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康之:分析社会及其治理的分工—协作体制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51 次 更新时间:2017-01-16 11:1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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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康之  
在工业社会的历史阶段中,分工—协作既是一种社会体制也是一种组织体制,是工业社会这个历史阶段中遍布整个社会的基本体制。

   作为一种社会体制的分工—协作,所拥有的是一种价格整合机制,是通过市场对社会分工—协作体系中的每一生产主体的产品进行价格确认,然后再反过来对分工—协作的状况进行调节。价格确认是在交易过程中实现的,可以进行价格确认的产品也是广泛的,包括人们已经占有的资源、劳动力以及正在开发的智力产品等。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交换关系以及交易活动能够实现对一切进入交易过程的物品定价,即实现价格确认,进而实现对社会化的分工—协作体系进行调节和整合的功能。以组织形式出现的,或者说存在于组织之中的分工—协作,一般说来,较少运用价格整合的方式,而是较多地选择了权力整合机制,是直接通过权力去对分工—协作进行调节的。当然,这两种整合机制并不是截然对立的,一些大型的组织也会在其各部门间引入价格整合机制,特别是私人领域中的企业组织,往往同时建立起这两种整合机制,同时使用或交叉使用,以达到相互促进、相互补充的效果。就公共部门中的组织来看,长期以来,一直运用权力整合机制,只是在20世纪由于合同外包以及广泛的社会力量进入了社会治理过程中来,特别是在新公共管理理念的推动下,才将价格整合机制引入并用来调节分工—协作过程。但是,发生在20世纪后期的这种情况应当被理解成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相融合的过程中出现的一种现象,而不应理解成价格整合机制引入到了公共领域中。总之,对于分工—协作而言,价格整合和权力整合是两种适用性程度较高的整合机制,而这两种整合机制又都是建立在法律和政策的基础上的,法律和政策决定了它们如何发挥作用以及发挥什么样的作用。

   一般说来,社会化的分工—协作关系之所以能够确立起来并构成一种社会体制,取决于某种标准的确定。有了共有的标准并得到严格的执行,分工中也就有了共通的因素,从而表现为协作的结果,即可以通过协作而使分工产生积极效应。比如,在生产中,一个终极产品(成品)包含着诸多部分,每个专业性的生产组织负责特定部分的生产任务,最终由某个组织(企业)将各个部分组合在一起,形成终极产品。在这之中,统一标准是形成终极产品的必要条件。不过,在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中,情况发生了变化,因为我们的社会显现出了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而在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条件下,人们开展的社会活动虽然仍然是以分工—协作的形式出现的,但所承担的任务应当以什么样的终极产品出现,却是无法预知的。因而,也就不可能制订标准。这无疑对分工—协作体制构成了一种挑战。

   工业社会中的社会化分工—协作体制包含两个层面,其一,是社会层面上的分工—协作;其二,是组织层面上的分工—协作。社会层面上的分工—协作是借助于市场经济的价格整合机制而成为可能的,而组织层面上的分工—协作如上所言,主要是通过权力整合机制去不断地加以调整的。认识到分工—协作体制在这两个层面上的联系与区别是非常重要的,可以让我们更加容易地去发现社会治理的“抓手”。

   首先,这两个层面上的分工—协作体制的共同之处在于能够促进专业化。社会层面上的分工—协作自不待言,因为,市场经济中的价格整合机制包含着和促进了竞争,而竞争优势往往是在专业化程度的不断提升中获得的。组织层面的分工—协作主要是由权力整合机制来加以调整的,就权力的本性而言,有着无限的集权冲动,从而导致权力职能的泛化。但是,根据汤普森的研究发现,“组织的等级结构可以在很大程度上理解为一种解决冲突的策略,每一级别都在解决其下一级的冲突方面走向专业化”。[3]这种现象确实存在,那就是官僚制组织在机构和部门的意义上也表现出了专业化的特征。

