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卫平:有感于赵刚批龙应台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9611 次 更新时间:2006-07-16 17:39: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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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卫平  

  

  赵刚先生的大作《和解的壁垒:评龙应台的“你不能不知道的台湾:观连宋访大陆有感”》,他自己的解释是因为徐进钰先生“身体违和,因恐耽误出刊,而嘱本人代为撰写编按”,也就是说,这篇东西是以“台湾社会研究季刊”某期的“编按”面貌出现的。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该文通篇“我”和“我们”交替使用,阅读该文时,经常需要停下来想一想文中所称的“我们”是谁。当然这也是因为不熟悉该刊的背景以及赵先生的同仁所致。进一步说,笔者对于赵刚先生和龙应台先生文中提及台湾的诸种情况,实际上也了解不多。所以,在下面与赵刚先生的商榷中,尽量避免涉及台湾的现状,而主要就赵先生视野中的大陆,提出自己的意见。我感兴趣的是,赵刚先生身为“区域的批判知识分子”、“区域主义的左派”,究竟是如何再现大陆的。

  赵先生“强调”指出:龙应台先生“她如何理解台湾,是深刻地关联到她如何理解大陆,并关联到如何理解两岸关系的。”他担心龙先生对于台湾和大陆的描述,“使得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了两种文明,其间有不可跨越的文化壁垒。这个冷战的、现代化的意识形态的心态结构,无论对两岸的真正和解或是台湾社会内部的正义发展都是有害的。” ①

  赵先生能够对龙先生作出这样的批评,意味着他本人可能拥有另外一套不同于后者的对于大陆的理解,以及与此相关的对于两岸关系的理解;而实际上他若是的确拿出一套不同于龙先生的大陆表述,他对于龙先生的批判才更为有力。但是纵观全文,这个本来不应该回避的问题,在赵先生的笔下,是以“犹抱琵琶半遮面”的方式出现的——他本人并没有提供一个对于大陆比较完整的看法,读者只能从他闪烁的片言只语中去体会,更多的情况下他只是涉及一些非常原则的立场。当然,原则是非常重要的,我很欣赏赵先生文中关于“批判的基础”的提法,失去了原则,就是失去了“批判的基础”。但是仅仅拥有原则是远远不够的,还要观察将原则置放于其中的社会历史环境,看它们是否适合,看它们引起的具体实践及结果如何。即使是最正确的、最没有争议的原则,也不见得能够与所有时空条件下的历史实践直接挂得上钩。仿照赵先生对于龙先生的批评,我也不禁要问,赵先生为何“放弃知识分子的角色”,宁可选择对大陆雾里看花”呢?

  赵先生引用美国学者沃泽尔(Michael Walzer)的“政治正义原则”,批评“很多所谓的民主国家,只让迁移劳工进来打工,但不打算给人家公民权”,缘此,“尽管自己人之间也许是平等的、均富的、自由的、多元认同的,但这个体制的特色绝不在平等与多元,而在专制统治。那暴君是谁呢?当然是我们这些有身份的公民,沃泽尔称之为‘公民-暴君体’。在台湾,我和龙女士都属于这一体。在东亚地区,龙女士和我和北京市民、上海市民也都属于这一体。”我对其中沃泽尔的原则(或曰“批判的基础”)完全认同,对于赵先生作为台湾公民自觉反省自身局限性也深为感佩,但是当他把这个原则运用到大陆(“北京”、“上海”)来的时候——当他说“在东亚地区”,他本人与龙先生、北京市民、上海市民同属这个“公民-暴君体”,则深为不认同。它只是看上去中肯,其实并不中肯的。

  首先肯定地,在北京和上海存在着对于“迁移劳工”的身份歧视,警惕这种不合理的歧视是我们身为北京上海的市民需要时时反省的。某些歧视的情况是不是更甚:在北京的农民工子女至今因为没有当地户口,不能顺其自然地就近入学,打工的农民不得不办起自己的学校,让自己的孩子不至于失学。这样的学校还要为了其合法身份艰难地争取。前几年经常有强行停办某个打工子弟学校的报道。近年来的情况有所改善。截至2004年7月的统计,北京市有打工子弟学校299所,共有9、92万孩子在这样与北京孩子分开的学校念书;其中13所是政府部门正式承认批准的,有28所是待批准的,其余仍然要为自己的合法存在而奋斗。② 也有一些北京学校开始对外来子女开放,但是需要另外缴纳赞助费若干,那是一笔不算小的数字。

