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世界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关于“人性”的讨论也许算得上一个千年长青的古老话题了，本善、本恶、本无、混合等多种观点各显神通，共同构成了绚丽多彩的百家争鸣之画卷。我相信，这个话题注定无解，因为现实生活的变幻莫测告诉人们：具体的个人心理尚且难测，更何况高度“抽象化”的人性呢！以鲁迅先生笔下的阿Q为例，他在面对强者和弱者的时候所分别表现出来的鲜明言行差异，到底哪一面能代表他的本性？再比如，2012年西安9.15反日大游行中的一名暴徒用U型锁将一位日系车主的头盖骨砸碎，凤凰网上的一个访谈节目提到，他年仅20多岁，据其工友说，小伙子平时很低调，很难想象他能做出这种事，我们又该如何认识他的本性？另外，中国的很多极端刑事案件经常会让我们提出这样的疑问——那些平素被人们视为朴实憨厚的基层百姓何以对那些“无辜”的人群痛下杀手？比如说福建南平的郑明生砍杀儿童案、宁夏银川的马永平公交纵火案等等。

面对这些社会现象，我不能不想到一句至理名言：“人性一半是魔鬼，一半是天使”，它具有天然的两面性。假如这个观点可以得到“基本承认”的话，另外一个重要话题就可以顺利演绎出了——人性的两面如何在社会生活中得以具体展现？或者说，特定的个人在何种情境下会表现出魔鬼的一面，又在何种情况下表现出天使的一面呢？对此，很多学者都指出，社会制度的设计是关键要素，好的制度可以将人的良知充分发挥出来，而坏的制度却会压制乃至泯灭人的良知。当然，在更多的情况下，我们往往会面临一些“不好也不坏”或“有好也有坏”的制度，由此人性的两面也就并存下来，在有些情况下展现善良的一面，在另一些情况下展现邪恶的一面，而在其他一些情况下则展现无所谓善恶的综合一面。关于制度规则对人的行为的影响，我们可以通过著名心理学家米尔格尔姆（1963）所做的“服从实验”来获得一些认识，该实验的具体操作过程和测试结果可以归纳如下：

两人一组，一人当学生，一人当老师。老师朗读配对的关联词让学生记忆，然后在呈现某个词时，学生在备选中选择其中之一，如果选错，教师就按电钮给学生施以电击作为惩罚；老师和学生分在两个房间，被墙隔开，相互看不见，可以用电讯传声的方式联系；实验者把学生用带子捆在椅上，向老师解释说是为防止他逃走。实验开始，“学生”故意出错，教师给予电击，当学生多次出错，教师电击的电压升到75伏时，有人开始呻吟；随着“学生”错误不断，“教师”电击的电压值不断升高，而“学生”则叫喊怒骂，哀求讨饶，踢打墙壁，最后停止叫喊，似乎已昏厥，（这些声音只是放录音而已，而老师并不清楚）。被试的老师不忍心继续做下去，问主试怎么办？实验主试严厉督促“教师”坚持做下去，表示一切后果由实验主试承担，与老师无关。这时，充当“老师”的被试既要执行实验主试的惩罚命令，又要承受被惩罚者“学生”反抗的压力，内心冲突很厉害，出现了出汗、颤抖等现象，但是即使如此，仍有65%的被试服从了命令，直到给予答错的“学生”电击高达450伏；但是也另有35%的被试，作了种种反抗，拒绝执行命令，他们认为这样做太伤天害理。

通过以上这个经典实验，我们可以明显发现：人性的两面在特定生活情境中很容易发生冲突，特定的社会制度（规则）设置可以引导很多人最终走向邪恶一面，但同时又很难彻底消灭人类的良知。世界著名政治学家汉娜.阿伦特笔下的纳粹法西斯党卫军把屠杀犹太人和波兰人当成“伟大的事业”，体现了希特勒所创建的“制度”对人性良知一面的极端化压制，但众所周知，这项制度最终走向了失败，德意志民族的“良知”也得以再次恢复，西德总理勃兰特在华沙犹太隔离区起义纪念碑前的下跪可以视为标志。齐格蒙德·鲍曼的《现代性与大屠杀》一书将纳粹法西斯推行的大屠杀归结为“现代性”本身，虽有理论新意，但是明显存在偏颇，因为他忽略了更为根本的“人性—制度关联”问题。试问：成吉思汗及其后裔对亚欧大陆的武力征伐，中国王朝更替时代的人口锐减，和现代性有关？现代性为大屠杀到底是提供了技术条件还是行为心理基础？我们可以进一步追问：政治与社会制度的现代化到底是增进还是削弱了人类的良知？我相信，这个问题远比技术层面的话题更重要！

