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鑫:共和中的不和:《临时约法》与《魏玛宪法》的失败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85 次 更新时间:2017-01-04 10:17: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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聂鑫  

   摘要:  德国《魏玛宪法》的缺陷一直被认为是魏玛共和崩溃的原因之一,而关于《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的争议也贯穿于民国北京政府的始终。东西方两个从帝制到共和转型的国家遭遇了类似的困境,例如大妥协后的不妥协、帝制传统带来的对威权的依恋、缺乏刚性宪法的传统、分散而好斗的国会、分裂的政府与不对国会负责的内阁,而总统对于国会解散权的滥用也成为这两个年轻的代议民主国家崩溃的重要原因之一。民国北京政府与魏玛共和的失败在很大程度上源于内忧外患的政治、经济、社会现实,与其归咎宪法文本,倒不如说是时代所造就。当时欠缺的不是“一套更好的宪法技术”,而是宪法文化与共识。

   关键词:  《临时约法》 《魏玛宪法》 总统 国会 妥协

  

   魏玛共和的失败,“构成了德国历史解释方面一个极富争议又极其独特的难题”,而《魏玛宪法》的“内在缺陷”(特别是“帝王总统”的设置)也常常被认为是魏玛共和失败重要原因之一。[1]与德国类似,近代中国从帝制到共和的转型也遭遇重大挫折,而军人总统袁世凯则被认为是共和的首要敌人;由此,议会内阁制与总统制之争由纯粹的政体选择演变为正/邪之争、共和存亡之争。其实,中德两国新生的共和本来就先天不足,纵然有文本意义上完美的宪法亦无法挽救共和的颓势;作为民主理想的代议政治并没有起到维系共和的作用,以“法统象征”与“正义化身”自居的国会对于共和的破坏远多于建设;宪法设计的缺陷并非共和破毁的罪魁祸首,反倒是脆弱的共和最终造成宪法的失败。尽管《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以下简称《临时约法》)[2]与《魏玛宪法》在具体规定上存在差异、议会民主的发展阶段也略有不同,但大妥协之后的不妥协、缺乏刚性宪法传统、议会主权与领袖威权共生构成了双方共同的政治文化;在宪法的实际运作中,总统与国会的冲突、国会自身的缺陷、军方的干预乃是魏玛共和与“远东第一共和”失败的共同原因。本文尝试以《临时约法》与《魏玛宪法》的运作为例,梳理东西方两个新生共和国的类似宿命,或许对于历史的解释略有裨益。

  

一、“半个革命”与脆弱的共和

  

   德国1918年革命被认为是“踩了刹车的革命”、“半个革命”,因为“并非革命酝酿了足够的能量”,而是伴随着一战战败导致的帝国体制崩溃诱发了革命。德意志帝国的瓦解不是因为“议会民主的改革压力”,反倒是帝国瓦解“给了议会民主实践的机会”。[3]德国通过《魏玛宪法》建立议会民主制的初衷之一,是籍此迎合作为战胜国的西方民主国家的价值观,“希望建立民主共和来换取一纸平等的条约”;而革命后的社会、政治文化依然顾我,“德国保留了既有的阶级结构、官僚体系、军队以及社会权威,对于一个新生的民主共和而言,并没有提供一个好的开始。”[4]左翼的社会民主党一面与新出现的亲共和的政党交好,另一面与两个支持君主制的右翼核心力量—军官团和官僚阶层达成了妥协。[5]帝国时期行政与立法的紧张关系,在《魏玛宪法》也仅仅是以一种妥协的形式保留下来,其妥协的形式乃是将议会民主与总统代表的行政权威安置在同一套宪政秩序中;在议会内阁制的基本架构下,由直选产生的总统被赋予了独立于议会的权力,如议会解散权、总理任命权、紧急命令权等等。[6]依施密特所言,“所有宪法条文都取决于制定宪法时的政治和社会状况,受制于政党政治的偶然情势”;制定《魏玛宪法》的政治背景,是高度碎片化的政党与无休止的议会纷争,“各党为了某一条款斤斤计较、讨价还价,宪法的妥协性与其说是立法者们政治明智的产物,毋宁说是新的德意志共和国这个政治统一体在政治上脆弱的结果。”[7]魏玛共和国被称作“一个没有共和党的共和国”,因为尽管1917年旧帝国议会的多数党联盟(社会民主党、德意志民主党和中央党)投票赞成《魏玛宪法》与共和体制,“但即便在那三个党里面,也就许多人只是很勉强地接收了共和政体,而非真心希望如此。”[8]雪上加霜的是,为结束无政府状态,社会民主党与陆军达成协议,按原有传统维持陆军,以换取军队支持;“德国军队得救了,但是共和国却在诞生的头一天就没救了”。[9]