  将自己的同胞视为“外地人”加以歧视,这是一个长时期国家政策的结果。实际上,这些农民在没有来到北京之前,他们在就业、医疗、养老,选择居住权等方面,就已经处于严重不平等位置。他们无疑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但因为落地于农村,便拥有一份农业人口的“户口”,享受着“二等公民”的待遇,这是涉及大陆人口半数以上的“种姓制度”。谁能够说几亿人口的农民是“边缘的”、“少数的”?这样一个大面积群体部落的存在,是一个社会整体结构的问题。这种公开的歧视,不仅是由这个制度处处出具证明的,而且它本身是这个秩序得以存在的原因和担保——多年来通过户籍制度将农民琐闭在土地之上,对农产品进行廉价的统购统销,造成了目前仍在运转的这个秩序的基础。是“公民”但并不拥有实际的“公民权”,是“同胞”却要被视作“外来人口”,这样的问题,不可能出现在沃泽尔的视野之内,也不是赵刚先生擅长面对和处理的。

  不只是农民不具备同等的公民权,即便在北京人和上海人之间,这种公民权也是需要进一步叩问的。赵先生所说的“在自己人当中也许是平等的、均富的、自由的、多元认同的”,其中的“也许”所留下的模糊空间,实际差别太大。众所周知,我们的选举是“仿佛在选举”,我们宪法上明文规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实际上并未得到真正落实。一个简单的事实是:在北京和上海,仍然因为不同的宗教信仰,有一个相当数量的人们正在遭受迫害。他们因此而丢掉工作,被投进监狱,有些甚至丢掉了性命,整整一生受到难以挽回的影响,连带家人遭受痛苦。在北京的监狱里,至今关押着四位三十来岁的年轻人,仅仅是因为组成自己学习讨论小组“新青年学会”,在周末或者假期聚在一起谈论自己关心的问题,便被分别判处十年和八年的刑期。他们的名字叫杨子立、张宏海、徐伟、靳海科,人称“四君子”。杨自立为自己的辩护词标题为“言论自由不是罪”。我认识一位天安门母亲,她育有一儿一女,28岁的儿子1989年6月被开枪打死之后,女儿两次谈恋爱受阻。女孩子和男友相处到一定时候,当告知对方自己哥哥的结局,对方都拂袖而去。后来又谈了一位,就是现在的女婿,这位男人至今不知道妻子的哥哥的事情,不敢让他知道,不知道他知道了之后做何感想和如何处理。年轻夫妇的孩子已经快上小学了,两口子就在这样的隐瞒中生活,做妹妹的只能将悲痛深深压在心底。赵先生大作的标题中有“壁垒”二字,如果要讲“壁垒”,在北京这座城市,有这样那样的许多“壁垒”,有一些“特殊”的人群,他们的声音和面孔不得在公共媒体中露面。被扼杀的存在仿佛不再是存在,乃至有些北京市民以及知识分子对于自己的这些邻居也觉得非常陌生,认为不提他们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众口一词地保持沉默才是识时务的。偌大一个北京,他们的人数的确是如此至少,但是这些受伤害人们的存在使得我们的生活深受影响,那些伤害他们的力量同时也在伤害我们的生活,伤害我们的政治和道德生活。我们不能公开地站在天安门母亲一边,不能减轻她们衰老的身躯所感到的日益沉重的巨大压力,她们是不自由的,我们也是不自由的。在很多方面,作为一名北京市民,我与天安门母亲、与农民工兄弟处于共同的境遇当中,施加在他们肩膀上的压力,也同时压砸在我的脚面上。因此,我无法同意赵先生所说的,即认为他本人、龙应台先生与北京市民、上海市民同属一个“公民-暴君体”。要成为名副其实的“公民”,我们还有一段漫长的道路要走。

  但愿笔者指出这些问题,不被赵先生指为“内锁”于“现代化”以及“冷战思维”的“地牢”之中。赵先生本人力图超越现状,坚持知识分子始终不渝的批判立场,是可以感受得到也是令人尊敬的。作为一名大陆知识分子,我也希望做到像赵先生那样,不是停留于所处社会已经取得的成就,而是继续指出它存在的问题和面临的危险。因为所处时空不同,很可能赵先生认为可以止步的地方,却是我重新思考的出发点。在下面这组赵先生引用的数据前面,他写道——“我们只要引《台湾社会研究季刊》第四十四期上美国学者博格的文章的数字,就可以把该说的说清楚了”,而我却认为,如果不加分析地引用这组数据,有可能会忽视和掩盖一些重要的内容。

