商榷与争鸣,我再借《上海文化》的宝贵篇幅,就己见复略加陈说。

  

   一

  

   关于拙作的写作,以及为什么要在当前郑重其事地提出“在中国先信仰起来”的问题,《上海文化》诸多的讨论文章以及两次讨论会中的学者发言,大都是针对现实的中国社会的种种现状,而且还都做出了更为深入、更为全面的讨论,这一切都是十分重要的,也无疑都是对于拙作的思考的一个丰富与提高。不过,我也还是要说,其实,拙作之所以要提出“在中国先信仰起来”的问题,主要的还不是出之于对当下的现状的思考,更不是着眼于提出某种对于当下存在着的“信仰缺失”、“信仰困局”的对策,而是希望着眼更为宏观的思考,希望对于中国文化、中华文明的历史走向提出自己的一孔之见。

  

   换言之,拙作的主旨应该是:从“大文明观”看中华文明的“天问”与“天对” 。

  

   所谓“大文明观”,是对于“大历史观”的借鉴。汤因比曾经提出:研究历史,要以六百——七百年为一个单元。布罗代尔提出:历史的研究可以分为三段,亦即短时段、中时段、长时段,而且要更多地进行长时段的历史研究。在中国,最为著名的是黄仁宇。他明确地提出,在历史研究中要有“大历史观”,要借助历史的望远镜,“顾远不顾近,看长不看短,专注于历史上与我们有关的重点,而放弃其它末节。”[1]这方面的代表作,则应该首推1970年出版的美国学者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通史》,这是一部“经典中的经典” ,也是一部几乎重新改写了“历史”在人们心目中的印象的巨著,而按照作者的说法,他则是“站在月球上看世界历史的”。在这个意义上,“大文明观”,无疑也应该是从长时段出发对于文明历程的研究,也应该是文明的望远镜。

  

   而所谓“中华文明的‘天问’与‘天对’”,则是我在2005年出版的《王国维:独上高楼》一书中就已经提出的。所谓“天问”,是对于屈原名著《天问》的借用,指的是在世界的暗夜中对于终极价值的追问;所谓“天对”,则是对于柳宗元《天对》的借用,指的是对于世界的暗夜中的对于终极价值的追问的回答。而中华文明的沧桑历程,其实也就是中华民族在“世界的暗夜中”对于根本价值的一次次的“天问”与一次次的“天对”的历程。

  

   也因此,一个亟待展开的极为重要的课题,就是从“大文明观”的角度去考察中华民族在“世界的暗夜中”对于根本价值的一次次的“天问”与一次次的“天对”的沧桑历程,而且,这个沧桑历程又可以被划分为三期。

  

   中华文明第一期,以两汉以前为界,是中华文明自身的对话。针对中华民族在“世界的暗夜中”对于根本价值的执着“天问”,中华民族内部百家争鸣,都纷纷各自提出了自己的“天对”,而且以儒家的“天对”最为成功。这可以称之为中华文明的“子学时代”。

  

   中华文明第二期,从两汉开始,是中华文明与西竺佛教文明的对话。针对中华民族在“世界的暗夜中”对于根本价值的执着“天问”,中华文化与西竺佛教文化相互对话,并且借以充实自身,再一次提出了自己的“天对”,并且形成了自己的新宗教、新哲学、新文学、新思想。这就是1300年前问世的新宗教:禅宗;500年前问世的新哲学:心学;500年前问世的新文学:《西游记》;三百前问世的新思想:《红楼梦》。这一时期,可以称之为中华文明的“佛学时代”。

  

   宋人王安石曾总结说:“成周三代之际,圣人多生于儒中,两汉以下,圣人多生于佛中”。[2]其实,这也正是对于“中华文明的‘天问’与‘天对’”的第一期与第二期准确划分。

  

   拙作所关注的,则是针对中华文明在“世界的暗夜中”对于根本价值的执着“天问”的新“天对”,这就是从清末民初开始的中华文明第三期。

  

   中华文明第三期,同样是中华文明与异邦文明的对话。不过,这一次已经不再是针对“西天”,而是针对“西方”了。

  