   在辛亥百年之后,中国学者对于辛亥革命也有了更多的认识与反思。人们其实很早便认识到辛亥革命固然推翻了帝制,但也仅仅是推翻了国体上的帝制而已,帝制时代的政治传统与社会结构在很大程度上依然故我。且不说南北议和的结果是南方革命派与北方实力派达成妥协,推举旧官僚袁世凯做总统;即使是议和前南方先后独立的各省,其领袖也往往是晚清的立宪派而非革命党,这也为日后国会的派系之争留下了伏笔。在某种意义上,辛亥革命“第二天就妥协了”,“满清政府中的反革命派不愿意跟革命党妥协,革命党甚至强迫他们妥协”;例如武昌起义后湖北革命党人推举出来的两位负责军事和民政的首长,被迫就职的黎元洪是旧军人、“转变最快”的立宪党人汤化龙是前清湖北省咨议局的议长。[10]有学者将辛亥革命后“光复”的各省分为三种类型:其一以湖北、浙江为代表,立宪派从革命党手中“骗取”了政权;其二以江苏、安徽为代表,立宪派联络当地军阀、官僚宣布“和平光复”,直接“把旧衙门变成了新政府”,仅由原来的地方官在衙门前树立“奉宪独立”的白旗,就算“共和实现”了;其三以湖南、贵州为代表,革命党人虽取得政权,但很快立宪派“与世家巨族军界长官同心努力”、以“文明革命”为名发动政变夺取政权,如湖南前咨议局议长谭延闿之取代革命党人焦达峰。[11]也有学者从另一个角度认为:“现代意义上的中华民国,并不是辛亥革命只手创建起来的,而是一种源自古今中西交汇的历史合力共同创建起来的”,这其中除了激进的革命力量外也包含改良主义的遗产,“作为现代中国—中华民国宪制的一个重要构成,《清帝逊位诏书》不啻为一种中国版的‘光荣革命’”。[12]辛亥革命在近代史上是流血较少的一次政权更替,其中的部分原因是立宪派组织的宪友会“在革命中采应变手段,控制各省政局,革命形势几为之操纵。立宪派人始于求国会,终于得革命,种瓜得豆。”[13]可是,不流血少流血的革命固然“光荣”,但“革命尚未成功”的现实也带来“继续革命”/复辟的双向可能,“一蹴而就”的新共和依然要为“大妥协之后的不妥协”买单。南京临时政府一方面承诺推举北方军人领袖袁世凯为总统,一方面在《临时政府组织大纲》颁布仅数月的情况下变更政体、颁布《临时约法》,将总统权力大幅度削减;还企图“引君入瓮”,让袁世凯到南京就职,而袁世凯当然也不肯就范。凡此种种,都能反映出妥协之初的“不和谐”。而晚清保皇党与同盟会在海外的竞争,以及辛亥革命后立宪派与革命党在光复各省的博弈,也为民初国会中国民党与进步党之对立埋下了伏笔。

  

二、威权崇拜与总统独裁

  

