桑兵:1948 年中山大学易长与国民党的派系之争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341 次 更新时间:2017-01-02 21:1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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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国学界的乱象之一,是各大学易长往往牵扯各种政治势力明争暗斗的矛盾纠葛,因而牵一发而动全身,不时引起轩然大波。在此过程中,为了争夺或是维护权利,各派反复较量厮杀,台面台下的斗争进一步加剧。能量的充分释放与展现,导致包括人事在内的权力格局的重新洗牌,或此消彼长,或重归平衡。如此,大学校长的更换,影响早已超越学校内史的范围,成为政局波澜起伏的指向。1948年围绕中山大学校长王星拱的去留而展开的政治角力,背后不仅牵涉国民党内各种派系的争权夺利,而且卷入国共斗争的漩涡,惊动最高当局。这一事件放在学校内史的框架之下,自然无足轻重,只能轻描淡写,①一旦纳入抗日战争以后国内政局波谲云诡的整体架构之中,便全然改观,可以凸显近代中国大学作为社会脉点的重要位置。此事原来的公开报道只见表面,近年来,随着台湾中研院近代史所藏朱家骅档案的利用渐趋便利,可以与其他资料相互印证,深入内幕,究明真相。

  

一、学潮与倒王

   1949年7月21日,“在各路解放大军直趋华南,‘石牌’儿女正以紧张学习来迎接解放的时候”,《华商报》刊登了题为“陈可忠滚蛋·张云上场:看朱家骅控制中山大学阴谋”的广州通讯,其重心不在指摘新旧校长以及易长之事,而是试图揭示中山大学校长人选“为什么变来变去都是朱系门内的‘一丘之貉’的原因”。通讯称:

   事实上,从朱家骅在中大做校长时起,这个反动头子便在中大收买甘心做奴才的“教授”、“学生”,同时不断的把它的爪牙插入中大来,树植他的反动势力。在反动统治的全盛时期,号称“无孔不入”的CC势力,在中大亦无法立足。虽然在坪石时候CC曾导演过一次包围张云,强迫下台的丑剧,但当复员后朱重长伪“教部”,委王星拱做校长,王一上台便把CC的毛礼锐(当时毛是师院院长)一脚踢走,同时把CC的爪牙如陈粤人、袁飞翰、何心石等连根拔除。此后,实际上,中大便成了“朱家天下”。虽然王星拱不是朱派人物,但一切大权都落在朱派人物手上。同时,还特地派一个喽罗宋嘉贤以“秘书其名,监视其实”的跟着他,使他动弹不得,迫他不得不辞职。王1948年中山大学易长与国民党的派系之争桑兵王星拱下台后,朱便一意提拔他的忠实干部陈可忠,但苦于陈可忠在国内外无藉藉名,同时又鉴于接长台大不成的经验,便决定采偷龙转凤的手法,把自己袋里的一等王牌张云打出来,使他担一个校长的假名,叫陈可忠代理。陈到任后,虽然有朱家骅撑腰,但因为自己没有威望,又没有班底,单人匹马来到石牌,一抵埗即给地头蛇打了个杀手锏,险些儿登不上台。幸得几次“疏通”,并请朱家骅亲自出马,才把对方的势炎压下来。陈可忠摔了这一交之后,便深深觉悟到要在中大立足,只有跟同学合作,所以一年来陈在与同学或多或少的“合作”下总算没有被挤出中大。但为什么又要在这个时候下台呢?据陈的表示是因为“健康问题”,但查实陈的下台一方面是因为当局不满他对同学的“软弱”政策,要他滚蛋,另一方面是因为反动当局决定不迁校,他不肯做俘虏,所以便愤然一走了之。这样陈可忠的离职便成了定局,一向被视为朱系“王牌”张云,便脱颖而出了。

   此则通讯提示三点:其一,此次张云取代陈可忠,不过是上一次中大易长即王星拱去职的余波回澜。其二,王星拱的上台与落台,与朱家骅牵连不小。其三,中大易长背后,隐藏着朱家骅与CC派在大学系统的争权夺利,彼此倾轧。由于后来时事的变化以及通讯所取的立场,所谈及的三点固然部分反映了事情的真相和时人的观感,但也不免表面甚或误解,有必要进一步深入探究讨论。