   众所周知,在中国文化中有着许多西来的成分。《列子  周穆王》云:“西极之国有化人来”;《列子  仲尼》亦云:“孔子动容有间,曰:‘西方之人,有圣人焉”。不过,在两汉到清末民初这一段时间的中华文明第二期里,其中的“西”,还主要是指的以印度为中心的佛化区域,所谓“西竺”、“西天”。因此,印度洋被称作“西洋”。人们常说的,也是“祖师西来”。在《西游记》里,我们甚至可以看到,我们这样的“天朝上国”甚至不惜把中心地位让给天竺,而不惜谦称自己为“东胜神州”或者“南瞻部洲”,更不要说,国人甚至还开始把灵魂也交给了“西天极乐世界”。总之,“白马西来”之后,尽管历经“三武一宗”的大劫难,在科举完成了中国人“安身”的使命之后,禅宗也进而弥补了中国人“立命”的空白,布衣卿相,文盲成佛,一时皆梦幻成真。在孔子成为黄河流域的圣哲、老子成为长江流域的圣哲之后,惠能,也成为了珠江流域的圣哲。黎锦熙说:佛教这顿大餐,中国人吃了整整一千年。然而,无论如何,来自“西竺”、“西天”的佛教毕竟已经为中华文明所接受、消化,并且成为了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所谓“家家弥陀佛,户户观世音”,所谓儒释道的被并称,就是有力的证明。

  

   而在中华文明第三期,尽管同样是中华文明与异邦文明的对话。针对的却毕竟已经不是“西天”,而是“西方”了。对此,国人有着清晰的自觉。所谓“西方”,又被称之为“泰西”、“太西”,所谓的“大西洋”,也是因为要区别于原来的“西洋”(印度洋)。总之,所谓“西方”,就是比“西天”更加遥远的所在。而且,在最初的犹豫彷徨之后,对于“西方”文化,而今的国人已经普遍都秉持了接受的态度。这是因为,正如鲁迅先生所说:“现在许多人有大恐惧,我也有大恐惧。”“许多人所怕的,是‘中国人’这名目要消灭;我所怕,是中国人要从‘世界人’中挤出。”[3]因此,“别求新声于异邦”,就成为国人的共同选择。这样,不但“言必称尧舜”变成了“言必称希腊”,而且,“欧洲传奇”取代了“西竺传奇”,“西天取经”变成了“西方留学”。

  

   由此,倘若借用王安石的那句著名的断言,那么我们就可以说,从清末民初开始,无疑是“圣人多生于”与西方文化的对话之中。

  

   换言之,过去是从“西天”佛教的角度阐释中国文化,现在则是从西方文化的角度阐释中国文化。这是第二次的阐释,是中华文明的新“天问”与新“天对,也是中华文明在第三期即将展开新的千年的对话——中华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对话。

  

   这一时期,可以称之为中国文化的新子学时代。

  

   当然,也不是并不存在某种遗憾。

  

   例如,何谓“西方”?再例如,我们应该向“西方”去学习什么?

  

   常见的遗憾,是以为西方就是科学技术的故乡,向“西方”学习,则当然就是学习它的科学技术。

  

   这当然也非常重要,而且无疑极为迫切,更何况,这样的学习还确实能够立即见效,能够立竿见影。可是,也难免有仅仅登堂而未能入室之憾。这一点,在百年后的今天无疑已经成为共识,此处无需赘言。总之,“西方”并不等于科学技术的故乡,向“西方”学习,也不等于就只是去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

  

   更为深刻的遗憾,则是以为“西方”就是南部欧洲,因此,向西方学习,则就是学习“民主”,也就是学习文艺复兴的文化,学习拉丁文化,学习启蒙文化,学习革命文化,例如法国大革命的文化。于是,所谓“法式启蒙”,也就是人本主义的现代化或者无神论加个人主义,就进入了国人的视线。至于作为南部欧洲的“西方”的第二代变种,则无疑正是前苏联。它可以被称之为:斯拉夫人的社会主义的现代化,或者无神论加集体主义。这当然也十分重要。然而,继而随之而来的反对崇尚个性的纵欲主义、无政府主义以及大陆理性主义、集体主义、直接民主、大陆法系乃至法西斯主义等等理念的肆行无忌,在历经了文化大革命的血腥动乱之后,却已经使得国人为之却步。原来,这“西方”并非那“西方”,现代化意义上的“西方”也并非地理意义上的西方,甚至也并非地理学意义上的欧洲。倘若盲目地将现代化与欧洲等同起来,将现代化意义上的“西方”与欧洲等同起来,那无疑将会铸下大错,漫漫百年,我们的学习屡屡以“付学费”而宣告结束,屡屡以水土不服而告终,没有能够真正得以寻觅到真正的西方,应该说,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

  

   由此,我们看到,从表面看,西方的现代进程是借助于“科学”、“民主”这一历史杠杆撬动了地球,但是那也许只是因为这个历史杠杆太长,以至人们只看到了它触及地球的一端,但是却忽视了在它的遥不可见的手柄另外一端,内在地驱动着“科学”、“民主”的那一端。换言之,在它的遥不可见的手柄另外一端,才蕴涵着国人所真正应该去学习的“西方文化”?!

  

   而这也正是我在拙作中郑重提及北部欧洲,提及基督新教的原因。

  

类似西方人常说的“房间里的大象”。(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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