关于“良知”在推动人类历史进步过程中的作用，我们不能不提及一个典型人物，那就是苏联元帅亚佐夫。在著名的8.19事件中，正因为他拒绝上封要求对莫斯科游行群众开枪的命令，叶利钦和戈尔巴乔夫才得以顺利完成那项影响人类历史前提的政治重任。作为一名深受苏联专制体制恩宠的高级官员，他何以能够放弃政治尊位而坚守人生的底线？我相信，这其中就体现了作为人性常识的“良知”所发挥的强大道德威力！在2014年11月亚佐夫的九十岁生日庆典上，俄联邦普京总统为这位对国家和平做出杰出贡献的政界元老颁发勋章，以表达俄罗斯人民对老元帅的敬意！与此同时，我还想到了二十多年前那场风波中的徐勤先将军，只是他“坚守良知”的举动不仅未能力挽狂澜，而且至今还让他的名字显得很敏感，更难以获得亚佐夫元帅身上的那种光环。另外，电影《窃听风暴》也体现了人类良知在政治黑暗时代所散发出来的光亮，关于此，有网友写了如下一段影评（共勉）——

印象深刻的是高压体制下人的压抑、无奈、绝望，最令人感动的是高压下尚未泯灭的人性良知，人性中善的一面战胜了为私为我要作恶的一面，所以男主角听到奏鸣曲会感动落泪，所以会愿意冒着风险去保护作家，可帮助作家又何尝不是帮助他自己呢？男主角的作为必定在无形中为推倒那面墙助了力，由此加速了墙的倒塌。以后便不用活在压抑违心的环境中，自由的空气会让他过的更加踏实和舒服。所以做一个好人是应当且值得的，向那些为真理为自由奋不顾身铤而走险的好人们致敬！

回到中国现实社会中，很多人都可能会有这样的感受：体制为“良知”留下的空间十分狭窄，好人难当！绝大多数人都围着权力和利益“转圈子”，坚守人类良知底线的人们要么被边缘化，要么只能暗中“做一个好人”，倒是那些良知泯灭的政客及其鹰犬经常张牙舞爪，肆意横行。在这种制度环境中，一个十分突出的现象就浮现了出来：当为统治者办事的时候，各官府衙门的协调十分得力，可谓万众一心，一旦涉及为百姓办事，各衙门之间的推诿扯皮现象就会接踵而至；当民意符合当局的政治需要时，“民意”的牌就会被高举子，当民意与当局的政治需要相互冲突时，民意就不再被提起，而在民意汹涌的时候，所谓的法律或专家看法就会被拿出来作为挡箭牌......但即使如此，体制内还是存在一些有良知的工作者，比如聂树斌案中的一个重要角色公安干警郑成月。我很愿意相信，像郑成月这样“良知尚存”的公务人员应该还是有不少的，正如刚去世的周有光先生在接受访谈时所提到的那样：“中国知识分子没有被收买，只是很多人敢怒不敢言”，公务员队伍何尝不是如此？

中国古典籍《孟子·尽心上》中曰 ：“人之所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明代大儒王阳明则将其心学的主旨明确定为“致良知”。虽然不同文化背景中的“良知”存在含义上的差异，但作为人类常识的“良知”却具有鲜明的想通性，它不需要专业的学术界定，人们只要听从内心的“原始召唤”就能发现它的存在。我相信，在每个人的内心深处，都可能存在着良知与邪念之间的斗争；在任何社会当中，都存在着良知尚存者与良知已泯者之间的斗争。历史事实证明，民主法治制度可以将人性之中的良知发扬光大，而专制统治虽然可以通过特定的制度设计将人性之恶发挥到极致，却不太可能彻底灭掉作为人类常识的“良知”，这种“底线良知”的顽强生存正是专制主义的最大敌人，我们可以将这种道德生存规律定义为良知“存泯法则”，它应该是人类社会进步的原始动力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