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鑫:共和中的不和:《临时约法》与《魏玛宪法》的失败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92 次 更新时间:2017-01-04 10:17: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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聂鑫  
也不安于“御用”的角色。本来段祺瑞让徐世铮“安排”安福国会选举曹锟为副总统,但国会两院议员却不买账,导致选举会流会;安福系议员认为他们在总统选举中完成拥立徐世昌、排挤冯国璋的政治任务后,便不须对段祺瑞再尽义务。[55]我们将安福国会所拟宪法草案与民二国会所拟天坛宪草相较,也可发现两个宪草大同小异,作为制宪者的国会赋予自身的权力都大大超过其欧美同济。国会一方面为自身便利计常常改变既有规则,用政治目标破坏法律秩序;一方面又挟民意机关之威,以为议会立法可以“无所不能”,企图通过投票来改变现实的政治秩序与权力平衡。立法者不能以身作则守法护宪、反而“毁法造法”,这是近代中国议会政治失败的原因之一。

  

四、国会解散权的滥用与代议共和制的覆灭

  

   “从德总统行使紧急命令权的历史中,我们或许可认定议会政治—至少纯粹的议会政治—之不宜于乱世吧”,“如果国会中的多数党有一定的结合,则总统自不能不任命此结合的首领为冢宰(总理),而任其组阁;不然内阁必难得国会的信任,而总统最后仍不能不屈服于国会。所以兴登堡能于1932时曾两次拒绝希特勒请为冢宰之求,然1933年便不能不请他为冢宰者,即因他有号召国会多数之力故。所以,总统近年来之能不顾国会的意向,甚至可以逼内阁辞职,与其说他的好专权,毋宁说是他的不得已。而且按照普劳斯(胡果•普洛斯)的原意,总统本也应有补救国会的分裂及维持政局的安定之功用的。”[56]就宪法规定而言,魏玛总统的权力尽管很大,但其在制度与实践上仍受到国会多数的制约;当国会形成稳定的多数党或者政党联盟后,总统就无法上下其手了。但面对德国议会小党林立的“乱世”,兴登堡凭借其政治优势,滥用了总统紧急命令权与解散国会权;由此导致国会更加频繁的改选、也摧毁了国会的权威,最终导致人民对代议民主与共和体制的普遍失望,造成右翼势力的成长与共和体制的崩溃。1933年尽管历经数度国会解散与改选,希特勒领导的纳粹党始终稳居国会第一大党的地位;再加上其友党德国人民党,希特勒已取得国会过半的席次,兴登堡便不能不任命其组阁了。[57]反讽的是,当纳粹党最终取得人民选票的支持后,1933年1月30日总统兴登堡按照“完全合宪法的方式”把总理一职的重任交给希特勒的时候,魏玛宪制看似回归了议会内阁制,反而走向了毁灭,因为纳粹党的“基本教义”就是坚决反对议会民主路线。当唯一能制约希特勒的总统兴登堡去世后,希特勒合总理与总统于一身改称“元首”。[58]“1933年的任命与组阁,可以说是在制度内是以议会民主的形式终结了议会民主。但究其原因,1930年开始的总统内阁,以及行政权屡次以解散国会权来对抗立法权,摧毁了议会民主的基础,改变了宪政秩序,实是造成选民最后对议会民主的失望,用选票终结魏玛共和的主要原因之一。”[59]

   与《魏玛宪法》相较,《临时约法》赋予总统的权力相对有限,也没有设置内阁制下解决行政、立法机关冲突的国会解散权,但北洋时期国会仍然先后两次被解散。1923年国会议员在选举总统时的受贿“卖身”,或许也与其两次被解散后颠沛流离的境遇有关;最终,国会的权威与正当性都荡然无存。国会第一次解散,从纯粹法解释学角度来看或许不能被认为是“解散”:1913年底袁世凯借二次革命为名,下令解散国民党,剥夺国民党国会议员资格,造成国会两院因不足法定人数而流会;对此,国会提出质问书,认为总统没有权力取消议员资格,但政府却回应说因国会不足法定人数其质问无效,于是国会“无疾而终”。[60]如果说袁世凯瘫痪国会的做法是“钻法律空子”的话,有“忠厚”之名的继任总统黎元洪解散国会则是公然违法违宪了。1917年,总理段祺瑞与总统黎元洪在对德宣战问题上爆发冲突(史称“府院之争”),黎元洪引辫子军入京,在“辫帅”张勋的威逼下,黎元洪非法解散国会造成取消共和的事实,从而为复辟铺平了道路。当时代总理、法律专家伍廷芳拒绝附署总统解散国会的非法命令,最后只好由步军统领江朝宗临时代理总理并附署解散国会令;政府的日籍法律顾问有贺长雄居然为黎元洪提出一个似是而非的辩解:“《约法》虽然没有解散国会的规定,但也没有不能解散国会的规定,这就足够说明解散国会不违法。”[61]而民初所谓护法运动,“亦可称为要求恢复国会的运动”,只是因为要求恢复《临时约法》的法统比要求恢复国会的口号更有正当性,故而南方军政府以“护法”为号召。[62]可是,当国会再次恢复后,竟于1923年发生曹馄贿选的大丑闻,把耗费10年之功拟定的“完美的宪法”变成了国人唾弃的“贿选宪法”。“民国十三年以前,中国政治问题表面上所争的,只是一个‘法’字。自所谓法统恢复后,那些坐在法统椅子上的先生们演出卖身的活剧,制成一部‘遮羞的宪法’。从此没有人理会这个‘法’字了。”“国会既实行最后的自杀,从此法统也断绝了,护法的旗帜也没有人再要了。”[63]“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国会与军事强人(如袁世凯、段祺瑞)最终在彼此斗争中同归于尽,民国北京政府议会民主的宪制实验也彻底宣告失败。

