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益昉 江晓原:中国转基因主粮争议的科学政治学分析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740 次 更新时间:2017-02-05 11:0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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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益昉   江晓原 (进入专栏)  

  

   导言:转基因主粮争议与社会及科学伦理

  

   一、转基因主粮争议与许可证颁发权位及程序质疑

  

   二、仅靠陈旧粗糙的技术无力参与国际政经博弈

  

   三、目前转基因主粮有严重缺陷,当下绝不应在国内推广

  

   四、以史为鉴,在转基因主粮争论中实践民主协商机制

  

   五、转基因主粮“试吃”活动的合法性问题

  

   六、远离商业经济诱惑,转基因研发需要伦理约束

  

     摘 要:农业部颁布的抗虫转基因水稻和转植酸酶玉米许可证,引发各界从技术、安全、监管、伦理和政经等视角对基因工程作物,尤其是转基因主粮的激烈争论。转基因主粮技术并非单纯的抗饥、扶贫和救灾项目,在涉及种业技术本身的先进性,种植过程与终端出品对人体健康和生态稳定的安全性,以及项目立法监管、社会生存伦理和国家政治经济的治理决策诸方面,蕴含现实漏洞与讨论空间。珍惜与维护理性思辨的氛围,才能用创新型精准技术造福未来。

     关键词:转基因,科学政治,生物技术,粮食安全

  

   导言:转基因主粮争议与社会及科学伦理

  

     自2010年初起,针对农业部是否应该,或者是否有权,从法律意义上许可转基因主粮种籽商业化种植、加工、销售的争论,贯穿于从草根到精英、从学府到企业等不同社会阶层和利益集团。极力支持与坚决反对两种意见不断碰撞,当下正在日夜发酵,愈演愈烈。引爆这场社会大争论的诱因,是农业部2009年5月批准,但直到年底才经由媒体披露的,包括世上首批转基因水稻生产应用安全许可证颁发。[3] 法律上,这批三张转基因主粮许可证仅具象征意义,不得据此获取经济效益。也就是说,行政主管部门只不过从立项监管层面,放行了转基因主粮种籽的中试规模种植,但继续严禁该种籽的全面产业化种植和商业化流通。由于主粮种籽兼具直接食用特征,所以该类农产品不具备出现在食品加工、市场销售和餐饮制作环节的合法性,相关安全许可有待卫生食药行政主管部门依法审批,至今未予放行。上述农业许可证的有效期2014年即将终止,为此“挺转”和“反转”双方不断提升各自的诉求分贝,试图最大程度影响主管决策部门。短期来看,观察上述许可证有幸继续生存,还是调整取消,似可作为判断这场短短五年之争的暂时胜负节点,并且随着临界点的接近,主管层方面不断释放渐趋明朗的走向暗示。[4]

     但是,纵观人类农业的漫长历史,转基因主粮被广泛欣然接受的时代,恐怕还是遥遥无期。[5]

     抗虫转基因水稻和转植酸酶玉米项目,因涉及广大公众的日常主粮,且系由纳税经费资助,就必然要接受社会伦理与科学伦理的充分质疑。

     转基因主粮项目讨论的范畴大大超越技术本身,涉及错综复杂的综合问题。政府高层官员在转折关口主动介入该项目的未来预测,以及多年来的该争议项目所涉及的话题范围,更加证实它兼具科学政治的特征。在学术层面上,该项目也是现代科学技术发展模式下,考察各方利益平衡的研究范例。作为典型的科学政治项目,又事关国计民生,允许各行各业不分专业背景,充分表达利益诉求,这是现代政治的基本原则。从科学政治学的学术角度出发,通过洞察粮食安全治理工程,研究技术精英与垄断资本、市场利润和行政许可的关系,则是科学史与科学文化学科建设直接融入社会发展的历史使命。

     本文拟按照科学政治学评价原则,对技术升级的社会环境,技术本身的先进程度,技术带来的安全漏洞、技术研发的人员素质,以及技术监督的有效管理等层面,进行评估、分析和论述。

  

   一、转基因主粮争议与许可证颁发权位及程序质疑

  

     转基因主粮的特殊性在于,纯科学层面的常规实验室技术,竟然与涉及国家稳定的口粮安全产生了瓜葛,社会关注的焦点自然迅速从“基因”转移至“主粮”,两者结合掀起的社会冲击,波及传统科学范式之外的,与现代科技孪生的价值判断。

     过去几年,转基因棉花、转基因木瓜面世,也曾掀起一波伦理研讨,但两者在国民经济和民生保障中的战略高度与威胁广度,与转基因主粮不具可比性,无缘成为当下深入讨论转基因主粮项目的参照标杆。必须强调的是,自20世纪中叶DNA基因概念确定,伦理界针对基因技术包括转基因技术的质疑,基本限于理论层面,[6] 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研究人员、社会公众和行政立法机构达成基本的社会共识,并不反对转基因技术的科学研究。[7]

       粮食安全作为立国之本,历来是世界各国的决策基石,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关注焦点各有侧重。迄今为止,我国粮食总量保持10年连续增产,小麦、稻谷和玉米的进口量不到自产谷物的2.7%,即中国口粮97%来自本土。国家持续粮食进口是市场价格和品种调剂的策略,并非粮食短缺(脚注4)。现阶段,中国粮食安全的主要威胁来自耕地荒废流失、重金属和化学污染,水资源减少,生产流通成本和腐败浪费等因素,有关宏观环境与制度建设的主要问题,2013年末以来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公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及其2014年一号文件中,均做了详尽表述。

     在这样的局面之下,农业科技界某些人士,极力推动技术上尚欠完善,安全性尚留疑虑,经济上回报存疑,战略上漏洞无数的转基因主粮,试图将转基因主粮商业化实质性地转化为国家农业规划。此举既非雪中送炭,也非锦上添花,实属忙中添乱。最为蹊跷的是,“挺转”精英始终欠缺一个直截了当的理由:为何国泰粮足之际,中国必须立即实施转基因主粮商业化?