   其次,社会层面的分工—协作体制对组织的垂直结构形成抑制,使得组织扁平化。组织所拥有的权力整合机制所包含和必然导致的集权化冲动也会反映在组织结构上,会使组织在垂直结构上不断地派生出新的层级,但是,当分工—协作不只是在组织之中逐层展开,而是也同时在社会空间中铺展开来,就使得组织诸多管理层级失去意义。20世纪的组织理论关注到了这一点,并从诸多方面给予了肯定性的评价。应当承认,就官僚制组织的经典结构而言,这种因社会化分工—协作导致的组织扁平化是积极的,可以看作是人类集体行动方式的一项进步成果。不过,它也仅仅意味着分工—协作的方式以及空间上的变化,而不是组织模式的根本性变革。现在,当我们处在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中的时候,面对着社会的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需要去寻求一种全新的集体行动方式,那样的话,就要求我们去探寻一种不是分工—协作的而是合作的组织模式。

   从工业社会的发展历程来看,在分工尚不发达的条件下,有限的分工能否在协作中形成专业化的效果,是由权力来加以整合的,即通过权力去协调分工而实现协作。亚当•斯密所考察的分工已经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分工,其协作效果是通过亚当•斯密所说的交换而实现的。至于交换为什么会发生,则取决于用于交换的产品能否进行定价,所以,我们将其视为价格整合。是因为有了价格整合机制,市场才实现了分工前提下的协作。随着社会的组织化,在组织中,一种自觉安排的分工—协作是通过组织的部门划分和结构的确立而实现的,这是一种以组织形式出现的分工—协作机制。如果细究组织协调机制的话,就可以发现,部门划分和机构安排都是依靠权力而实现的。所以,我们也将组织的分工—协作中所包含的协调机制看作是权力整合方式的制度化,是一种稳定的、可持续的、形式化的权力整合方式。

   在20世纪,特别是私人领域中的组织,也将价格整合机制引入了进来,形成了组织中的市场,对分工—协作进行价格整合。但是,组织中的价格整合并不是以交换形式出现的,而是组织的管理者根据组织外的市场所提供的资料进行定价的结果。在定价过程中包含着组织管理权力的应用,在某种意义上,这应视为权力整合与价格整合相嫁接而形成的一种混合型的整合机制。本来,价格应在自由市场中通过竞争来确定,与权力是不相容的,一切凭借权力的定价都会导致对分工体系中各方之间的不公平问题,这就意味着权力作用下的价格整合不具有可持续性。在公共部门,新公共管理运动的兴起也将价格整合机制引入公共服务等事务上来了,但就政府是一个组织体系而言,这种对价格整合机制的引入,实际上所形成的是一种权力整合与价格整合相互补充的整合方式,尽管存在着一些矛盾和冲突,但基本上能够达致两种整合机制的共存,即实现了两种整合机制的嫁接。

   组织为什么能够使这种不可能转化为可能呢?是由组织的某种程度的开放性决定的。由于组织具有了一定的开放性,使得组织成员在组织内外流动变得可能,从而影响到组织而使之对定价问题非常谨慎,即尽可能求得合理定价。另一方面,虽然组织分工各方并不直接交换,即组织中的市场并不存在交换问题,但组织与环境间却存在着交换关系。这就是组织开放性的另一重含义。组织与环境间的交换间接地影响了组织管理中的定价,使得分工中的各方在价格上的显现即使有着不公平的问题也能够被控制在可容忍的限度内。总之,对分工的权力整合必须在封闭系统中才能成立,对分工的价格整合必须在开放的系统中进行。当这两种整合机制在组织中结合到一起而构成一种混合型整合机制时,既要求组织封闭又要求组织开放,这就是组织的现状。当前的组织变革无论是在机构、结构上做文章还是在组织规则、流程上进行调整,大都属于在权力整合与价格整合间的调整,或是围绕着这种调整展开的。

