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卫球 林洹民:我国智能制造的法律挑战与基本对策研究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91 次 更新时间:2017-01-07 01:47: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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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卫球 (进入专栏)   林洹民  

   作者:龙卫球,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教授,法学博士; 林洹民,法兰克福大学博士生。

   内容摘要:智能制造将成为我国实现“大国崛起”的关键一环。为了实现这一蓝图,我国现阶段应当主要通过政策而非法律的方式推动其发展。具体而言,我国应当发挥政府的引导和支持作用,公私协力打造研发平台;应当积极推动科技成果转化;应当扩宽融资渠道,着重促进中小企业和落后地区的科技创新和成果转化。同时,法学界也应当积极面对新的挑战,研究智能制造可能带来的法律问题:企业和个人数据保护问题、法律责任分担问题、网络安全问题、规范平台以防止数据垄断问题、《标准化法》修改问题、劳动法改革问题以及调整既有民法制度等问题。格外需要强调的是,对新问题要勇于“跨界”研究。法学家应当通过与其他领域专家的互动和交通,明确法律手段的适用领域和疆界,以此为《中国制造2025》保驾护航。

      

   关键词:智能制造;法律和科技;政府政策;法律挑战

    

   2015年5月19日国务院发布《中国制造2025》行动纲领,公布了9大任务、10大重点领域和5项重点工程,以此掀开了我国从 “制造大国” 向 “制造强国” 转变的序幕。在9大任务当中,纲领着重指出“智能制造”是推进信息化和工业化融合的主攻方向,因此要研究制定智能制造发展战略,加快发展智能制造装备和产品。一定意义上说,国家下发文件要求发展“智能制造”是回应金融危机以后世界制造业发展转型的产物。[1]在2011年,德国提出了 “工业4.0”发展计划。从那一刻起,“工业4.0 ”几乎成为了德国的另一代名词。[2]“工业4.0” 是德国为了回应第四次工业革命而提出的高科技计划,其核心是通过智能集成感控系统(Cyber-Physical System;CPS)实现人、设备与产品的实时连通、相互识别和有效交流;通过 “智能工厂”和“智能生产”实现人机互动,构建一个高度灵活的个性化和数字化的智能制造模式。[3]在这一背景下,美国也不甘落后。就在德国提出“工业4.0”计划的同一年,美国总统奥巴马推出了“先进制造伙伴计划”(Advanced Manufacturing Partnership;AMP)以期提升本国对先进技术的投资和拓展水平。2013年2月奥巴马政府又推出了AMP2.0。AMP2.0委员会致力于维持美国在科技和创新领域的投资;建立全国范围内的以公私合作为标志的制造业创新联盟;改善社区大学劳动力培训项目,培养复合型人才; 通过赋税、法规、能源和贸易改革等改善美国制造业投资环境等等。[4]可见,美国又一次赋予了制造业以发展的优先权。除此之外,俄罗斯、印度等国也先后出台政策以推动本国制造业升级,其中日本更是早在1989年就已经着手布局。[5]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制造2025》的出台从一开始就面临着巨大的国际压力。以美德为代表的世界制造强国正在紧锣密鼓地抢占新一轮的工业革命的制高点。而我国在“以智能制造为主攻方向”的同时,还必须打好自身的传统工业基础。[6]换言之,我们是在还没有彻底实现工业2.0(流水线式)、3.0(自动化)的基础上就要跨越发展到工业4.0的阶段。这无疑是极为不易的。然而,时间对所有人都是冷漠的,循序渐进只是一场空梦。新一轮的技术革新已经开始,我们已经没有填补过去的时间了。而中国,比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清楚地明白落后意味着什么。在这一背景下,为了赶超美德,实现跨越性发展,就必须动用国家的力量,全力推动我国制造业的信息化和智能化。《中国制造2025》选择的利用国家力量发展工业的路径,即是无奈之举,同时也是我国可能赶超美欧的唯一选择。