  

五、结语

  

   魏玛民主的崩溃不能简单归咎于《魏玛宪法》,面对魏玛共和所遭遇的政治、社会、经济危机,可能任何宪制也无法存活;即使广受诟病的魏玛总统紧急命令权之滥用,在当时也是处于不得已。就民国初年的制宪之争来说,国会试图限制总统的权力固然是基于预防总统专制的良好愿望,总统希望扩权亦有提升行政效率的正当目的,而单一制/联邦制之争则与分裂割据的问题纠缠不清;可不论制宪者在政体上是选择内阁制、总统制还是混合制,在中央与地方关系上是选择单一制还是联邦制,纸面上的宪法可能都无法应对与德国相较更为严峻的内忧外患。一方面是代议民主的混乱与无效率,另一方面是“独裁者”面对军阀割据的现实亦无法有效执政。与“第三帝国”的迅速膨胀与崩溃相较,近代中国议会民主的好处未得,元首独裁的效率亦未能实现。就《魏玛宪法》而言,其失败并不在于宪法文本的瑕疵或者说“宪法规范间的矛盾性”,而在于议会制共和运作的失败:作为“共和的统治阶级”,“他们很少团结,力量分散,不加思索的煽动就可以分裂共和”,导致“不是议会多数的拥有者却合法地拥有权力”,并最终以合法的形式埋葬共和;我们也可以说,《魏玛宪法》欠缺的不是“一套更好的宪法技术”,而是宪法文化与共识。[64]以上观点几乎可以套用于《临时约法》所处的时代,作为法律人,这似乎是更值得我们反思的。

   注释:

   [1]参见[英]玛丽•福尔布鲁克:《德国史:1918-2008 》,卿文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3~4页。

   [2]学界通常认为1923年《中华民国宪法》(即所谓“曹锟宪法”、“贿选宪法”)与德国《魏玛宪法》在文本上更为接近;但本文的研究除宪法文本外也兼及宪法的运作,1923年《中华民国宪法》施行时间非常短,故而选择《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作为比较的对象。

   [3]参见沈有忠:《从半总统制谈威玛宪法的制宪理论与实际》,《中研院法学期刊》第4期(2009年3月)。

   [4]参见沈有忠:《威玛宪政变奏曲:半总统制宪法的生命史》,(台湾)五南图书出版有限公司2009年版,第90 ~ 92页。

   [5]参见[加]大卫•戴岑豪斯:《合法性与正当性:魏玛时代的施密特、凯尔森与海勒》,刘毅译,商务印书馆2013年版,第22页。

   [6]同上注,第136页。

   [7]参见[德]卡尔•施米特:《宪法学说》,刘锋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中译本前言第3页

   [8]参见[德]塞巴斯蒂安•哈夫纳:《从俾斯麦到希特勒》,周全译,译林出版社2016年版,第150页。

   [9]因为将军们大都从内心里憎恨共和,他们最终在兴登堡元帅总统的率领下,“把共和国出卖给了纳粹党人”(参见[美]威廉•夏伊勒:《第三帝国的兴亡—纳粹德国史》上册,董乐山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79年版,第81~82页。)

   [10]参见黎澍:《辛亥革命与袁世凯》,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1年版,第168~170页。

   [11]参见高放:《清末宪政史》,华文出版社2012年版,第492~502页。

   [12]参见高全喜:《立宪时刻:论〈清帝逊位诏书〉》,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3页。

   [13]张朋园:《立宪派与辛亥革命》,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7年版,第102页。

   [14]参见[德]Michael Stolleis《德意志公法史》卷三,(台湾)元照出版公司2012年版,第68~76页。

   [15]同前注[5],大卫•戴岑豪书,第10、14页。

   [16]同前注[8],塞巴斯蒂安•哈夫纳书,第23、37页。

   [17]参见[德]卡尔•施密特:《宪法的守护者》,李君韬等译,商务印书馆2008年版。

   [18]同前注[5],大卫•戴岑豪书,第18页。

   [19]同前注[14], Michael Stolleis书,第74~75页。

   [20]同前注[4],沈有忠书,第138页。

   [21]同前注[3],沈有忠文。

   [22]同前注[4],沈有忠书,第138~139页。

   [23]参见黄卉编:《德国魏玛时期国家法政文献选编》,清华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104页

   [24]参见吴宗慈:《中华民国宪法史》,于明等点校,法律出版社2013年版,第221~222页。

   [25]参见章永乐:《旧邦新造:1911-1917》,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59~164页。

   [26]参见吴经熊:《法律哲学研究》,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271~130页

   [27]这段议论乃是张君劢引用卢梭的话。(参见张君劢:《宪政之道》,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379页)。

   [28]参见薛化元:《民主宪政与民族主义的辩证发展:张君劢思想研究》,台湾稻禾出版社1993年版,第157页。

   [29]同前注[14 ], Michael Stolleis书,第83页。

   [30]《魏玛宪法》第76条参见立法院编译处:《各国宪法汇编》,第二辑,1933年自刊,第215页。

   [31]根据《临时约法》第159条和《中华民国国会组织法》第21条,制宪权由国会两院合并为宪法会议行使之,“非两院各有总议员2/3以上之出席,不得开议,非出席议员3/4以上之同意,不得议决。”(参见夏新华等整理:《近代中国宪政历程:史料荟萃》,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71页。)

[32]参见王世杰、钱端升:《比较宪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375~376页。(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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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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