   关于王星拱的去职,现有的三种中山大学校史中,只有最后撰写的《中山大学史稿》简略提及曰:“1948年6月,王星拱校长因病辞职,国民政府教育部提请行政院任命张云担任校长,当时张云尚在国外,教育部同时提请发表陈可忠代理。同年10月,张云回国辞去校长职务,陈可忠继任校长。”[1](P418)此说不错,只是背后的情形远比上述复杂,所牵涉的不仅仅是国民党内部的纠纷,还有国共冲突的大背景起作用。

   王星拱在抗日战争后于1945年12月正式接长中大,此前中大的正式校长为邹鲁,而由金曾澄代理。抗战期间,中山大学辗转迁徙,遭受重创,图书设备和师资均受到很大影响。王星拱留学英国,曾任教于北京大学,后长期担任国立武汉大学校长,接长中大后,提倡学术自由,聘请多位知名教授,扫除在教育界势力极大而声名狼藉的CC派势力,对学生的态度也比较开明。1945年5月,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促进宪政实现之各种必要措施案”,其中内容之一,是各级学校不设党部。[2]随后,全国各学校的国民党党部陆续关闭。此举对于国共两党在大学师生当中力量对比的升降变化,很快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①中山大学师生中的中共党组织及其外围组织迅速恢复发展,并且发动了一系列大规模的游行示威和罢课抗议活动,声势日渐壮大。中山大学因此被称为“民主堡垒”和广州“小解放区”。[1](第7章)随着国民党统治危机的深化和财政金融的恶化,教师群体也开始出现不稳定的倾向。

   有知情者这样描绘当时中山大学学生的异动和当局的无所作为:“中大内部情形日见恶劣,最近文学院学生以标语传单‘驱逐’外文系主任周其勋先生,并对其他系主任之同样举动,亦已布置就绪,而在位者束手无策,旁观者乘机取利,开学以后想益将不宁矣。??来此数月,耳闻目见,益为中大前途悲观,东南教育之未来恐惧,国家耗费亿万,维持此形同地狱之文化衙门,殊有辱此有历史性之学府,而无以对百粤之青年矣。”这位知情者虽然站在政府立场,似非存心与学生为敌,他对朱家骅向合众社记者发表关于最近学潮的谈话表示不胜感慨,认为所说各点“亦具至理”,还是坦率指出:“对青年对学生,以理喻以情导忍让处之较为得计,如加之以其他准绳,恐益生枝节,不可收拾。时局如此,人心惶惶,铤而走险,意中之事。”②

   眼看局势快要失控,广东的国民党各级组织大为不安,暗中酝酿倒王行动。1948年2月2日晚,国民党广东省党部主委余俊贤、广州市党部主委高信等召集学运小组举行会议,“议决推倒中大校长王①参见金以林:《战时国民党教育政策及实施效果》,日中战争の国际共同研究第3回国际会议“日中战争期の中国における社会と文化”论文。②1948年2月9日洪谦致朱家骅,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藏朱家骅档案301-01-09-101,国立中山大学文卷。以后凡不特别注明者,均引自该档案。感谢谢国兴教授给予的大力襄助。98--星拱,另拥蒋梦鳞继任。其步骤1、向宋主席献议;2、向吴秘书长献议(吴原定今日下午三时抵穗);3、联名向朱部长献议;4、向高廷梓及任国荣疏通。”2月7日,朱家骅接到任国荣2月3日所发关于广东学运小组密谋倒王,提请教育部对此事如何应付,须及早准备的报告,认为所议“似不甚妥”。[3]2月13日,朱又接到洪谦报告中大内部情形的信函,即分别致函王星拱和复函洪谦,要求“尽速彻底整饬,纳入轨范”。[4]3月1日,王星拱复函说明有关情况:“上学期大考完毕之时,外文系学生(一二三年级)具呈攻击周其勋主任,并推举代表二人,陈述意见。弟比即言辞谴责不应有此等越轨行为。当晚文学院中复张贴攻击周主任之标语,次晨发见,即行撕毁,追询该系学生,坚不承认。此必系有作用之行动。一月以来,已在各方防范诘诫之中。迩来第二学期开学,学生陆续返校,有无其他【事】同类事件继续发生,未敢断言。如果发生,弟必遵旨整饬,纳入规范也。”

