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克武:一位“保守的自由主义者”:胡适与《文星》杂志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69 次 更新时间:2016-12-22 11:59: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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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克武 (进入专栏)  

一、前言

   1952 年,萧孟能(1920-2004)、朱婉坚夫妇于台北开设文星书店,1957年 11 月创办《文星》杂志,不久此刊即畅销一时,广受青年学子之欢迎;后于 1965 年因“为匪宣传”而被查禁,至 1968 年文星书店亦走入历史。

   在 1960 年代《文星》杂志对台湾思想界产生过重要的影响。该刊虽在“发刊词”中标榜为一文学、生活与艺术性质的刊物,然其主旨在宣扬自由理念,它的历史命运因而与台湾自由思想的发展息息相关,成为考察戒严时期台湾自由主义发展的重要文献依据。《文星》杂志最重要的成就在于它实现了其办刊之宗旨,通过介绍西方的文学、艺术和科学,为党国体制下的青年学生与知识分子提供新知源泉,让人们对自由、开放的理想社会产生了更强烈的期许。该杂志无论是前期所采取的迂回温和倾向,或是后期较激烈的冲撞体制之作为,都表现出敢于争取自由,捍卫宪法所赋予权利之精神。它所掀起的新文学、新艺术与其带动的新思潮,都朝向一个自由、开放的民主社会。他们真诚地希望戒严之下的中华民国能成为名符其实的“自由中国”。虽然也有人认为《文星》杂志与《自由中国》类似,其影响只限于少数知识阶层,未能将“外省”自由主义者与本土知识分子结合在一起,更遑论深入社会底层,然而当 1960 年《自由中国》被查禁之后,《文星》杂志扛起了继续宣传自由思想的大旗,从思想批判与制度建言等方面持续对抗党国体制中不合理的部份。此后,至 1970 年代《大学杂志》及其他“党外”杂志相继涌现,一波接一波地在台湾发扬自由民主精神,终能在 1980 年代开花结果,促成台湾由党国体制向自由民主之转型。1979 年由康宁祥(1938-)任发行人的八十年代出版社曾出版了《自由中国选集》一书(共四册),介绍《自由中国》中对地方自治与选举、司法独立、言论自由、反对党问题等议题的看法。该书编者在序文中指出:“四十六年十一月,台北创刊了一份『不按牌理出牌』的《文星》杂志……在《自由中国》停刊后逐渐成为台北文化圈的重要刊物,在六十年代掀起一阵风浪,成为五十年代《自由中国》时期与七十年代因应保钓而起的知识分子政治改革运动的一个过渡”。这是一个非常准确的历史论断,也显示出从《自由中国》到《文星》杂志的思想遗产与「党外」反对运动之间的密切关系。由此可见,台湾社会今日能享有自由民主的累累果实,《文星》杂志扮演接续《自由中国》并开启后续「党外」运动发展的重要角色。

   《文星》杂志在传播自由思想之时,与当时公认自由主义的思想大家胡适(1891-1962)之间有非常微妙的关系。过去少有学者注意到此一课题。一般研究《文星》杂志的作品多关注李敖(1935-)与中西文化论战,而少有人省察胡适与《文星》杂志的互动  。这一方面是因为胡适在《文星》杂志中以他的名义所发表的文章只有七、八篇(此一情况与《自由中国》阶段积极撰文有所不同),另一方面则由于胡适 1962 年初即过世,没有参与他与李敖等人所引发的中西文化论战。

   本文的主旨在于分析胡适与《文星》杂志之关系,以此彰显文星编辑群在戒严体制之下,如何汲取思想资源来追求理想、突破禁忌,又遭遇到哪些困境。笔者首先将厘清 1950、60 年代台湾知识分子的“思想动员”,并描述胡适与《自由中国》之关系,作为讨论之背景。其次利用中央研究院胡适纪念馆所藏的胡适与文星杂志社往来信函,厘清胡适对《文星》杂志之态度。再其次则分析该杂志之中所刊登与胡适相关的作品;此一部份将特别讨论:胡适所撰写的〈科学发展所需要的社会改革〉及其争议;1962 年一月以胡适为封面的专号、李敖在该专号所写的〈播种者胡适〉一文;1962 年三月出版的「追思胡适之先生专号」等文章,并分析其影响,以及此一思想传承在形塑台湾当代文化上所扮演的角色。

