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开沅:我的文革岁月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7054 次 更新时间:2017-01-18 21:17: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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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开沅  

   口述:章开沅

   整理:彭剑

   作为当代中国著名史学家与教育家,章开沅先生一生历经世变,阅尽沧桑,其丰富阅历,不但能补正史之阙,也能为对民国以来历史感兴趣的人们提供很多掌故,还能以长者的智慧给人以启迪。以下文字摘自《章开沅口述自传》(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11月出版)。

  

大字报

   我一回到华师,就发现自己已经成了批判对象,有些大字报是专门针对我的。不过,我很快发现,批我的大字报并不算多。那时还在批“三家村”,我够不上那么高的“规格”。并且,工作组的“革命”方式相对文明,只是“文攻”,尚未发展到“武斗”。进驻华师的工作组的组长是药检学校的一个团委书记,年纪不是很大,他还与我们一起到东湖游泳,显得有点“敌我不分”。

   不久之后,工作组被赶走,造反派起来,“群众专政”开始,那就变得厉害了。华师桂子山校区一号教学楼到二号教学楼之间有数百米长,号称华师的“长安街”,都搭起了贴大字报的篾棚,所贴的大字报,有很多是针对我的。篾棚所用的材料是篾席,本来是晒粮食用的。为了把篾席竖起来,先要把书柜摆好,作为篾席的依靠。有的大字报是写在白纸上,更多的写在旧报纸上,旧报纸有点供不应求。

   针对我的第一张有影响力的大字报,是我过去的一位学生贴出来的。他之所以能制造出有影响的大字报来,与他参加了红卫兵串联有关。借调期间,我有一段时间住在社会主义学院招待所,旁边就是玉渊潭。玉渊潭有一个不错的饭馆,叫做紫竹林。玉渊潭水很清,紫竹林很幽雅。有好友来时,我常做东在紫竹林雅聚,把酒论学,海阔天空。有那么一两次,这位学生刚好在那里,我当然邀请他一起进餐。文革期间,他到北京串联时,看到当时与我交游的很多人,如中华书局的李侃、人民大学的戴逸等人,在各自的单位都成为重点批判对象了,而我却还在华师逍遥,于是,他决定要扔一颗具有爆炸性的“炸弹”。

   有一天,他来到我家里,看望我的女儿,带着点心,买了玩具,还把过去借我的钱也还了。我当时不知道他为什么这么热情,但是第二天,在历史系召开的会议上,他抛出一张大字报,一下向我提了十个问题,我才知道,他昨天的举动,是为了表示与我划清界限,或者说是“先礼后兵”。

   这颗“炸弹”很有效果。在那之前,历史系遭批判最多的是张舜徽。在他扔下那颗“炸弹”之后,我被全校关注,张舜徽成了“死老虎”,而我则成了“活老虎”。

   在那之后,华师“长安街”上的大字报中,我的专栏就多起来了。印象最深的有两组。

   一组是校部的两位干部写的,其中一位供职于宣传部。他们把我在北京时给历史系党总支写的一些思想汇报和信件,模仿毛泽东批注胡风往来信件的样子,用编者注的方式,捕风捉影,添油加醋,精心细作,上纲上线,说我是桂子山上忠实地贯彻中宣部黑线的骨干,真是太抬举我了。

   另外一组是我的亲密助手、弟子刘望龄写的。他们进行“策反”,要刘望龄揭发我,与我划清界限。望龄没有办法,只有揭发我,因为他与另一年轻教师组织的“瓦窑堡战斗队”已经成为学院教工中响当当的造反组织,他不得不带头“大义灭亲”。他在我身边时间较长,有很多笔记。他就根据这些笔记,写了一组颇为壮观的《章开沅论章开沅》的大字报,做得很仔细,很漂亮,像做学问似的。我知道他很为难,虽然写大字报与我划清界限,但实际上又很同情我,暗中还经常帮助我家里做一些事情。

   另外给我印象最深的还有一张出自某位中年教师的大字报,篇幅虽然不大,但标题却耸人听闻,干脆说我反对毛主席,理应按照现行反革命处理,要求院革委会把我送到武汉市警备司令部。我一看,不禁笑了。真要送我到警备司令部,那也没有什么可怕,因为那时我已经被关进了“牛棚”,不过换一个地方罢了。问题是,警备司令部地方有限,不可能因为某个造反派说谁是现行反革命,就把谁关进去。