       现代政治作为一种平衡艺术,旨在缓解社会矛盾,调整导向偏差。将此运用于现代资本捆绑下的科学技术决策,即成科学政治的艺术。2009年农业部转基因主粮安全证书出台以来,社会各界从不同视角,直指农业部颁布证书的程序与实质瑕疵。面对争议,代表“华恢1号”和“Bt汕优63”安全证书获得方的华中农业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院长张启发院士依旧表示:不知为什么那么多人反对转基因。并对该证书的前景表示悲观,流露出批评农业部行政不作为的牢骚情绪。[8]

     如果换一个角度来解读,这恰恰说明当下国家农业最高决策层,对农业部当年颁布的转基因主粮证书及其后续社会反应,开始予以重视,并采取审慎的态度。2010年设立的“国务院食品安全委员会”,作为国家食品安全工作的高层次议事协调机构,由15个部门构成。此委员会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授权,“国务院农业行政、质量监督、工商行政管理和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等有关部门应当向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提出食品安全风险评估的建议,并提供有关信息和资料(第十五条)”。也就是说,未来由农业部独自定夺转基因主粮出台的程序将被纠正,以避免行政纰漏。

     对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信息公开有关规定,农业部组织的转基因安全审批人员构成相当片面,以系统内部人员为主,利益倾向明显,至今未见结构调整。如今农业部公开信息栏目,仍列有2004年“全国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构成名单,参见下表:[9]

   表1全国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标准化技术委员(SAC/TC276)成员构成

  

  

  

  

  

  

  

   这份统计分析名单提供了值得关注的问题:1、农业部官员直接担任主任和委员,标准制定与监督裁判合二为一,计主任1名,副主任1名,正、副秘书长各1名,委员4名,占20%;2、来自农业部直属单位的委员占了50%;3、直接监管消费者健康安全的委员仅4名,占2%。6名主任委员中,仅一名农业部以外的食品安全监督部门官员。未见环保机构专业人员,社会伦理等人文学科专家的意见更是无从表达。可见,“全国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标准化技术委员会”严重轻视主粮质量、消费者健康安全、环境保护与文化传承,是公信力极其有限的咨询机构。由其审核并蹊跷出台的安全证书,越位越权,垄断了涉及全国民众饥饱、健康和环境全局的头等大事。

  

   二、仅靠陈旧粗糙的技术无力参与国际政经博弈

  

     抗虫转基因水稻和转植酸酶玉米等转基因作物的技术实现路径,主要依靠抗虫、抗旱、抗药、功能蛋白等特定基因片段,在传统主粮基因上克隆或者修饰。该分子生物学思路并非农业科研原创,在上世纪70-80年代在基础生命科研中已经成熟,我国也有大批理论与技术胜任基因改造的研究机构和研发人员。

     90年代起,转基因作物如番茄、木瓜、大豆、棉花的人工育种和大田应用趋于完成,至今仍在跨国公司的注册专利保护之中。[10] 2013年11月,以安德生(Anderson; Heather M.)为主的7名美国孟山都公司(Monsanto Technology LLC,St. Louis, MO)雇员再次重新补充,并且重申了对Bt 基因在玉米种植上下游产业链中的技术更新和专利保护(美国专利局登记号USP# 8,581,047)。

     据本文作者之一在美国的调查,目前,孟山都公司仅在美国专利局,就拥有与Bt 基因有关的有效专利87项。孟山都公司的主要市场对手杜邦公司,也在美国专利局获得74项有效Bt 基因专利保护。在其他国家专利局中,跨国公司早已将自己的利益登记在册,随时启动司法诉求。

     就目前的“华恢1号”和“Bt汕优63”水稻而言,即使水稻原株土生土长,但抗虫基因显然缺乏自主技术产权,随时会遭遇外强挑战。除非我们在此研究基础上,再接再厉,开创性地发现本土抗虫基因并且在植株上克隆修饰成功,具有广泛杀灭各种害虫的实用特性,真正名副其实地积聚中国创新能量。在此之前,所有夸大其词地宣传我国转基因主粮将有效应对未来粮食危机的战略口号,都为时过早。

     绿色和平组织近年连续发表报告,警示中国转基因水稻中的外国专利问题,例如2013提交的报告《双重风险下的转基因水稻研究》,主要结论认为:目前中国国内的三种转基因稻种,不仅涉及孟山都公司的专利,而且还涉及先锋公司和拜耳公司的专利。这些专利可能会对中国的粮食自主权、中国农民的生计、中国的粮食价格等方面产生负面影响。[11]

  作为我国现代生命科学分支的农业基础科研,在分子生物学整体水平中起步晚、理论弱,目前尚处消化、吸收、模仿学科成熟技术的阶段。至于生命科学要求配套实施的科学伦理,(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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