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震 邱林川 韩孝荣:中国社会主义和改革道路的新思考(三)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929 次 更新时间:2017-02-06 12:16: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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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震   邱林川   韩孝荣  
在苏联和南斯拉夫分裂之后,一些人曾经忧愁地或兴奋地预言,中国由于同样由共产党执政并且同样是多民族国家也很难避免分裂的命运,而刚好在那时开始发生的西藏和新疆的一些冲突事件就成为一些人证明中国即将走向分裂的论据。二三十年后的今天,越来越多的人已经认识到,中国这个由共产党执政的多民族国家其实与苏联和南斯拉夫有很大差别:中国的主体民族汉族在总人口中所占的比例远远超过苏联俄罗斯族和南斯拉夫塞尔维亚族在本国人口中所占的比例;中国主体民族维护国家统一的集体意志也远远强过苏联的俄罗斯族和南斯拉夫的塞尔维亚族;中国实行的是民族区域制度,而不是苏联和南斯拉夫的联邦制,因此民族分离主义分子很难为分离活动找到法理依据,中国的宪法并没有赋予民族自治区脱离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权利;中国先经济、后政治的改革模式避免了苏联和南斯拉夫所经历的由改革引起的社会动荡;而中国经济改革的成功又强化了中国政治制度,包括民族政策的合理性和合法性……正是这些差别决定了苏联和南斯拉夫的悲剧不太可能在中国重演。

   今天依然相信中国很快就会因为民族冲突而走向分裂的中外人士应该少之又少,但仍然有些人认为某些国家,特别是美国在处理民族问题方面比中国做得更好,因此主张引进美国模式的民族政策来改造或取代中国现有的民族政策。这样的主张如果获得采纳,则不但不能解决中国现有的民族问题,而且有可能使现有问题变得更加严重。这首先是因为中美两国的民族状态基本不同,因此对美国有效的政策不一定就能适用于中国。美国与中国在民族关系方面的最大差别就在于当代美国没有产生民族分离主义运动的合适土壤。美国五十州中除夏威夷之外都以白人占本州人口的大多数,美国五十州中没有任何一州是由一个少数民数占当地人口的大多数。也就是说,美国的少数民族都没有自己的主场和聚居地,因此也就没有建立自己本民族国家的物质基础。这种状态的形成,至少有下面三个原因:第一,美国的土著居民,包括美国本土的印第安人和夏威夷人,都在殖民过程中因为杀戮和疾病造成的人口急剧下降而几近灭绝。今天夏威夷人只占夏威夷州总人口的百分之十左右,而印第安人仅占美国全国总人口的百分之一左右,根本不可能从占人口绝大多数的移民后裔手中夺回本民族的祖居地;第二;来自不同欧洲国家的白人,因为种族、文化和语言比较接近,在移居新大陆后能够迅速融合,形成一个在人口上长期占据多数的主体民族;第三,来自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移民人数较少,且与其他民族杂居,在任何一州都无法占据主导地位。夏威夷的亚裔人口虽然超过总人口的半数,但亚裔由于又细分为日裔、华裔、菲律宾裔、韩裔、越裔等而不能形成占主导地位的政治力量。中国南疆和西藏的问题虽然由多重因素造成,但维吾尔族和藏族民族分离主义运动最重要的根源应该是当地的民族聚居格局。假如藏族只占西藏自治区总人口的百分之十而不是百分之九十以上,假如维吾尔族只占南疆总人口的百分之十而不是百分之八十以上,西藏和南疆可能还会有一些民族关系方面的问题,但极有可能不会产生任何具有现实威胁性的民族分离主义运动。

   中国不应该全面借鉴美国经验的另一个原因在于美国的民族关系总体来说并不比中国更和谐,美国的民族政策也不比中国更完善。美中两国的民族政策有一些相似之处。例如,中国对少数民族适当照顾的政策就类似于美国的平权法案。中国的民族识别也接近美国以种族区分人群的政策。但中美两国的民族政策也有差别,而有人就建议要消除这些差别。有人羡慕美国的法制,认为美国真正做到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而这是解决民族矛盾的有效途径。如果考虑到美国不同种族之间犯罪率的巨大差别、美国警察对某些族裔的经常性暴力执法,以及某些族裔的年轻人中被关押的罪犯比大学生还多的事实,就不难相信,美国的法制体系虽然整体上可能比中国更健全,但并没能解决美国的民族和种族问题。有人推崇美国在民族和种族关系方面的“去政治化”,认为这有助于解决民族和种族冲突,但在现实社会中,没有任何国家可以在民族和种族关系方面做到真正的去政治化。充斥美国社会的“政治正确”,由政府推行的平权法案,以及历届选举中种族因素的重要性,就是民族和种族关系政治化的集中表现。美国民族和种族之间依然常常发生的矛盾和冲突,以及美国某些少数族裔的贫困化、教育水平的低下和高犯罪率都说明美国对于民族和种族关系的处理并不比中国更为成功。严格地说,中国新疆等地发生的与维吾尔族极端分子有关的暴力活动与美国的“9•11”是同类性质的事件。其根源是国际宗教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而不完全是民族问题,但二十多年来维吾尔族极端分子在中国制造的所有暴力事件所造成的破坏性的总和也比不上一个“9•11”事件,而本来远离伊斯兰世界中心区域的美国应该比紧邻众多伊斯兰国家的中国更容易避免与伊斯兰世界的直接冲突。

