卞毓方:张颔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27 次 更新时间:2017-01-23 05:43: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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卞毓方 (进入专栏)  

   张颔是谁?假设你在王府井大街发问卷调查,不会有几人回答得出。普通老百姓不用说了,就连笔者,也是在听了冯其庸的推荐,才知其大名,跟着去看韩石山的《张颔传》,才知其业绩。

   张颔是大师吗?这要看和谁比,以及比什么。和饶宗颐比,仅就古文字学而言,张颔要胜一筹,他1976年出版的《侯马盟书》,深获中、日考古界、学术界的推崇;就诗词、书法、绘画、篆刻而言,张颔也是高手,即使不能说胜过饶宗颐,也是各有面目,自成千秋。兹举一例,本书写饶宗颐的第一节,就是“遐龄出任西泠印社社长”,正是这家西泠印社,2004年秋特邀张颔加盟,这是该社成立百年来吸收的山西省第一位社员;说到学问的广度、跨度,张颔不及饶宗颐;至于知名度,更是不可同日而语。

   张颔的知名度为什么这么低?大致可作如下分析:一、专业面窄。古文字学、古地理学、古史学,属于冷门,出了那个小圈子,极少有人关注;二、地域偏,职务低。张颔若不是生活在山西,就难以享受它特有的资源,也就没有后来的《侯马盟书》,这是得天独厚。但山西毕竟只是一省,在学术上处于边缘地位,他在省内的位置,也只做到山西省文物局副局长,兼山西省考古研究所所长(姚奠中曾官至省政协副主席),搁在当地,大小算个人物,搁在全国,就淹没无闻了;三、出身孤儿,自卑兼自敛,淡泊成性,大隐于市,刻意和媒体拉开距离。除了在央视《大家》栏目做过一回客,张颔平常很少出镜。且看他的《汾午宿舍铭》:“斗室三间,混沌一片,锅碗瓢盆,油盐米面,断简残篇,纸墨笔砚。闭门扫轨,乐居无倦,主人谁何,淳于曼倩。金紫文章,蒙不筱辩。”且看他的夫子自道:“平生多幼稚,老大更胡涂。常爱泼冷水,惯提不开壶。”“但有诗书娱小我,殊无兴趣见大人。”“深知自己没油水,不给他人添麻烦。”四、大器晚成,而又生不逢辰。张颔出版代表作《侯马盟书》,已经五十六岁,比起周汝昌《红楼梦新证》问世时的三十五岁,迟了21年,可谓老有所成。但彼时尚处于“文革”尾声,他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的个体劳动,不仅得不到应有的尊重,连署名权也被剥夺,遑论宣传报道了;五、张颔是半路出家的苦学派,缺少饶宗颐、周汝昌那样的童子功和天才,《侯马盟书》之后,未能有持续的突破,或引人注目的举动。还有一层,亦可作推敲:综观本书前面提到的人物,饶宗颐、吴冠中、金庸、王鼎钧、余光中、周汝昌,都有西方学问背景,即学贯中西,南怀瑾不谙洋文,但他长期生活在海外,并曾去美国考察,有足够的异邦阅历,唯有朱季海、张颔,一固守苏州,一扎根太原,土生而土长,侍弄本土的学问,单从专业本身看,似乎没有多大妨碍,综合考虑,还是大受局限,无论是学术视野、学术格局,还是人格魅力、行为爆发力,都与这个“地球村”的时代拉开了距离;六、缺乏贵人相助。试看饶宗颐,前有方继仁等潮州籍商人支持,后有钱锺书、季羡林等大师捧场,国家政要青睐。张颔身边有谁?山西虽然多的是才大气粗的煤老板,奈何品味欠醇,见识有限,难以成为高雅而深奥的学术知音。放眼全国,在学术界,近年来始终惦记他、宣扬他,“到处逢人说项斯”的,据我所知,也就只有一个冯其庸。七、张颔虽然长寿,但晚年体衰多病,足不出户(似周汝昌),也很少发表作品(又不似周汝昌),哪像人家饶宗颐、姚奠中,九十而后,犹能山南海北到处作书画展,作逍遥游。

   2010年秋听从冯其庸的意见,锁定张颔,然后,就是筹划去太原采访。

   此事一拖再拖,转眼一年过去,始终未能成行。为什么呢?原因很简单,据太原方面传来的消息:张颔年迈体衰,不是住院,就是卧床不起,加之记忆衰退,语言含糊,不宜会客云云。

   这状态,使我想起了周汝昌。

   此生多半与之无缘。

   说话到了2011年10月中旬,我去晋南参加一项考古活动,15日清晨,在陶寺古观象台遗址,偶遇山西考古所的一位研究员。我说:“您是考古所的,那么您认识张颔吗?”他说:“是我爸爸。”啊哈,天下事就有这么巧,原来他就是张颔的公子张崇宁。我不禁喜出望外。如此一来,总算和张颔家人取得了直接联系。

   崇宁先生告诉我:“家父身体尚可,能够处理一般事情。”并问我对写作有什么具体要求。

   我说:“首先需要的是资料。”

   于是,回京后不久,我就收到张颔的弟子薛国喜带来的《侯马盟书》,以及《张颔学术文集》等相关著作。

   这期间,张颔先生还寄给我一件书法作品,正文为古篆,总共六个字:“摩兜鞬,慎莫言”。下款以小楷注之:“荆州有古穀伯城,其门有石人,腹部刻铭为‘摩兜鞬,慎莫言’。”翻查辞书,此六字,可作谨言慎行解,不知张颔先生书以赠我,于高谊之外,是否还有别层深意。

   “谁说山西无人,我难道不是人吗?”