   相对地讲,批判我的还是正经事多一点。有很多大字报就显得五花八门、无事生非了。华师有一位老先生,在日记里写着:“肥皂又贵了。冰棒三分钱一块,还不甜。”这也被革命小将们抓住,说他不满社会主义,不但被贴大字报,还被在胸前挂一串肥皂示众。身边诸如此类的事情再三上演,令我高度警惕起来,找机会把自己的《昼梦录》、《下乡日记》、《上山日记》、郑君里和田汉等“黑帮”写给我的信件、林则徐写给我十二世祖的条幅和对联等等,一股脑都烧了。烧了半天,才回过神来,卧室的地板下是可以藏东西的,但为时已晚,只剩下《张謇传稿》的书稿了。要是我头脑清醒一点,把那些东西都藏到地板下,那该多好!

  

牛棚

   被关牛棚是在“群众专政”阶段,也就是学生“造反派”掌权的阶段。“工作组”时期没有牛棚,“军宣队”时期也没有。

   华师的造反派,有“二司”,有“三司”。“二司”是“第二司令部”的简称,“三司”是“第三司令部”的简称。“二司”造反的劲头足一些,“三司”稍微保守一点。后来“二司”把“三司”灭了,全校上下,都是“二司”掌权。华师“二司”是一个女司令当头,叫王彩珠,物理系学生,父亲是来自上海的钢铁工人,可说“根正苗红”。她不是特别左,相对还比较稳重,虽有些冲冲撞撞,但还没有为非作歹。

   华师历史系造反派将牛棚设在桂子山校区三号教学楼的一间教室里。被关的“牛鬼蛇神”不是很多,六七位的样子。有的人有“历史”问题,有的人有“现行”问题,大家被关在一起。我是“现行”问题,地位特别重要。所以学校开全院批判大会的时候,我就被拉上台,与走资派反动权威一起。不批判的时候,就自己在那里写检讨,写交代,或者出去看一看大字报,“接受教育”。

   全校性的批判大会不是很多,印象最深的,是“坐喷气式”那次。

   那一回,造反派把全校重点批判对象都集中起来了。被批斗的面很宽,台上站有20多人。我站在前排,是比较大的目标。两个人把我押上去,我的双腿要尽量绷直,头要尽量往下低,手臂要尽量往后往上抬,摆出喷气式飞机的样子,这就是所谓“坐喷气式”了。我尽量配合,努力做出这个姿势,以免吃眼前亏,但糟糕的是,我的手臂向后抬不高,押我的人难免要帮忙抬一抬。我在感到疼痛的同时,也感到他们的手在颤抖。押我的两个人,一个是老师,一个是学生,平常都熟识的。从他们手的颤抖中,我也就得了一点安慰,知道无论如何黑暗,人性尚未灭绝。对于那次批判,我后来唯一记得的,就是两位红卫兵手的颤抖,这仿佛带来微觉温暖的信息。

   当然,除了全校性的,还有各个单位的批斗。各个单位批斗的情形,差别很大。有的单位很激烈,有的单位则相对温和。后勤部门工人比较多,批斗的时候比较乱。外语系和政治系也比较野蛮。外语系有一个“北京公社”,很左,很野蛮。有一位老教授叫张恕生,长得非常胖,肚子特别大,被打翻在地,还被人在肚子上踩了几脚。他后来受不了,跑了,失踪了,肯定是死在外面了。政治系也殴打人,让被批斗的人打扫厕所,还故意往厕所里丢石头,溅起污秽。历史系打人的很少,张舜徽被打过,是一个后勤工人动的手,往他头上打了几巴掌,还不算严重。我很幸运,虽也挨批挨斗,但从没有被打过,也没有被粗口辱骂过。

   我为“李秀成问题”写了很多交代,后来平反,被党委清理烧掉了。若不烧掉,收集起来也是历史文献。不过写得虽多,但缺乏“新意”。总要我交代,但我实在没有什么好交代的,“意图”没有挖出来,“思想”也没有挖出什么东西来,“历史问题”更无法创新。