   三、中国的民族关系现状并没有那么糟

   中国大多数民族地区都存在着社会经济发展滞后的问题,但只有极少数民族地区存在比较严重的民族关系问题。在五个民族自治区中,广西壮族自治区、宁夏回族自治区和内蒙古自治区都没有严重的民族关系方面的问题。即使在西藏和新疆,也不是处处都有问题。西藏的日喀则地区就比拉萨和昌都更加平静,而新疆的问题主要在维吾尔族聚居的南疆,北疆就基本没有问题。在五个自治区之外的众多民族自治州和自治县,也没有难以解决的民族关系方面的问题。很多内地的汉族同胞可能都不会知道像吉林、辽宁、湖南、湖北、河北、广东、福建、浙江、重庆这样的省市还有少数民族自治州或自治县。之所以如此,主要是因为这些省份虽然有少数民族聚居区,却没有民族关系问题,因此不会引起注意。在世界其他地区,跨界而居的民族常常比较容易出问题。他们有时渴望加入国境那边由本民族兄弟姐妹建立的国家——当然他们也想把自己的聚居地带过去;有时则希望像国境对面的兄弟姐妹那样在国境这边再建立一个独立国家。中国虽然也有朝鲜族、蒙古族、哈萨克族、塔吉克族、景颇族、傣族等众多跨界民族,但这些民族都不存在想加入其他国家或追求独立的问题。美国的主流社会经常会把犹太人和亚裔描述成美国的“模范少数民族”。假如我们借用这个概念来描述中国的民族的话,那么中国五十五个少数民族中的大多数都是模范少数民族,而很多少数民族自治地方都是模范民族地区。

   理性地、全面地评估民族关系的现状是我们正确地处理民族关系和制定民族政策的重要条件。我们要看到有问题的地方,但也要看到没有问题的地方。我们既要研究为什么有些地方出现了问题,也要研究为什么很多地方没有问题。对于确实存在的问题,则要客观地评价问题的严重程度,不能夸大问题的严重性。例如,不能因为一两个民族自治地方出了些问题就认为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有问题,而无视大多数民族自治地方都平安无事的事实;不能因为某些宗教团体或民族团体的少数成员牵涉到一些冲突事件就认为这些宗教团体或民族团体的所有成员都有问题,而无视这些宗教和民族团体的绝大多数成员都忠于国家并且遵纪守法的事实;更不能因为中国一两个地方存在民族问题,就认为中国的民族关系已经不可救药,而无视中国大多数民族地区各民族都能长期和睦相处的事实。夸大问题的严重性,就容易造成惊慌失措和反应过当,就真的会使问题变得更加严重。

   我们不能忽略历史、忘记过去,也不应该拒绝学习外国的成功经验,但在处理民族问题和制定民族政策时,我们的出发点和关注点应该主要是中国的当下。要认识到当代中国与前三十年的中国相比,社会政治环境已经全然不同,而中国与外国的政治制度与民族状况也大不相同,因此机械地去比较中国后三十年与前三十年的民族政策或是中国与外国的民族政策在学术上没有显著的意义,对于解决实际问题也并非大有裨益。我们需要制定适合现时代的民族政策,复古既不可能,也无必要。例如,在改革开放近四十年后的今天,根本不可能也不必要再去恢复当年的高压政策。此外,我们需要制定中国模式的民族政策,而不是美国模式或是俄国模式的民族政策。

   分清两种不同性质的民族问题,即民族地区经济文化发展滞后的问题和民族关系问题,是我们在处理民族问题时需要时时铭记的另一项原则。这两类问题互相关联,但又互不相同,需要用不同的方法去处理。民族地区经济文化发展的滞后有可能引起民族关系的问题,因此缩短或消除经济文化发展水平的差距,就能消除民族关系问题的一个潜在根源。但是,经济文化发展水平的差距只是民族关系问题的根源之一,在实现了经济文化平等发展之后,仍然有可能因为其他因素而产生民族关系方面的问题。在经济发展相当成功的当代中国,只要政府有决心调动足够的人力和物质资源,经济文化发展滞后的问题相对比较容易解决,而民族关系问题的彻底解决,则需要更多的时间和比人力援助、物质援助更为复杂的手段。

   在遵循适用于全国各民族的民族政策基本原则的前提下,也应该力求做到特殊地区特殊对待。这两者并不矛盾,因为各民族地区之间既有共性,也有特性。对于某些民族地区,提供适当的人力和物力的支援就足以解决问题,但对于另一些地区,则不仅需要强化人力和物质的援助,还要施行其他一些特殊政策。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我们对于各民族地区的政策从来就不曾做到彻底的整齐划一,而这并不违反民族平等的原则,因为特殊地区特殊政策的最终目的仍然是民族平等。例如,1959年前西藏就可以保留自己的政教合一制度,而其他民族地区就不能继续维持本地传统的政治制度;我们对于处在不同社会发展阶段的少数民族的社会主义改造也采取了不同的方针。改革开放之后,西藏的农牧民在1980年前后就开始享受免税政策,远远早于其他大多数民族地区。援藏和援疆的力度也远远超过对其他民族地区的支援——对口支援内地西藏班、西藏中学和新疆班的设立就都是面向西藏和新疆的特殊政策。当前新疆的另一个特殊性就是,在那里有关民族政策方面的任何举措都不能不考虑到在大多数其他民族地区都不存在的反恐和国家安全问题。

   就算我们在民族关系和民族政策方面做得再好,也不能保证我们幅员广大的国家中各民族之间能够做到永远的和绝对的亲密无间与和睦相处。多民族国家发生一些民族关系方面的问题是不可避免的,甚至是正常的。每次发生问题之后,我们都应该问一问自己:我们所面临的民族问题真的比历史上大多数时期都更严重吗?我们所面临的民族问题真的比其他国家和地区更严重吗?我们所面临的民族问题真的很快就会导致我们国家的分裂和崩溃吗?我们所面临的民族问题真的就没有办法解决吗?对这几个问题的细致思考应该能够使我们更冷静更理智地去处理复杂而敏感的涉及民族关系的各种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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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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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开放时代》2017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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