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铁军:古代审案官员司法调查权溯源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33 次 更新时间:2017-02-13 15:36: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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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铁军  

   内容提要:中国古代审案官员司法调查成制于秦汉,秦汉爰书的相关记载可以成为现代法官调查权研究的溯源之本。爰书内容全面反映了秦汉审案官员司法调查以被告人口供、控告人陈述为中心、注重对被告人品格证据的调查以及详查细勘获取客观性证据等特点。这些特点经后世演进、改良,形成彰显中华法系特色的司法制度。至今,古代司法调查权的某些特点仍明典于律文或暗行于实践。通过对古代审案官员司法调查权的研究,可发掘现今法官调查权存在问题之成因,亦能为完善法官调查权提供制度之借鉴。

   关 键 词:秦汉爰书  法官调查权  被告人口供  量刑证据

  

   法官在审判中是否拥有调查权,这是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和职权主义诉讼模式的区别之一。德国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法院在此范围内(此乃指起诉书中所载之事项)有权利及义务独立行使调查职权”、“法院为了调查真相,应依职权对所有对判决有重要性之事实或证据加以调查”。德国学者将此概括为调查原则,“调查原则乃指,法院自行对犯罪事实加以调查(即主动‘指挥’调查之),不受诉讼参与人之申请或陈述之拘束。”[1]P130而英美法系国家即使偶有法官可以调查证据和询问证人的规定,①但法官主动传唤非专家证人出庭和主动询问证人,则被认为是对当事人主义对抗制庭审的破坏,在实践中是不被允许的。②我国刑事诉讼法从1979年颁行至今已修改过两次,对法官调查权的重新厘定成为历次修法的重中之重——这既关涉我国诉讼模式由职权主义向增加当事人主义因素的转变,更涉及保障人权等宏伟论题的实现。诚然,改革和修法不可能一帆风顺,必定会遇到阻碍和挫折。但应当引起我们注意的是,2012年修改刑事诉讼法将已被1996年修法废止的审前卷宗移送制度再次予以确立,这是我国刑事诉讼中唯一涅槃重生的制度。③卷宗移送制能够兴废继绝,正是因为修法时立法者对我国法官调查权进行了重新勘定,是强化法官调查权的一种方式。近年来,在中央的部署和推动下,法官责任终身制、庭审中心主义等司法改革如火如荼地相继展开,作为责任的承担者和作为庭审掌控者的法官如何有效行使调查权,从而实现防止出现冤错案件并保障当事人知悉权、辩护权等诉讼权利的目标,这已成为目前亟待解决的理论和实践问题。有鉴于此,笔者不揣冒昧以秦汉爰书记载的审案官员司法调查权为蓝本,追根溯源探究我国古代审案官员司法调查权的发展脉络,以期为进一步厘清、完善法官调查权提供借鉴。

  

一、秦汉爰书中审案官员司法调查权制度之形成

  

   先秦时期,由于国家集权未完全形成,审案官员一般不会主动介入普通百姓之间的刑事案件。该特点从关于先秦时刑事诉讼的零星记载中可以析明:其一,《周礼•大司寇》记载,“以两造禁民讼,入束失于朝,然后听之;以两剂禁民狱,入均金三日,乃之于朝,然后听之。”可见,先秦对普通刑事诉讼采谨防擅讼之态度,不仅要求有原被告双方的起诉、答辩文书,还要求交纳“均金”的诉讼费。这种对刑事诉讼的限制态度与秦之后形成的“连坐”等鼓励、强迫民众主动告发犯罪,审案官员主动查究刑事案件的模式根本不同。其二,神判在我国上古并不盛行,“但在使用刑讯以前,似也曾经过神判的阶段。在最古老的传说里还可以看出一些遗留的痕迹。”[2]P272如,传说中舜命皋陶掌管司法,而皋陶断狱时会令獬豸触罪疑者,獬豸“不直则触”。后汉以来专司法刑之官吏将獬豸作为冠服。④而神判方式,恰恰是与弹劾式诉讼模式相适应的证据调查方式,反映出限于技术条件和自身职能,审案官员并不主动调查案件,当原、被告双方的争议无法判明时,依靠神的旨意对案件进行裁断。其三,自上古,审案官员对刑事案件的调查即采“五听”的调查方式。《周礼•吕刑》云:“简孚有众,唯貌有稽。”《周礼•秋官•小司寇》又云:“以五声听讼求民情,一曰辞听,二曰色听,三曰气听,四曰耳听,五曰目听。”审案官员通过察言观色断定案情的调查方式与秦、汉刑事诉讼中普遍盛行的刑讯和依据口供定案截然不同,体现了审案官员调查案件方式手段的单一和非强制性。由于上述原因及先秦记载审案官员司法调查史料之匮乏,笔者将秦汉爰书中记载的审案官员司法调查权视为我国法官调查权之源,溯本逐源,通过对爰书内容的展开和研读透析我国古代审案官员司法调查权之全貌。