   有一回,我在交代中“认错”了。我写道:“戚本禹确实有政治觉悟,我没有他那样的高度。他坚定,我不坚定,所以我不能发现李秀成叛变问题。”没有想到,认错的时间不对。那时戚本禹已经被挖出来了,成了“小爬虫”,我的认错,又成了为“小爬虫”唱赞歌!真是左右为难,啼笑皆非。

   虽被关牛棚,但偶尔还可以到历史系资料室拿点书看一看,可见对我们的看管也不是那么严。历史系本来是在一号楼,文革发生后,一号楼成了文革的指挥部,历史系搬到三号楼了,资料室离“牛棚”很近。大家一般都会拿文史资料等不容易惹事的东西看一看。有一回,我偶尔翻阅校报合订本,发现我在1957年“大鸣大放”时唯一的一次座谈发言,被详详尽尽地刊登在上面,有整整半版篇幅。这很令我担心了一阵子。如果造反派翻出来,是可以大做文章,说我不满党的统治的。幸好,造反派的工作没有做得那么细那么深,要不然,至少又得出一期批斗我的大字报专栏了,甚至会把我提升为“漏网右派”(陶军就不幸有此遭遇)。

   有人可能会说,被关牛棚的时候,可以到“长安街”看大字报,可以到历史系资料室拿书看,关牛棚原来并不是完全不自由啊。确实如此,关牛棚和蹲监狱还是不一样,和我在青年军时期关禁闭也不能比。除了挨批挨斗与不能离开校园之外,最重要的,是政治上的歧视。比如说,跳忠字舞,早请示晚汇报,牛鬼蛇神们没有资格参与。

   最荒谬的时候,每次吃饭之前,都要先喊几句口号,读几段《毛主席语录》,那架势,和基督教的“谢饭”一样。我们很尴尬,不参加吧,要说我们不忠于毛主席,参加吧,也可能招来一句半冷不热的“你们这些牛鬼蛇神还忠于毛主席?”为了不惹事,当人们“谢饭”的时候,我们就在旁边稍微站一下,一言不发,待大家“谢”完了,默默地跟着进去吃饭。

   伙食不好。不是说别人吃得差,而是我自己吃得差。被打为牛鬼蛇神之后,工资紧跟着也被冻结了,每个月大概只发20块钱,家用只能靠妻子的工资维持。那时已有两个孩子,小的还要喝牛奶,还有保姆,所以有点紧。我不忍心亏了孩子,因此自觉吃得差点,节省一点钱。不过,我食量大,加以劳动量也大,哪怕只有辣椒和白菜,我也能吃很多饭。大字报也好,批斗也好,都没有影响我的食欲。在被关牛棚的日子里,最坏我心情的,是小女儿病危那一次。

  

小女病危

   小女儿雪梅生于1967年冬,可以说是生不逢辰。由于我被关进了牛棚,妻子要工作,照顾雪梅的任务,都落在一个中年保姆的身上。保姆来自广东梅县,很泼辣,既能带孩子,又能做家务。做家务的时候,就把孩子背在背上。有一回,北风呼啸,她背着孩子在室外水池洗衣,孩子太小,经不住北风猛吹,得了急性肺炎。只有把孩子送进湖北省中医院,妻子也请假回昙华林家中照顾,但不久便传来了病危通知。

   我一听非常着急,迫切需要到医院去看一看。作为“牛鬼蛇神”,我长期都被隔离在“牛棚”,很久没有回家了。在造反派的监督下,未经允许,不能私自离开。这一次,情况实在紧急,只有硬着头皮去请假。

   我去的时候,四个“小将”正在打扑克,无人理我。我怕打扰他们,就站在旁边。过了好一会,还是没有人理我。我心中着急,忍不住和其中一个头头说了一下。

   他头也不抬,冷冰冰地说道:“不行!你老老实实呆在这里写检讨!”

   我说:“我的女儿确实是快不行了……”

   他还是没有抬一下头,反而抬高了嗓门道:“病死了活该!”

   这话真伤了我的心。他是一个学生,而且是我妻子教过的学生,以前给人印象还不错,没有想到在文革之中,变成了那一副模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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