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健:文化规制的悖反效应

——以苏联的文化规制实践为例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64 次 更新时间:2016-12-28 16:07: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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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健  

   摘要:  文化规制不是万能的,在很多时候作用甚微,甚至会产生严重的反弹放大效应。这就是文化规制的悖反效应:未得到被规制者内心认同的文化规制,从短期来看,通常很难真正奏效;从长期来看,往往适得其反的现象。纵观苏联的文化规制史,赫鲁晓夫时代的“解冻”实际上是对斯大林时代长期“高压”的一种悖反,戈尔巴乔夫时代的“新思维”则是对勃列日涅夫时代长期“维稳”乃至斯大林时代的悬而未决“遗产”的一种悖反。

   关键词:  文化规制;悖反效应;社会风习;苏联社会

  

   在文化规制实践中,文化规制者往往自信地认为,通过文化规制,也能够像通过严刑峻法来规范和约束人的行为那样影响甚至控制人的思想。但事实上,文化规制并非万能的,在很多时候其实作用甚微,甚至会产生严重的反弹放大效应。因此,文化规制在很多时候都不容易真正实现预期的效果。这就是文化规制的悖反效应,即未得到被规制者内心认同的文化规制,从短期来看,通常很难真正奏效;从长期来看,往往适得其反的现象。而且,规制越是严苛,反弹力度越大。本文就试图以苏联为例来深入探讨文化规制的悖反效应问题。

  

一、斯大林时代的文化规制

  

   早在1925年,以斯大林为代表的苏共领导人就开展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布尔什维克化运动”,旗帜鲜明地提出诸如“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主义”、“百分之百的意识形态的纯洁性”之类的口号。1934年,斯大林在苏共第十七次代表大会上作的《关于联共(布)中央工作的总结报告》更是明确表示:“实现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基本政治任务之一,就是‘肃清经济中和人们意识中的资本主义残余’。”[1]331这意味着,苏共正式提出了克服甚至消灭所谓“中间思想形态”的政治任务。作为一种高度政治化的文化体制,苏共处理文化问题的基本思路是将其视为政治问题在文化领域的反映,因此,在处理方法上也就采取了所谓的政治方法,即“敌人不投降,就叫他灭亡”[2]的强制性手段来简单化地处理文化问题。为了实现捍卫“意识形态的纯洁性”的目标,苏联一方面极力将自己同外界隔绝起来,以免受到西方意识形态的“污染”;另一方面则通过“思想的国有化”方式进行封闭式宣传和高强度灌输。由于这一时期的文化规制同“大清洗”交织在了一起,因此,这种以“谎言+暴力”为特征的文化规制力度之大在苏联历史上可谓空前绝后。更为严重的是,“大清洗”的范围显然不仅限于苏共党内,而是涵盖了苏联社会的各个阶层。具体来说,“遭到镇压的有党的、苏维埃的、经济方面的积极分子,以及广大的工人、农民、知识分子阶层。”[3]626

   曾任苏共中央政治局大镇压事件复查委员会主席的亚历山大•雅科夫列夫(Alexander Yakovlev)在调阅几十万宗案卷后指出:“每个案卷涉及的人生前都热爱自己的家庭和自己的国家,但后来都根据命令或者告密材料不经法庭审理就被枪毙并被抛进地窖和沼泽。”[4]122有时候,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就可能让人锒铛入狱。例如,莫斯科爪哇卷烟厂的工人尼科利斯基(Nikolsky)曾在1949年给一家报社写了封信。他在信中坦陈了自己对经济形势恶化、工会作用降低和民主未能发扬等问题的不满。尽管他在信中事先就请求原谅:如果写得不正确,那么,请指点他走出迷津,因为他不愿因此冒犯或得罪任何人,只是想“吐露些许痛苦的心声”罢了。但他还是被苏联国家安全部特别会议判处劳改营监禁8年[4]124。