   “‘爰书’是战国的秦国和秦汉时司法机关通行的一种文书形式。其内容是关于诉讼案件的诉辞、口供、证辞、现场勘查、法医检验的记录以及其他有关诉讼的情况报告。”[3]P56解放前出土的居延汉简、云梦秦简中有许多关于秦汉爰书内容的记载和原本,20世纪70年代出土的甲渠候官及第四隧出土汉简F22号“建武三年十二月候粟君所责寇恩事”册书(此案本系一介于民刑之间的案件,但除未对被告人刑讯外,审案官员采用的其他调查方式与刑事案件相同,故也作为本文研究的蓝本)更是难得一见的关于汉爰书的完整记录。不仅出土的简牍有爰书原文,相关的史籍中也有关于爰书的记载。西汉司马迁《史记•酷吏列传》载:“张汤者,杜人也。其父为长安丞,出,汤为儿守舍。还而鼠盗肉,其父怒,笞汤。汤掘窟得鼠及余肉,劾鼠掠笞,传爰书,讯鞠论报,并取鼠与肉,具狱磔堂下。”班固《汉书•张汤传》内容亦大同与《史记》的记载。这种地下简牍文物与古书记载之重合,使“吾辈生于今日,幸于纸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由此种材料,我辈固得据以补正纸上之材料,亦得证明古书之某部分全为实录,即百家不雅训之言亦不无表示一面之事实,此二重证据法惟在今日始得为之。”[4]P2-3“所谓‘二重证据法’实际包括了两个方面,一是地下材料与纸上材料并不一致,但前者可以补充、纠正后者;二是地下材料与纸上材料具有某种一致性,前者可以证明后者。”[5]P153出土的爰书简牍和史料记载的爰书吻合,故可以断言通过爰书记载的证据材料及案件的诉讼情况能反映秦汉审案官员的司法调查权。通过对秦汉爰书记载内容的整理,秦汉时期审案官员的司法调查权主要通过以下三种方式行使。

   (一)审案官员通过讯问被告人对案件进行调查

   审案官员通过对被告人的讯问来调查案件,先秦时既已存在,该点从前述“五听”制度的分析中可见。秦汉审案官员沿袭了先秦讯问被告人的司法调查方式,更进一步创设制度化的刑讯作为讯问被告人的重要手段,从而保证审案官员讯问的有效性。秦汉爰书对审案官员讯问被告人的相关记载有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记载刑讯理由的爰书。秦朝时刑讯虽成定制,但仍被认为是情非得已采取的手段,并已经认识到刑讯可能导致冤错案件。“治狱,能以书从迹其言,毋笞掠而得人情为上,笞掠为下,有恐为败。”⑤《封诊式•讯狱》记载:“凡训狱,必先尽听其言而书之,各展其辞;虽知其訑,勿庸辄诘。其辞已尽书而无辞,乃以诘者诘之,诘之又尽听书其解辞,又视其它无辞者复诘之。诘之极而数訑,更言不服,其律当笞掠者,乃笞掠。笞掠之必书曰:爰书:以某数更言,无解辞,笞讯某。”可见,审案官员应主要以言词讯问的方式进行调查,并要求将被告人的供词记录。虽然根据已有证据明知被告人说谎,也不能打断被告人,应当让被告人完整陈述案件情况。当被告人彻底讲完后,审案官员可以通过诘问的方式反复调查被告人口供,每次诘问和被告人回答的情况都应记载。只有经反复诘问而被告人多次说谎并对犯罪不承认,依据法律应当刑讯时才可以刑讯。所有上述情况都应用爰书详细记录,以便后续的复查。