   那么紧接的疑问就在于,我国该如何通过国家力量推动制造业的智能化?政府能够做点什么?而法律又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本文意图针对上述问题贡献些许拙见,以为抛砖引玉之用。

  

一、智能制造背景下的法律和科技

  

   法律和发展似乎是一对永恒的矛盾。法律是对过去经验的总结,其往往难以预测未来的发展趋势。而法律的国家强制性又使得人们必须遵守法律。这一现象的自然结果便是,滞后的法律往往成为了改革的羁绊。也正是注意到了这一点,在改革开放初期,彭真同志强调立法应“宜粗不宜细、宜短不宜长、成熟一个制定一个”,[7]从而使得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可以“摸着石头过河”。但在另一方面,改革本身往往也始于法律的变革。历史上的重大改革无不始于“新法”。而我国社会主义改革也与82年修宪、《民法通则》的制定等密不可分。而2007年生效的《物权法》规定了对个人所有权的平等保护也进一步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推波助澜。

   法律和科技的关系也无外于是。一方面,科技发展本身的不可预期性,使得人们很难精确地为科技而量身定做法律;但在另一方面,科技发展也需要法律跟进以填补漏洞,从而为科技发展提供一个可靠、安全的外部环境。法律处理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其有助于形成人与人之间的基本信任。而任何一种投资本质都是一种信任关系。工业的发展、科技的研发等都需要一种信任模式的建立和良性运作。在这种背景下,应当如何协调法律和科技发展的矛盾?为了应对这一问题,立法者首先尝试通过创新立法技术的方法对此进行协调。例如,日落规则(Sunset Rules)的设立使得特定法律可能只在一定时间段内有效,从而使得立法者可以针对特殊的问题而为“权益之计”;智能预期草案(intelligent anticipatory drafting)的提出,也使得立法者可以首先允许进行特定科技开发和应用,但是政府一旦发现其中存在问题,就可以要求企业或研究机构在一段时间内停止开发或应用,并且思考立法的可能性;[8]反思“技术中立”, 承认技术无法在监管缺位的情况下真正“中立”,从而使得法律制度为技术研发设定不违背基本价值观念的宏观框架等等。[9]然而,通过上述介绍也可以清晰地发现,这种立法技术使得法律大多只能起到缰绳的功效,而无法积极推动科技的发展。更何况,法律特定的程序要求也使得其运行起来仍然不够灵活。

   在这种背景下,政府政策或许更有利于协调法律和科技发展的关系。毕竟,政府政策的“立法程序”没有制定法那么严格,这使其可以迅速地填补法律漏洞,以捍卫人格尊严、人身安全以及环境保护等重要利益。在特定历史发展阶段,政策是可以起到类似于法律的作用的。例如,在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对于私人财产的保护即是通过政策实现的。再者,政府也可以灵活地通过与科技代表人士进行协商以调整政策本身,从而避免政策的“滞后性”。这使得政府政策似乎成为了最受喜爱的对科技发展的调整工具。然而,鉴于政策本身的宽泛性,这使得通过政策很难建构出一套统一的、细致的规则框架。更何况,政策本身是否蕴含了除了技术以外的其他价值,这些价值是否与民主社会的其他理念相一致,也颇为值得怀疑。亦即,政策制定本身的合法性和透明性也并非没有疑问。[10]

   人类文明的经验告诉我们,囿于理性的局限性,人们往往是难以做出最优解的,有时甚至连不做出最坏的选择都很难。两次世界大战即是明证。有无数的机会可以避免战争,但是人类却做出了对彼此最差的选择。战后,丘吉尔也只能遗憾的表示:这是一场本来可以避免的不必要战争。然而,也正是意识到了自身理性的局限性,人类开始总结经验、探寻规律,力图找到一个至少不是很坏的指引。未知是人类最大的恐惧。而出于这种恐惧,一些本可以避免的错误就产生了。为了避免这种“错误”,理论和学说便显得必不可少。诚然,没有完美的理论,但是在追求幸福和梦想的道路上,即使是一根稻草也要紧紧地抓住。就让我们允许瑕疵的存在吧。更何况,只要有一颗敏锐的眼睛,随着事物的发展,人们还是可以总结出一些经验和教训以修改理论。