   正如赫鲁晓夫所说:“斯大林的作风不是通过说服、解释而耐心地与人协作,而是把他的观点强加于人,要求绝对服从他的意见。凡是反对他的观点,或者试图辩明自己的观点和证明自己的立场正确的人,都注定要被调离领导班子,并随即在精神上和肉体上被消灭掉。”[5]529不仅如此,斯大林还创造了“人民的敌人”这个概念。有了这个概念,就可以免去意识形态的麻烦争论,直接镇压持不同意见的人,还可以反对可能有敌对意图的人。这就是说,“‘人民的敌人’这个概念实际上消除了进行任何一种意识形态斗争的可能性,排除了使得一个人在这个或那个问题甚至一些实质性问题上表明自己观点的可能性。”[5]530

   事实上,赫鲁晓夫的这一结论并不夸张。因为“同斯大林进行辩论,反驳他的某一建议,等于是自杀,人们只能同意他的意见。”[6]951曾任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的瓦季姆•巴卡京(Vadim Bakatin)将这种严酷无情的规则总结为“要么你照领袖、党和‘人民’指示的那样,‘像大家一样’生活,要么你就已经不是人民,而是‘人民的敌人’,应该进入不存在的状态。”[7]25总的来看,从20世纪20年代末到50年代初,在苏联的意识形态领域,除了个别年份没有开展大规模斗争,保持相对稳定外,大部分时间都保持着相当紧张的局面,进行着激烈的斗争[8]219。

   从20世纪20年代末到50年代初,苏联在解决文学、艺术乃至科学问题的时候,几乎全都以“大批判”开始,以行政处分和制裁告终。在这个时期,根本不允许“异见”存在,每“讨论”某领域的问题时,都以官方既定的观点和结论来批判和压服对立面。在批判和压服的过程中,则始终贯穿着对被批判方的揭露和痛斥,以及随之而来的处分和制裁:从撤销职务和改组机构,一直到除名、逮捕和判刑[8]421。例如,在1930年代,由于苏联当局对批评意见的压制和对言论自由的剥夺,一些共青团员不得不私下组成秘密小组,讨论“令人不安的那些问题”。对于这些秘密小组,苏联当局毫不迟疑地采取了果断措施:在1935年至1936年间,成千上万名共青团员被逮捕并流放到了位于西伯利亚和哈萨克斯坦的集中营[9]35。

   不可否认,这种极其严苛的文化规制的“看得见的”效果可谓立竿见影:虽然很多人在内心深处都对文学、音乐、电影、语言学和遗传学等诸多领域中为数众多的无辜者遭受残酷批判和无情挞伐的事情深感痛心,但几乎没有人胆敢公开表示反对,因为“这几乎就等于是自杀”。于是,一方面是各种轰轰烈烈的意识形态运动接连不断,另一方面是公众的无可奈何和表面上的风平浪静。然而,即使“愈益凶残的密探和书报检查、打小报告和恐怖气氛”如同消蚀一切的硫酸,依然没有把人们的理智和精神消蚀完[10]42-43。反而迫使人们不得不“学会善于用词,巧妙地写作,通过旁敲侧击,含沙射影和略而不语等方法在字里行间表达重要的思想。”[10]193从这个角度来看,尽管斯大林时代的文化高压取得了令苏联当局满意的“看得见的”效果,但实际上非但没有解决任何实质性问题,反而导致了自上而下的具有普遍性的面从腹诽之风。

  

二、赫鲁晓夫时代的文化规制

  

   如果说“清洗和镇压”是斯大林模式的基本内容和本质特点[11]360,那么,“批判和压服”就成为了斯大林时代文化规制的固定模式。但如前所述,未得到被规制者内心认同的文化规制,通常是很难真正奏效的。因此,假设文化规制者硬要通过“批判和压服”强求“百分之百的意识形态的纯洁性”目标,结果就是:从表面看,意识形态貌似纯洁,言论观点高度一致;但事实上,告密成风人人自危,社会风气严重败坏。在这种长期高压的大环境下,一旦文化规制出现松动迹象,那么,“反弹”就在所难免。到了斯大林逝世后的1954年,终于出现了第一次大“反弹”。以苏联作家伊里亚•爱伦堡(Llya Ehrenburg)发表的小说《解冻》为标志和象征,“冰封大地”20余载的斯大林体制终于出现了“解冻”的迹象。