   德国魏玛时期的法学大家往往并非纯粹的“共和派”,制定《魏玛宪法》的灵魂人物胡果•普洛斯,本身乃是“备受争议的人物”,在一战期间曾明确反对议会民主体制;另一位公法学大师艾里希•考夫曼,也是拥护君主制的国家主义学者;而大名鼎鼎的马克斯•韦伯,则利用其影响力说服普洛斯确立帝国总统的强势地位。[14]毕其一生鼓吹理性与“祛魅”的韦伯,长期将对克里斯玛式威权的诉求视为非理性,但是“在韦伯生命的最后三年,也就是德国由于战败而陷于幻灭与瘫痪,继而魏玛共和诞生的年代,他开始诉诸那种克里斯玛的权威。若没有一个能够提供一些愿景来吸引大众追随的政治领袖,也就没有正当性的基础来重建德国社会”;诚如霍布斯所言,“每个人都会同意认为,无论何种性质的和平与秩序,必然优于混乱无序。”[15]从历史上看,实现德国统一的不是1848年法兰克福保罗教堂国民议会,而是普鲁士“铁血宰相”俾斯麦;俾斯麦将议会中的反对党(中央党和社会民主党)称为“国家公敌”,公开在就职演说中宣扬:“德国所仰望于普鲁士的,不是自由主义,而是实力”;“当前的重大问题不是靠演说和多数派决议所能决定的,而是靠铁和血。”[16]在保守派知识分子看来,一战战败与德国君主制消亡使德国进入了失序的“紧急状态”,卡尔•施密特则将威权的总统视作最佳的宪法守护者与秩序恢复者。[17]在保守派看来,“议会制民主只不过是那些利益集团的外衣,掩饰了他们挟持国家并掠夺其国民的真相。如果人民起来打破这个铁笼,议会制民主也就因此而坍塌。需要一个独裁者,一个强人,能以非理性的方式将人民号召凝聚起来。”[18]之所以会创造出“一个足以对抗议会的准君主权力架构”,乃是基于德国普遍不信任政党、议会以及“持续发挥作用的君主传统”,“人们希望人民选出‘替代性皇帝’(帝国总统)可以超越党派、领导国家,并且在危机时以否决权与紧急命令权代表国家”。[19]

   《魏玛宪法》设计的总统是仲裁的发动者而非仲裁者,其扮演的主要功能“并不是领导政治、负起政治责任,而是居中扮演协调不同意见、维持宪政运作并保持宪政的存续”,总统的这一定位有利于维系“多元分歧”的德国国家与社会之统一。[20]制宪者也吸收了法兰西第三共和议会内阁制的教训,为了避免法国议会小党林立、频频倒阁、政局不稳的局面再现于德国,制宪者希望宪法“兼具抗衡与妥协的精神”,以避免政治上的混乱或僵局。[21]但是,正如施密特所观察到的,《魏玛宪法》由于其妥协性,在实际的宪法运作中有多种实践的可能,总统的定位也存在相当的模糊性,依制宪者的本意总统是作为中立的、超脱党派的政治裁决者,可在实际上总统可能演变为美国总统式的政治领袖,并发生与国会选举产生的总理(及国会本身)的二元对立。[22]“普洛斯的设计是名副其实的民选国家领袖与议会制政府的联合,这也因而是一次冒险的赌博”;赋予总统大权本来用以制衡“国会专制”,可由于魏玛时期混乱的政党政治很难产生稳定的国会多数,在实践中国会与内阁都无法有效制约总统,反倒造成了“总统的专横”。[23]

   与魏玛时代的威权主义氛围相对照,民国成立之初的气氛看似更加排斥威权,1912年《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在总统制与内阁制的政体选择上更倾向于内阁制,天坛宪草更是试图打造“议会专制”的“超级国会制”。但这主要反映了垄断制宪的多数党(国民党)因为对于袁世凯的不信任而“因人设制”,而非时人对于政体有所定见,否则无法解释之前《临时政府组织大纲》为何会采用总统制。更何况,《临时约法》依然赋予总统美国总统制下的法案否决权;1913年天坛宪草还早于《魏玛宪法》6年规定了总统紧急命令权,据制宪者解释该制度源自当时还是二元君主立宪制的奥地利、普鲁士和日本。[24]由于总统与国会在组阁、制宪与施政上存在根本冲突,双方达不成最低限度的妥协;1914年袁世凯发动政变、解散国民党瘫痪国会,并操纵约法会议制定颁布《中华民国约法》,建立总统独裁的政体。对此,当时北京政府美国专家古德诺认为:“袁世凯的宪法改革方案适应了中国国情,具有政治学上的原理性意义”,而之前《临时约法》设计的议会政治则完全不符合中国土壤;无独有偶,作为本土知识分子,梁启超早在1905年即发表《开明专制论》,论证中国人民并不具备参政能力,“对当时产生成熟的议会政治并不抱任何希望”,仅主张“保留和控制国会,以作为‘开明专制’合法化的工具”,故而梁反对袁世凯解散国会,只是希望袁能“挟国会以令诸侯”。[25]

有趣的是,不仅切身参与民初政治的旧学领袖梁启超不能与独裁政制划清界限;经历袁氏当国与段祺瑞政权之弊,在“后约法时代”的南京国民政府时期,两位曾经游学德国、多次参与近代中国制宪的新学专家—在朝的吴经熊与在野的张君劢—他们虽秉持法治精神,(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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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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