   就法律和科技间的协调而言,无论是修法、新法还是行业标准都可能有诸多不足。然而,如果法律在风起云涌的技术革新面前进展缓慢,那么就可能使得人们只能在一个模糊的环境内行为——在这个环境里权利和义务都是没有明晰的。无疑,这并不利于科技的长远发展。但同意需要注意的是,适当的滞后却并不必然是一种缺陷。法律的滞后已经被证明是一种睿智的停顿。“密涅瓦的猫头鹰只有在黄昏时才会起飞”。法律人应该给与实践以探索的时间,待对问题的认知较为成熟后,再将之上升为法律。更何况,目前的法律框架被基本证明是有助于创新和技术发展的。这从我国改革开放以来近40年的经济奇迹中即可见一斑。无独有偶,德国司法部长也认为, 不应该仓促出台法律以规范工业4.0的发展,因为“未来尚未清晰,人们不应僵化发展路径或者阻碍发展进程”。相反,他认为应该首先借助既有的法律制度,部分进行调整——如数据保护制度和知识产权制度——以回应工业4.0的规范需求。[11]因此,本文认为,在对未来发展脉象尚未清晰的情况下,不宜过早地修法或出台新法,以免桎梏了工业的发展。相比较而言,通过政府政策推动《中国制造2025》的实现,却更为可取。通过政策的指引性和灵活性可以在不束缚市场自由的情况下,集中力量干大事,促进我国制造业的跨越式发展。更何况,第四次工业革命也内在地寻求政府的支持和引导。智能制造的实现依赖于一系列基础设施的进一步完善和先进技术的突破性发展。前者突出表现为网络带宽等,而后者则包括智能集成感控系统(Cyber-Physical System)、物联网(the Internet of Things)、云计算(Cloud Computing)、移动计算和普适计算(Mobile Computing, Ubiquitous Computing)以及对大数据的分析和使用等等。[12]《中国制造2025》需要上述软硬件互相配合方能实现,缺一不可。这就使得第四次工业革命成为了一个依靠单个或数个大企业无法实现的系统性工程——且不论企业自身的技术能力和资金储备不足,技术研发的漫长周期和伴随而来的巨大机会成本使得企业往往没有动力进行长期、深入地科研攻关。此时,只有借助于政府的力量,打造研发平台,整合科研力量,增加融资渠道,方能解决产学研所面临的众多问题。其次,智能制造是对生产力的巨大提升。在生产力进步过程中,资金力量和人才储备雄厚的大企业可能会很快实现自身的工业模式转型,并且享受技术鼎革的红利。而中小企业则可能因为自身实力不足而无力承担“极高的初创成本”,从而导致行业垄断的事实形成。[13]再次,我国制造业发展水平不均,东部省份发展较好,中西部很多省份则还没有实现工业2.0或工业3.0。在这一背景下,如果没有政府的支持和引导,智能制造本身可能会进一步加大我国东西部的贫富差距,进而引发众多社会问题。一言以蔽之,“市场失灵”使得政府必须有所作为。有鉴于此,本文认为,我国也应当如同美德等制造业大国一样,通过出台政策的方式推动智能制造的发展。此外,本文主张法律不可轻动,并不意味着法律就要对智能制造所带来的法律问题听之任之。恰恰相反,法律人应当始终跟进智能制造的发展进程,在这个过程中思考对于疑难问题的解决之道。当然,前提首先必然是,明确随之产生的具体问题和研究思路为何。而这,亦是本文的写作目的之一。

  

二、我国智能制造应有的促进政策

  

为了推动《中国制造2025》的进行,我国已经成立了由国务院副总理亲自挂帅的“国家制造强国建设领导小组”,统筹发展全局,重点审批决策。这使得我国制造业的跨越式发展有了统一的指导机构。除此之外,《中国制造2025》行动纲领也明确指出了为了推动智能制造,(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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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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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法学评论》2016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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