   对于《文星》杂志与胡适互动之分析,可以让我们了解:

   一、胡适晚年的思想动向,用李敖的话来说,他是一个「保守的自由主义者」;

   二、戒严时期自由知识分子的处境、知识分子与政治权威之关系。对上述这些议题的了解可以帮助我们认识到亨亭顿(SamuelP. Huntington)所说的「第三波 ─ 20 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在具体的历史情境中是如何推展的 。

  

二、戒严体制下知识分子的思想动员:

《自由中国》、《文星》杂志与1950-60 年代的台湾

   1949 年共产革命的成功象征着二十世纪中国自由主义发展的一大挫败,国民党政权在战败之后退居台湾,跟随着蒋氏赴台者在思想上大致包括三大类:一是国民党员与其他三民主义信仰者,二是自由主义者,三是新儒家思想的支持者,这三者或有所重迭,然其共同信念即是反共。迁台之后蒋介石痛定思痛,在台湾建立更严密的党国体制,企图反攻大陆。1949年之后,在国际冷战的格局之下,在台湾的中华民国属于美国为首之自由、民主阵营,号称「自由中国」,以此对抗共产政权,然自由主义思潮一直受到党国体制的压制与官方意识型态的批判,而在夹缝之中发展,人民的权利受到诸多禁锢 。难怪殷海光(1919-1969)在 1965年撰写《中国文化的展望》时要感叹地说:「中国的自由主义者先天不足,后天失调」。至于新儒家的支持者(唐君毅、钱穆、徐复观等人),则多是蛰居于大学教书,并利用香港为英国殖民地的关系,创办诸如新亚书院与《民主评论》等杂志,反思中共在中国大陆之胜利,宣扬反共思想与针砭台湾时政,并主张儒家思想与自由民主之接轨。然而自由主义者与新儒家等两个阵营所做的努力,只得到一部份的成果。由于受到诸多思想与非思想因素的影响,1960 年代台湾自由主义在思想论域与政治实践之中屡遭挫败,《自由中国》与《文星》杂志先后遭到查禁,可见在戒严体制之下要突破禁忌十分困难。其后随着经济起飞、政治安定与传播媒体的蓬勃发展,1980 年代以来台湾自由主义与民主政治有较大的进展,政治、经济与思想三种市场逐渐成型,民主体制才渐趋成熟。

   自 1987 年解严到 1996 年总统直选,其后政党轮替,台湾自由主义与民主政治在二十余年之间有较充分的发展。这一个中国历史上首次民主政治的出现不但因为社会与经济上的因素(如经济发展、中产阶级的出现、国民所得的提高等)、执政者的开明作风、反对运动者前仆后继的努力,也牵涉到文化因素如自由思想的传播,或有些学者所谓的「思想上的动员」(intellectual mobilization)。「思想上的动员」意指社会中的价值取向逐渐地被原来具有无力感的知识分子所改变,周德伟(1902-1986)称之为「笔杆的势力」 。就台湾的民主化来说,其中特别重要的是 1950 年代后期至60 年代后期台湾自由主义思想传播,使自由民主成为台湾人坚信的普世价值,此一发展对日后台湾从威权统治到民主政治的转型有重要的贡献。

   讨论 1950 年代之后台湾自由主义的发展,必须从《自由中国》谈起。

   1950-60 年代在台湾以胡适、雷震(1897-1979)、殷海光等人的「自由中国杂志社」为中心,结合本土的反对运动,讨论宪政改革、反对党、地方自治等议题,自由理念在思想界得以传播,至 1960 年《自由中国》因雷震案被迫停刊 。此后自由思想的宣扬由《文星》杂志来接棒。

