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武王伐纣时见过哈雷彗星吗?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59 次 更新时间:2017-02-10 19:3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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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晓原 (进入专栏)  

   “武王伐纣,彗星出而授殷人其柄”

   武王伐纣是中国历史上第一场留下了较多史料和理论建构的“革命”——这个词汇的本意是“改变天命”,我们今天仍在使用的词汇如“改革”、“革新”、“革除”中的“革”字,都还是类似意义。儒家虽然有“汤武革命”之说,但成汤灭夏桀只有简单记载且缺乏理论建构,非武王伐纣可比。

   理论建构的要点,就是论证“天命归我”。但“天命”如何得知呢?那就需要观察天象了,所以武王伐纣这样一场“革命”,留下了16条与天象有关的记载。这些记载有真有伪,有些可以用现代天文学方法回推检验,但都可视为周人及后人为伐纣进行理论建构的一部分。

   《淮南子·兵略训》载:“武王伐纣,……彗星出而授殷人其柄”。按后世流传的星占学理论来看,这是一个不利于周武王军事行动的天象,因为“时有彗星,柄在东方,可以扫西人也”。就是说,周武王的军队在向东进发时,在天空见到一颗彗星,它像一把扫帚,帚柄在他们要进攻的殷人那一边(东边)。但是对于天文学家来说,这条记载给出了彗头彗尾的方向,不失为一个宝贵信息。毕竟,古人记载天象是“搞迷信”用的,不是给现代天文学家当观测资料用的,所以一点一滴的信息都很宝贵。

   已故紫金山天文台台长张钰哲,利用当时还很稀罕的TQ-6型电子计算机,计算太阳系大行星对哈雷彗星轨道的摄动,描述哈雷彗星3000年轨道变化趋势,在此基础上,他对中国史籍中可能是哈雷彗星的各项记录进行了分析考证。经过张钰哲的研究,我们现在知道,从秦始皇七年(公元前240年)起,下至1910年,我国史籍上有连续29次哈雷彗星回归的记载;秦始皇七年之前还有3次回归记载。当然,记载了哈雷彗星的出现,并不意味着发现了哈雷彗星,因为古代中国人并不知道这32次记录的是同一颗彗星,因而实际上也就谈不到哈雷彗星的“回归”。

   不过,张钰哲发表在《天文学报》1978年第1期上的论文《哈雷彗星的轨道演变的趋势和它的古代历史》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他详细探讨的中国史籍中第一次哈雷彗星记载,即公元前1057年的那次。它至少引出了一段持续20年的学术公案。

                                    

   天文学家和历史学家的差别

   张钰哲在论文中,详细讨论了哈雷彗星公元前1057年的回归和前述《淮南子·兵略训》中“武王伐纣,……彗星出而授殷人其柄”记载的相关性,最后他得出结论:“假使武王伐纣时所出现的彗星为哈雷彗,那么武王伐纣之年便是公元前1057~1056年。”

   张钰哲这个结论,从科学角度来说是无懈可击的,因为他的前提是“假使武王伐纣时所出现的彗星为哈雷彗”——也就是说,他并未断定那次出现的彗星是不是哈雷彗星。或者也可以说,张钰哲并未试图回答“周武王见过哈雷彗星吗”这个问题。

  

但是,到了历史学家那里,情况就出现了变化。例如,历史学家赵光贤在张钰哲论文发表的次年(1979年),在《历史研究》杂志上撰文介绍了张钰哲的工作,认为“此说有科学依据,远比其他旧说真实可信”。然而,在赵光贤的介绍中,张钰哲的“假使”两字被忽略了,结果文科学者普遍误认为“天文学家张钰哲推算了武王伐纣出现的彗星是哈雷彗星,所以武王伐纣是在公元前1057年”。