   张颔(1920年11月16日——)是山西人,山西是考古大省,山西考古界若要公推出一个人选,肯定非他莫属。王国维谈大学问家的人生三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此乃公理,张颔皆一一实践了。本文换一个角度,谈他独具个性的人生三部曲。

  

   其一:

   半路出家,苦学成材

   张颔仅有小学学历。在五十年代的革命队伍,小学学历也是秀才的标志;加上他喜欢学习,能写擅画,因此,在全民“大跃进”的1958年,被重用为山西考古所所长。当所长要起草文件,一次,他拟好一篇稿子,让属下一位大学生看看。人家客客气气地告诉他,“虽然”和“但是”是一对转折词语,前面用了“虽然”,后面就必须用“但是”,而您不懂这规则,“虽然”后面没有接“但是”。言下之意,您连语法常识也没有,遑论文章。张颔愕然,心想反驳,嘴上却说不清楚。于是,从那天起,一连几个星期,他晚上不做别的,就一味猛翻古书,查看“虽然”和“但是”的来龙去脉。他把这当做一门学问,不仅事涉所长的面子,也关系到修辞造句的基本功。后来,他从《左传》、《战国策》,甚至《元代白话碑集录》这样的僻书上找出若干例句,证明“虽然”和“但是”可以连用,也可以单独使用。

   要当好考古所的领导,光懂语法、修辞还不行,得在古典文献上下功夫。这功夫怎么下?张颔的办法是死记硬背。死记,就是反复看,反复念;硬背,就是滚瓜烂熟,倒背如流。为了强化训练,他把一些经典章节、核心段落,用毛笔写在水牌上,挂在屋里,抬头就看,得空就默念,等到熟烂于心了,擦去,再换上新的。

   张颔尝到笨功夫的好处:一、闭门写文章,感觉思如泉涌,无须翻书,旁征博引,信手拈来。二、出门参加学术会议,登台发言,不用草稿,引经据典,滔滔不绝;遇到外地外省的学者,听不懂他的介休方言,就拿粉笔将引用的古文写在黑板上,有好事者拿古书来对,发现一字不差。三、也是最主要的,他终于跨进了考古的门槛。譬如,1961年,万荣县发现错金鸟虫书戈一对,其戈来历及铭文鸟书,省内无人能识。张颔首先就文字进行考证,指出乃“王子于之用戈”,王子于即吴王僚,名州于,“于”乃“州于”之单称;并进而考证,鸟虫书为春秋后期吴越等国的一种艺术字体,鉴于此戈与以前发现的南方其他器物字形相同,说明它确为南方之器;最后,又详细论证了吴器流入晋国的途径。张颔据此写出考释文章,发表后,受到老一辈古文字学家、金文专家容庚先生的赞赏。

  

   其二:

   天假因缘,奈何猝遇“文革”

   1965年冬天,张颔在原平县搞“四清”,听说侯马电厂基建现场挖出大量带有古代朱书的石简、玉块、玉片,出于考古工作者的敏感,立即赶往考察。这些石简、玉块、玉片上的朱书,字体细小,笔迹漫漶,需要搁在放大镜下,才能勉强看清。看清是看清了,但这些字是什么意思,现场无人能解。这就要看真功夫了!张颔花了三天时间,考释出大半的文字,认定:这是很重要的东西,究竟是干什么用的,暂时还说不真切,似乎与祭祀有关。于是写了一篇《侯马东周遗址发现晋国朱书文字》,托人带去北京。文章给郭沫若看到,郭老果然别具法眼,他断定这些文字是先秦的盟书。郭老随即写了一篇《侯马盟书试探》,与张颔的文章一起,发表在1966年的第二期《文物》杂志。

   郭老指路,张颔顿觉豁然开朗,他雄心勃勃,正打算沿着盟誓的思路继续考释,一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从天而降。考古中断,张颔本人被关进牛棚,惩罚是每天打扫厕所,一干就是多年。考古所长,司职厕所卫生,若干年后他重履考古所旧职,人们笑称他是“老所长”。

   张颔在牛棚里待了七年,受尽非人的折磨。曾经想到自杀,“有动机而无决心”,那时他没有想到“盟书”,那事太遥远,不切实际,他想到的是家庭,老少五口,自己不能一死了之。

   张颔在牛棚中唯一的读物,是一本《毛选》。因为他对自己的过去拒不认罪,态度恶劣,造反派就指定他反复读两篇文章:《南京政府向何处去》与《敦促杜聿明投降书》。张颔却利用《毛选》的封皮,制作了一个测天仪,晚上用于观察星象。

   2005年,张颔在接受央视《大家》栏目主持人采访时,有如下的对话:

   张颔:看上星星就等于读书了。星相反映古代的占星术,我不相信占星术,但是看了以后,有这方面的反应。

   主持人:您会联想到您原来读过的书,联想到这些知识,这个书在这个肚子里头能够全都调出来,反映出来?