   按照王星拱的说法,所谓中山大学文学院风潮,其实早已发生并且得到解决,翻出旧事作新闻,显然醉翁之意不在酒。3月13日,朱家骅再度接到广州密报:“此间学运小组若干同志谓中山大学王校长对党的意识不足,应付软弱,以致奸党潜伏,将滋事端,提请决议,专电中央学运小组,察转钧部核办。宝猷人微力薄,对此决议,未能阻止,至为罪咎,谨电报闻,伏祈垂察。”[5]报告人引咎自责,是因为预感到此事可能令朱家骅陷入被动。果然,国民党中央学运小组将情况直接报告蒋介石。3月21日,国民党主席侍从室交下蒋介石代电:

   教育部朱部长勋鉴:据报:广州中山大学自王星拱接长后,对学风极为放任,因之反动份子利用该校作宣传赤化根据地,一般反动教授学生在学校附近乡村从事秘密组织活动,至为积极。所有反动刊物报纸等到处张贴,明目张胆,肆无忌惮。该校同情本党或曾入三青团学生,常受若辈威胁,影响社会人心至钜。今后整顿之道,对该校校务负责人应予更易,另选党内干员接充,始足以辟邪说,攻异端,挽学风,正视听,防患未然等情,希注意切实整顿为要。[6]

   最高当局的直接指令,虽然只是转述意见,还是令朱家骅相当紧张,不能不高度重视,他致函时任中山大学教务长的邓植仪,几乎逐字逐句地转达了蒋介石的来电,接道:“未知究竟如何,至以为念。闻抚五兄近日请假离粤,??务请查明,切实整顿,是所企盼。”[7]

   王星拱与国民党渊源甚深,早就担任过国民党安徽省党务指导委员。1940年武汉大学成立国民党区党部时,王星拱任监察委员。[8](P137)1945年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时,又当选为中央监察委员。和同时期的许多大学校长一样,身为国民党员的王星拱主张学术自由,反对学校过度政治化,尤其不愿意国民党控制学校,自然对于师生的言行较为宽容。广东的国民党组织为了压制校园内日益活跃而且左倾的师生民主运动,不惜对本党人士下手,反而显得虚弱。

   邓植仪如何回复,尚未查见,6月17日,朱家骅收到时任中山大学总务长的邝嵩龄于6月6日发出的关于中山大学近况及今后应行整理事项的报告,其中第一点就是“学风方面,自王校长到校后,历经整饬,已比前良好。”报告中并无中山大学学生风气不正的内容,反而于师资及行政方面提出改进意见,认为“教员众多,品流复杂,不无影响学风及行政进度,尚须一番整肃”,师范学院、法学院、附中等单位的主管或挂名而不负责,或长于任教而短于任事,会计主任则能力稍逊,有必要进行调整。[9]这些至少反映出中山大学部分教职员的看法感受,与广东国民党组织系统的判断相去甚远。

  

二、朱家骅与王星拱

   如果说邝嵩龄是想为王星拱打圆场则为时已晚,在中央学运小组乃至蒋介石的压力下,朱家骅不得不考虑换人的棘手问题。只是并非如后来《华商报》的广州通讯所说,换掉王星拱是为了安插朱氏自己派系的骨干。事实上,朱家骅并不愿意换掉王星拱,即使面对来自最高当局的压力,他仍然尽力维护和挽留。由于王星拱一再力辞,中山大学又不能无人主事,朱家骅才不得不留意其他人选。

   最初国民党广东省市党部酝酿倒王拥蒋(梦麟),朱家骅即批示“似不甚妥”,正式答复时又改为“此君似不甚妥”,明确表示不赞成用蒋梦麟。[10]在转述洪谦的报告内容时,也有意将“而在位者束手无99--策”等字样抹去,希望洪谦对中大事务“惠予协助,以求改善”。[11]后来致函邓植仪了解中大情况,又将蒋介石来电中“自王星拱接长后”一句删去,处处为王星拱留余地。其时王星拱因为身体欠佳和家庭不幸等原因请假离校,回到安徽安庆,迫于内外交困,多次提出辞呈,要求即选贤能继任,以便尽快卸任,兼利校务。朱家骅则屡屡发电函慰留,不允其辞职。

5月25日,王星拱在各方一再催促返粤的情况下,再度提出辞呈,并阐述了不能不辞的理由:“弟历承绾护殷勤,原未敢轻于言去。??自抗战复员以来,虽无贡献,颇经艰苦。迩来年衰力竭,百病丛生,跬步难具,饮食锐减,复值境运多乖,(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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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学术研究》2008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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