   我们说组织中所出现的或业已存在的对分工的价格整合不是建立在交换的基础上的,所指的是价格整合机制并不在直接的意义上发挥作用。在这里,价格只具有工具的性质,是受到权力主导的。在政治哲学的视角中看,现代组织本身也是一个交换体系,组织及其员工之间的契约关系包含着交换的内容,甚至可以说是具有交换性质的。但是,这种交换不是发生在组织中分工层面上的交换,组织中分工各方都与组织间有着交换关系,而在各方之间却没有交换关系。当然,就私人部门来看,现代生产链上的分工也通过交换的方式达成协作,但将这个生产链上的各个环节视为一个组织是非常牵强的。实际上,生产链上的每一个环节都构成了一个独立组织,只不过与近代早期自由市场中的分工—协作形式以及实现方式大不相同了,属于一种特定空间的而不是发散式的分工—协作方式。在某种意义上,是由组织管理中的计划功能所型塑出来的。其实,如果对既有的生产链、供应链等进行观察的话,它虽然因为自身的计划体制而处在定向分工—协作链中,并作为这个链上一个环节而存在,但这个链并未限制它在市场中的交换对象选择权,如果链中的分工—协作出现了障碍,或者利益期望无法实现,链中的每个环节都有可能随时打碎既有的链而重建起另一条链。所以,我们将它们看作独立的组织而不是组织中的一个部门。也就是说,组织在整体上是交换主体,而在组织之中,各个部门之间是不可能存在着不受权力影响和干预的“完全交换”的。在这方面,虽然新公共管理运动将“企业家精神”引入了公共部门中,但在公共部门的机构间,也很少看到服务于交换的安排。在某种意义上,新公共管理运动所倡导的“市场化”是把公共部门作为交换的一方来看待的。

   其实,组织无论是在封闭与开放间的纠结还是在对分工的权力整合还是价格整合上的权衡都正在失去意义,因为作为分工—协作体系的组织正在走进被合作制组织所替代的过程。也就是说,在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条件下,合作制组织将成为主要的和基本的集体行动方式。对于合作制组织而言,权力整合与价格整合都将退位,即让位于合作整合。虽然我们在现代性的视角中将合作制组织视为一种组织,认为它是一种未来的组织形式,实际上,在更为准确的意义上,我们应当将它看作一种整合机制,是一种质胜于形或不定型的合作整合机制。如果说权力整合是组织中天然的分工整合机制,价格整合是组织从市场中移植过来的分工整合机制,是存在于组织之中和附着于组织的,那么,合作整合机制本身就是合作制组织,或者说,我们在某个角度将合作整合机制称作合作制组织,而在另一角度中,我们则将合作场所称作合作制组织。合作制组织是一种组织,却是可以在古希腊哲学所说的那种“不定型”的意义上去加以理解的。

  

三、作为组织体制的分工—协作

  

   在人类进入21世纪后,社会呈现出了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特征。在这一条件下,不是组织各部门间的职能交叉重叠问题,反而恰恰是明确而严格的分工—协作体制,使组织无法做出优异表现。事实上,组织的运行陷入了困境,在社会治理上,所表现出来的就是能力不足的问题。面对这一问题,原有的改革路线和行动逻辑不仅不再适用,反而会带来消极后果。从中国的行政改革来看,在20世纪,基本上是要解决职能交叉重叠的问题,到了21世纪,逐渐地转向对政府组织结构的调整,特别是关于“大部门体制”的调整,反映出了这一精神。但是,由于对分工—协作体制缺乏明确的认识和系统化的反思,致使改革的成效没有明显地体现出来。我们认为,作为分工—协作体系的组织是生成于低度复杂性和低度不确定性社会的,也只有在这一社会及其历史条件下才能够有效地组织起来集体行动并做出优异的表现。在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条件下,分工—协作模式不再适用。20世纪后期以来,组织分工—协作体制的松动和运行机制的变异,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视作组织因总的社会环境变化而做出的自发反应,我们应当从中解读出一种组织模式根本性变革的要求:官僚制组织走向衰落,合作制组织正在兴起。如果做出这种理解,组织研究的任务和目标也就清楚了,那就是自觉地构想和描绘合作制组织的蓝图。

严格说来,官僚制组织是工业社会的基本组织类型,尽管韦伯根据某些变量而在农业社会的很早阶段中去考察官僚制组织,(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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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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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16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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