   其二,记载被告人认罪的口供爰书。如,“爰书:某里士伍甲缚诣男子丙,告曰:‘丙,甲臣,骄悍,不田作,不听甲令。谒卖公,斩以为城旦,受价钱’”,后经审案官员讯问丙,丙供认“甲臣,诚悍,不听甲。”⑥该爰书记载的就是被告人丙对原告人甲指控其以奴仆身份骄悍不听从甲的命令、不劳作等内容的供认。又如,《封诊式•告子》记载“爰书:‘某里士伍甲告曰:甲亲子同里士伍丙不孝,谒杀,敢告’。即令令史已往执。令史己爰书:与牢隶臣执丙,得某室。丞某讯丙,辞曰:甲亲子,诚不孝甲所,无它坐罪。”该爰书既有对原告甲控告其子丙不孝的内容,也包含了抓获被告人丙的经过以及丙承认其确实不孝的认罪口供记录。

   其三,记载被告人自首的爰书。如,《封诊式•盗自告》记载:“爰书:某里公士甲。自告曰:以五月晦与同里士伍丙盗某里士伍丁千钱,无它坐,来自告,告丙。”该爰书记录了被告人甲主动到官府投案,并供述了其五月末和同里的丙偷盗了他里人丁千钱的犯罪情况。最后,甲对丙也进行了揭发,希望能得到从轻处罚。从该爰书行文的称谓看,甲被作为该案的原告人,丙作为被告人,因为所有的爰书中皆以“甲”来指称原告,以“丙”来指称被告,其他人员则从乙、丁向后指称,皆无具体姓名。

   上述第二、第三种被告人自愿承认有罪的爰书,审案官员的调查不需刑讯,但对否认指控的辩解是否一律刑讯,这应区分具体情况。若通过其他方式不能查明案件事实,根据现有证据又能证明被告人故意编造事实,则可以刑讯;如果通过其他司法调查方式能查明案情,则无需刑讯。如,“建武三年十二月候粟君所责寇恩事”汉简记载:都乡啬夫宫敢言之:“廷移甲渠候《书》曰:‘去年十二月中,取客寇恩为就,载鱼五千头到觻得。就贾用牛一头、谷廿七石。恩愿沽出时行钱卅万,以得卅二万,又借牛一头以为莝牸,因卖,不肯归,以所得就直牛偿,不相当廿石。’…谨验问,恩辞:‘不当与粟君牛,不相当谷廿石。又以在粟君所器物直钱万五千六百,又为粟君买肉禽三石,又子男钦为粟君作贾直廿石,皆尽偿所负粟君钱毕。粟君用恩器物币败,今欲归恩,不肯受。’爰书自证,写移爰书,叩头死罪死罪敢言之!”⑦该爰书记载的内容既是“寇恩因粟君无理扣押了他的车器,并抵赖他为粟君买米肉所出的钱,告发了粟君。可是粟君却致书居延县庭,反诬冠恩卖掉借他的牛不赔,得不偿失。于是‘验问了’寇恩。”[6]P9根据验问的结果,形成了爰书并判决原告败诉,然后将爰书作为调查口供的记录上报。

   (二)审案官员通过委托被告人原籍地官吏对被告人的个人情况进行了解

   根据秦汉爰书记载,审案官员不仅可以自己对案件进行调查,还可以委托被告人原籍地官吏对被告人的身份、年龄、财产等情况进行核实或查封。⑧如,《封诊式•有鞫》记载:“敢告某县主:男子某有鞫,辞曰:‘士伍,居某里。’可定名事里,所坐论云何,何罪赦,或覆问无有,遣识者当腾,腾皆为报,敢告主。”该爰书是审案官员向被告人的原籍官吏发送的核查被告人姓名、籍贯、之前是否有犯罪、是否被赦免、还有无其他犯罪、逃跑和被抓获等情况,并要求原籍官吏派人查封被告人的财产。

   有些审案官员委托调查还包括委托原籍官吏对被告人平日是否诚实、是否有横行乡里、鱼肉百姓等品格证据的调查。《封诊式•黥妾》爰书记载:“其问如言不然?定名事里,所坐论云何,或覆问无有,以书言。”在此,审案官员不仅委托原籍官吏调查被告人姓名、身份、前科等一般情况,还征求原籍官员对被告人平日是否诚实,应否采信被告人供述等的意见。又如,《封诊式•告臣》爰书记载:“其定名事里,所坐论云何,何罪赦,或覆问无有,甲尝身免丙复臣之不也?以律封守之,到以书言。”该记载亦是请原籍官吏对被告人户籍、前科等“普通委托事项”进行调查,另委托核实甲是否曾免除丙奴隶身份、是否有出尔反尔再次奴役丙的情况。

通过委托原籍官吏调查的爰书,能够更好地全面了解被告人在原籍犯罪前之一贯表现,考察其年龄、品格等因素,(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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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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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政法论丛》 2016(1):145-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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