   这里需要注意的是,文科学者通常不会去阅读《天文学报》这样的纯理科杂志,而《历史研究》当然是文科学者普遍会阅读或浏览的,所以赵光贤的文章,使得无意中被变形了的“张钰哲结论”很快在文科学者中广为人知。在此后的20年中,尽管中外学者关于武王伐纣的年代仍有种种不同说法,但公元前1057年之说,挟天文科学之权威,加上紫金山天文台台长之声望,俨然占有权重最大的地位。一位文科学者的话堪称代表,在和我的私人通信中他写道:“1057年之说被我们认为是最科学的结论而植入我们的头脑”。

  

   周武王伐纣时没有见过哈雷彗星

   转眼到了1998年,“夏商周断代工程”开始了。我负责的两个专题中,“武王伐纣时的天象研究”是工程最关键的重点专题之一,因为武王伐纣的年份直接决定了殷周易代的年份,而这个年份一直未能确定,所以古往今来有许多学者热衷于探讨武王伐纣的年代——到我们开始研究这个专题时,前人已经先后提出了44种武王伐纣的年份!这些年份分布在大约100年的时间跨度中,几乎每两年就有一个。

   在这44种伐纣年份中,公元前1057年当然是最为引人注目的,也是我们首先要深入考察的。

  

目前已知的23颗哈雷型彗星中,有6颗的周期大于100年,这意味着,在公元前1100~1000年间,至少会有其中的17颗出现 ,其中某颗是哈雷彗星的概率已小于1/17;再与前面统计所得哈雷型彗星的占比4~6%相乘,就降到了0.24~0.35%以下,或者说武王伐纣时的彗星为哈雷彗星的概率约为0.3%——考虑到任何周期长于100年的彗星也都可能出现在这100年中,这个概率实际上还要更小。

   而当我们从另外的7条天象记录得出武王伐纣之年是公元前1044年的结论之后,则哈雷彗星既然出现在公元前1057年,就反过来排除了武王伐纣时所见彗星为哈雷彗星的可能性。所以结论是:周武王伐纣时没有见过哈雷彗星。

   前面说过,后世流传的武王伐纣时天象共有16条之多。这些天象记录并非全都可信而且其中有不少是无法用来推定年份的。我们用电脑——这时个人电脑时代已经来临,我们当时用的是486电脑——对这16条天象记录进行地毯式的回推计算检验,结果发现只有7条可以用来定年。而在这7条天象记录中,《淮南子·兵略训》的“武王伐纣,……彗星出而授殷人其柄”居然未能入选。

   因为只要回到张钰哲1978年《天文学报》论文的原初文本,就必须直面张钰哲的“假使”——我们必须解决这个问题:武王伐纣时出现的那颗彗星,到底是不是哈雷彗星?

   张钰哲对哈雷彗星轨道演变的结论是可以信任的,所以我们可以相信哈雷彗星在公元前1057年确实是回归了;但由于武王伐纣年份本身是待定的,我们必须先对伐纣年份“不持立场”,所以伐纣时出现的那颗彗星是不是哈雷彗星,先不能通过年份来判断。

   初看起来,这个问题几乎是无法解决的。但是我团队中的卢仙文博士和钮卫星博士,发挥了青年天文学家的聪明才智,居然找到了解决问题的途径。办法是,对武王伐纣年份所分布的100年间,哈雷彗星出现的概率进行推算。1999年,我们在《天文学报》上发表了论文《古代彗星的证认与年代学》,算是了却了这段学术公案:

   在天文学上,将回归周期大于200年的彗星称为“长周期彗星”,这样的彗星无法为武王伐纣定年,先不考虑。周期小于200年但大于20年的彗星,称为“哈雷型彗星”,这样的彗星在我们太阳系中已知共有23颗(哈雷彗星当然也包括在内)。利用1701~1900年的彗星表,可以发现在此期间,有彗尾的彗星共出现80次(“彗星出而授殷人其柄”表明这颗彗星是有彗尾的),其中哈雷型彗星的占比是6%。如果将彗星星等限制到3等(考虑到过于暗淡的彗星肉眼难以发现),这个占比就下降到4%。由于以目前的理论而言,可以认为近4000年间太阳系彗星出现的数量是均匀的,因此可以认为上述比例同样适合于武王伐纣的争议年代。

载《新发现》杂志2015年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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