  按照世界银行的固定国际贫穷线(每人每年$392.88 PPP 1983),生活在这条线之下的人数,一九九八年比一九八七年还多──其中包括了中国大陆遽减百分之三十(从一九八七年的三亿零三百三十八万人,降到一九九八年的二亿一千三百十七万人),和世界其它地方增加了可观的百分之十二(从一九八七年的八亿七千九百八十一万人,增加到一九九八年的九亿八千五百七十一万人)。

  由这组数据所引导,我的认识是:

  第一,1987年的大陆贫困人口占全世界总贫困人口的百分之三十四;而到1998年,大陆贫困人口仍然占全世界总贫困人口的百分之二十二左右。其中减去的“百分之三十”是仅就大陆而言,它与增加的“百分之十二”不是同一个百分比。无论怎么读,这都是一些令人沉重的、无法乐观的数字。

  第二,脱贫远远不等于“富裕”。在两亿多贫困人口当中,有些人比较接近贫困线规定的标准,有些则相差很远。大陆政府2003年调整之后贫困人口的新标准是637元人民币,处于这个标准之下的便属于“绝对贫困人口”。根据2005年7月5日民政部长李学举的报告,“中国农村目前还有绝对贫困人口2610多万人、低收入人口4977万人,城市享受最低生活保障的困难群众有2200多万人。”③所谓“绝对贫困人口”(即低于637元人民币)是什么水平?就是达不到温饱的水平,即吃不饱饭的意思。也就是说,在目前的大陆,每天有2610多万人要饿肚子,轮到吃饭的时候揭不开锅。这个人数甚至超出全台湾人口的总和。而4977万的“低收入人口”,则意味着在温饱线上徘徊挣扎。“城市最低生活保障”的标准因为地区不同,标准不一。北京市2005年7月1日实行的最新标准为人均月收入300元人民币,即每人每天1.2美元左右,享受这项保障的人数近两年之内都维持在16万。④

  第三,这个数字只是贫困人口的数字,并不涉及贫富差距。贫困人口的减少,并不意味这个社会内部贫富差距的缩小,更不意味着“均富”的来临。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每年出版的“社会蓝皮书”表明,1994年大陆的基尼系数就已经超过了国际警戒线0.4,当年为0.434,2000年到达0.458,近年来以每年0.01的速度攀升。⑤

  第四、赵刚先生的引用的数据是1998年的。近年来脱贫的情况并不是以当年的速度而递增,有些地方脱贫之后重又返贫。2004年7月官方有公布,大陆贫困人口出现了不跌反升的现象,2003年比上一年增加了80万人 。⑥贫困的问题依然严重困扰大陆。商业部长薄熙来不久前宣布,“按世界银行贫困标准测算,中国农村的贫困人口有2亿人。”⑦

  讲述这些,决不想被台湾别有用心的政客恶意利用。那些借渲染别人的痛苦和灾难来为自己脸上贴金的政客,一样都是不管人民死活的。但大陆的贫困及贫富不均的问题的确非常严重,借用赵先生送给龙先生的一句话来说,现在远远轮不到“庆功”的时候,说实话,迄今还未见到有大陆人自我庆功的。而赵先生揣摩龙先生谈“均富”的心理是“毕竟大陆你也富起來了,但是你的‘富’,富而不均,不如我台湾的‘富’,富而均,富而好礼”,且不谈这种心理分析是否站得住脚,就这句“毕竟大陆你也富起來了”,对照大陆仍然严峻的贫困和贫富不均的形势,听来是如此轻佻。是有人富起来了,但是“富而不均”却是更突出的事实。

  我本人也觉得龙先生假如避开宋楚瑜这种政客刚刚使用过的语言(“均富”),选择别的谈论路径,可能更好一些。但是,龙先生所涉及的问题是十分现实和中肯的——“严重的拆迁问题和土地剥削的问题”、“巨大的贫富不均”问题。这些不仅仅是表面现象,而关乎这个社会的制度结构。我同意北京学者吴思的看法,目前我们这里真正实行的是——“资本-官家主义”,那个“专断任意的权力”在占有社会资源方面,发挥着一个触目惊心的作用。因此,不仅是龙先生的这篇文章(其中涉及大陆着墨并不多),她写的一系列有关大陆的文章,对于大陆不合理现象的“旁敲侧击”,让人感到她是一名严肃、有强烈责任感的知识分子,她选择站在大陆被侮辱者和被损害者一边,承担大陆遭遇不幸人们的命运,赢得了大陆读者的深深认同。在很大程度上,我们已经不把龙先生当作“外人”,(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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