   张颔:对,能反映一些东西。

   主持人:当时对于您来讲,这些事情意味着什么呢?能给你带来什么呢?

   张颔:带来知识。

   主持人:在那样一种很屈辱,甚至很多人觉得很没有希望的环境里头,您觉得知识还是要追求?

   张颔:有用。总认为这些罪,这些强加给我的罪,总有大白天下的时候。

  

   其三:

   峰回路转,一鸣惊人

   转机来了!1973年8月下旬,在国家文物局局长王冶秋的干预下,张颔走出牛棚,重新投入对侯马盟书的考释。

   工作着是美丽的。请看他8月25日的日记:

   标本上有土花,摹本字不多,基于这个条件,似用硬水(在无蒸馏水的情况下)烫涤,其效应:

   1、土花入水,四出奔散,如奔星散索;如再将标本在水中摇涮,其结果土花尽无,只留酸钙质朱书,由暗转亮,较前清晰;

   2、在水中用吹管吸水喷射,字迹宛然无损;

   3、出水后二十分钟标本已干(无水花只有湿气),用放大镜观察。摹本中摹十六字,现在能看到二十三字,还有半个字者八个,不计在内。

   现在放到盆内,明天看全干后的效果。

   就这样,张颔把自己锁在考古所的一间陋屋,每天埋头苦干十多个小时.并将当日的详情予以记录。正是:“凋谢韶华岁月除,皇天生我欲何如?惨经十年浩劫后,待罪侯马绎盟书。”经过一年奋斗,朱书全部辨认完毕。文物出版社的动作也相当迅速,1976年,就把它隆重推出。“文化大革命”中,绝大多数学科都受到毁灭性的冲击,考古却得以持续发展,简直是奇迹。笔者七十年代初分配到长沙,目睹马王堆汉墓的发掘,就是显例。本文所述侯马盟书的出土、整理、出版,亦是显例。鉴于当时的特殊形势,张颔在书上署的是单位的名字。

   这样也就够了!

   有此一本巨著问世(重达3.5公斤),他死可瞑目!

   张颔的贡献,是辨认了几千件盟书残片上的所有文字,确定主盟人为赵简子,又名赵鞅,乃春秋末期晋国的正卿;盟辞主要为举行集会、制定公约、对天信誓;反映的历史事件,则是在一场激烈政争中,赵鞅胁迫族人共同盟誓,对其永远效忠。张颔指出,正是这场政争,揭开了“三家分晋”的序幕。

   张颔走进中国考古史,乃理有固然,势有必至。八十年代,他的“哥德巴赫猜想”式的力作《侯马盟书》,荣列当代中国十大考古发现之一。虽然他的名字被单位掩盖,但这是你知我知,心照不宣。东瀛的同行率先作出反应,他们给张颔单独发来贺信,并邀请他赴日讲学交流。

   遗憾的是,张颔没能成为社科领域的陈景润,他的生活,始终维持在“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的简陋阶段。看来,陈景润重要,写出《哥德巴赫猜想》的徐迟同样重要!迄至今天,张颔的名声,仍然只和“古”字有关,如古文字学界、考古学界、古钱币学界等等;扩展一点,也可包括书法界,字体首推古篆,格调趋于高古。他曾与人逗乐:“我要是回到几千年前,回到晋国,也照样有活干有饭吃,因为我懂得他们的话,认识他们的字,熟悉他们的风俗与历史。”

   还有一则逸闻,更见出他作为“这一个”的尊严。1986年11月,央视新闻报道,山西省阳曲县发现一块古代匾额,上书古文四字,山西无人能识,特邀天下硕学宏儒前往辨认。当时,张颔正在上海出差,他回到太原,马不停蹄地赶去阳曲,当场把四字认出,断为“气生道成”。张颔解释,“气、道”二字,见于汗简,“生、成”二字,见于金文,其词义发自《鹖冠子•度万篇》,气由神生,道由神成;捎带将匾额的背景交代得一清二楚。张颔揭榜认字的故事,在三晋大地成了特大新闻,后来呢,有没有赏赐,或者说奖励,不知道,渐渐也就没了下文。倒是张颔有一句感慨,时不时地仍被提起,传说他事后向朋友抱怨:“谁说山西无人,我难道不是人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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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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