   总的来看,在赫鲁晓夫当政的时期,苏共中央领导人关于“解冻”的态度是矛盾的。正如赫鲁晓夫所说,一方面,“我们领导成员包括我自己在内是赞同解冻的”;另一方面,“害怕解冻可能引起洪水泛滥,这将使我们无法控制它并把我们淹死”。因此,对于苏共领导人而言,他们的目标是“引导解冻的发展,以便它只去激发那些有助于巩固社会主义的创造性力量。”[12]138事实上,赫鲁晓夫确实在尽力平衡保守主义和自由主义之间的关系。在他当政期间,虽然苏共中央曾经至少三度拉紧“解冻”的闸门,但“解冻”的时间还是远远超过了“冰冻”的时间。生活在赫鲁晓夫时代的人们也获得了比斯大林时代要多得多的文化自由。一个典型的例子是,1962年12月,赫鲁晓夫在莫斯科参观印象派画展时曾经大发雷霆,当众羞辱了雕塑家恩斯特•涅伊兹维斯特内(Ernst Neizvestny),并批评了参展的其他抽象派画家:“这些人自称为艺术家而创作出这种‘图画’,你简直不懂得是用人手画的,还是用驴尾巴涂的!”[13]173尽管如此,画展依然继续举办,参展艺术家也没有因此而被捕和受罚。在1962年至1963年间,虽然赫鲁晓夫在会见文艺工作者时同他们发生过多次的戏剧性冲突和激烈的争吵,但文艺工作者并未因为同党和国家领导人发生争吵而遭受迫害[14]246。仅此一点,就是进步。这在斯大林时代,根本是无法想象的。

   长期以来,国内很多学者一直认为,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是他为了争权夺位的阴谋,是在苏联搞“修正主义”,甚至认为苏联剧变的源头可以追溯到赫鲁晓夫。然而,根据近年来陆续解密的苏联档案,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所作的反对斯大林个人崇拜的秘密报告实际上并非他的个人行为,而是经过苏共中央委员会主席团事先同意的。苏共中央委员会主席团之所以在主席团成员之间并非毫无争议的情况下通过这一决议,则同当时的社会形势密切相关。

   一方面,从1934年起,斯大林手下党政大员就成为了最经常和最容易遭受恐怖之害的对象。正如曾在克里姆林宫生活多年的莉季娅•沙图诺夫斯卡娅(Lidia Shatunovskaya)所说,无论一个人对党如何忠诚,历史怎样清白,都有朝不保夕之感。大家都像被判了死刑的囚徒,生活在高度恐惧之中,不晓得厄运何时临头[15]51。赫鲁晓夫的改革之所以顺利,部分原因正是因为他的改革能够保证全体高级官员免受恐怖之害。从某种意义上讲,这实际上正是“赫鲁晓夫在1956年苏共二十大上反斯大林的发言中最基本的改革意图。”[16]158

   另一方面,早在1953年,在时任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和内务部长的拉夫连季•贝利亚(Lavrenti Beria)的倡议下,苏共中央就开始谨慎地为一些被镇压的共产党员平反,苏共中央委员会主席团也开始不断收到各种令人震惊的材料。他们接下来必须面对和解决的棘手问题就是,如何处理这些数量惊人的骇人听闻案件[17]?要知道,“成千上万的党员关在监狱达10-15年以上,那里的条件比关押刑事犯的地方还要恶劣。在审查时发现没有一个案件是有根据的。”[18]501显而易见,苏共中央不得不给那些已经和即将从监狱和劳改营归来的大批政治犯一个合理的解释。事实上,斯大林时代留下来的“可怕的血淋淋的创伤”在这时已经成为了上下同心,从而有力推动整个苏联社会“解冻”的极其重要力量。

虽然为数众多的受害者都已被迫害致死,但还在集中营和流放地的幸存者依然不少。自从1953年斯大林逝世后,大约有1000万幸存者陆续获释,回到社会。不仅这些获释者提出了恢复名誉等平反要求,受他们株连而受迫害的亲属也有同样的诉求。这就形成了一个范围上牵涉甚广,关系上错综复杂的具有共同利益的巨大网络。不少幸存者得以重新回到苏联各级党政机关任职,一些人甚至还见到了赫鲁晓夫和米高扬等“悔悟的斯大林主义者”,(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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