   在厘清胡适与《文星》杂志的关系之前,我们须要了解胡适在 1949年前后的变化,以及胡适与蒋介石(1887-1975)和《自由中国》的关系 。1948 年底,胡适在蒋介石的协助之下,匆匆离开北平,其后转赴美国,在美国东岸住了九年(1949-1958)。在 1949 年前后,胡适一直给予蒋介石「道义的支持」,而且心系台湾 。1949 年 8 月 5 日美国政府公布《中美关系白皮书》(United States Relation with China with Special Referenceto thePeriod 1944-1949),次日中国驻美大使顾维钧(1888-1985)送了一本给胡适。胡适在超过千页的白皮书上留下详细的批注。他提到该书所论「大致公允」、「大致不差」,然美国人「忽略了八年抗战中中共的扩大」,不了解「共产党的本质与阴谋」 18 。后来他撰写《斯大林策略下的中国》并影响到蒋介石的《苏俄在中国》一书,两者均是针对「白皮书」的观点提出辩解 。

   其实,反省 1949 年的重大变化是当时知识分子共同的议题。1949 年11 月由雷震主导的《自由中国》创刊,第一期由旅居美国胡适撰写〈「自由中国」的宗旨〉列于篇首,他又挂名「发行人」。不过此事未经胡适认可,胡适得知之后,有些不悦,他在写给雷震的信中表示:「我最不高兴的是你用我的姓名为『发行人』。这是作伪,不是发起一个救国运动的好榜样。我想请你老兄考虑,另请一人为发行人」 。1951 年 8 月,胡适又因〈政府不可诱民入罪〉一文引发军事机关的关注,「正式辞去『发行人』的衔名」  。尽管如此,《自由中国》杂志社仍坚持要求胡适担任此职。这是因为雷震等人认为以胡适为招牌,可以有「挡箭牌」、「保护伞」的效果 。他们在写给胡适的信中表示:「中国现阶段的民主自由运动— 即仅就争取言论自由这一点来看,非由您积极领导不可」。从 1949-1953年之间,胡适在该刊发表约十篇文章,对《自由中国》表达支持之意。

   1952 年 12 月,胡适在〈《自由中国》杂志三周年纪念会上致词〉又坦承感到「惭愧」,期望由实际负责的朋友(指雷震)担任发行人。至 1953 年初,《自由中国》发行人才改为以雷震为首的编辑委员会(胡适列名委员)。

   然而雷震仍表示:「本刊在名义上虽已变更了发行人,在精神上仍是 先生主持的」 。胡适多次辞去发行人之职,似乎显示他虽愿意支持自由民主运动延续宪政法统、争取言论自由与学术独立,然不愿意担当碰撞权威的「龙头」,也不希望蒋介石感到有「颠覆政府」的威胁 。

   即使在卸去发行人的职务之后,胡适仍支持《自由中国》,1953-60 年间在该刊发表了二十多篇文章,也曾捐款赞助 。胡适在这些文章中表达出对时局的分析与批判。其中如 1955 年的〈「宁鸣而死,不默而生」〉(《自由中国》卷 12 期 7)表现出直言敢谏的精神;1956 年底的〈述艾森豪威尔总统的两个小故事给蒋总统祝寿〉(刊《自由中国》卷 15 期 9「祝寿专号」)亦表现出对蒋的批判。此外在 1959-60 年,他也明白表示反对蒋介石三度连任总统  。

   1957 年底在《文星》创刊之时,胡适也面临了一个人生的转折。胡适在仔细考虑之后,决定接受蒋介石之任命担任中央研究院院长,并于 1958年四月自美国返台就职。这涉及1949 年至 1956 年之间胡适与蒋介石间在思想上交往,以及蒋对胡的经济资助 。此一角色或许使他与反对威权统治之自由主义运动刻意地保持一定之距离。这样的谨慎态度与傅正(1927-1991)等《自由中国》核心份子在 1958 年时对胡适的观察是一致的。傅正认为胡适不肯「冒这种风险」来组反对党、「不足以寄托担当扭转大局的希望」。傅正写下他与友人的共同看法:「胡博士要在学术上有甚么惊人的成就恐怕很难。而要想胡博士在政治上领导反对党则更难」。

殷海光也出于相同的原因,对胡适有所不满,他说「早年的胡适确有些光辉,(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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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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